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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召开在即,经济刺激政策进退和“4万亿”效果再成关注热点,我们期待代表委员们认真讨论、评估,推动政策优化.如果刺激政策该退则应尽早退出,如果暂时难退,则须有明确解释及后续安排.
本轮刺激政策由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组成.从春节前一个月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看,货币政策逐步趋紧似已成定局,如果考虑到美联储2月18日突然宣布提高贴现率的举动,全球性的政策退出大幕也透出开启端倪.那么与此相对应,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应当走向何方
随着通胀压力攀升,以及“4万亿”刺激计划的缺憾日益显现,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仅靠货币政策有所收紧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调整.倘若是“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组合,不仅可能贻误调控的时机,也很难实施.
从根源上说,此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本就发端于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按照和地方1∶1比例推出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不少地方政府自身财力难以支撑,财力蹇蹙的地方除了求助于“银信合作”等有较大风险的融资工具,别无良方.那些此前囿于发债权限束缚的地方政府,借此大规模举债搞建设,以拯救和被拯救的名义纷纷推出地方版刺激计划,天量信贷遂成燎原之势.
随着各种大型基建项目的密集推出,上下游市场亦被启动,社会资金渐呈跟进之势,形成大规模的非生产性基建依附型投资,在去年“保八”任务完成的同时,也累积了一定通胀压力,公众通胀预期急速上升.
欲有效管理通胀预期,仅靠货币政策调整显然不够,而须从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入手,方能奏釜底抽薪之功.
对此学界尚无统一认识,不同层面决策者和企业界人士意见也不尽一致,犹豫观望者不少,争议时有所闻(详见本期“特别报道”:“激辩政策退出”).归纳来看,担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经济二次探底之忧和已开工项目烂尾之虞.
对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恰恰令“4万亿”刺激计划功效陷入自我证伪之境:如此剂量的刺激尚不足以保证经济在“V”型反转后平稳运行,足见并非药越猛越好,一味加大剂量或重复使用并非明智之举.
说到底,“4万亿”刺激计划是冀图以国内财政风险的掉期来对冲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亦即以未来可能的财政风险来置换已发生的金融危机.一旦扩张型财政势竭力穷而功效未及腠理,驾驭财政金融形势的政策难度就会加大,不可不审慎对待.
担心项目“烂尾”则显示出政策落实的道德风险:只要是已开工项目,便无资金匮乏之虞,而只有尽快开工,才能赶在这多年难遇的“盛宴”结束之前抢得一杯羹.
前者加剧了预算软约束风险,后者则助推了地方政府抢搭“4万亿”便车的热情.前不久各地“”竞相推出上万亿年度投资计划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各省市自治区加总起来超过30万亿的投资规模,令人心生惕厉.
在天量信贷之外,支撑这一投资“雄心”的还有超GDP增幅的巨额税收增长,以及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各种非税收入.
财政源于税收,但税收过度绝非好事.萧条时期的高额税收显然是一招坏棋.在与民争利的同时,高税收还因挤占原本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极大降低了民间投资意愿,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陷入扩张型财政――高税收――民间低投资率――加大扩张型财政力度的怪圈.这反过来又使得诸如增值税转型等旨在减轻企业税负的方案裹足不前,调结构的战略意图难以实现.各地区土地财政则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提前透支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从而有可能影响到“以城市化促内需”的经济方略.
更进一步,去年近10万亿新增信贷以及国企成为此轮投资生力军,是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此前十年国有商业银行和国企改革成果是否会令剥离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减员增效”“放水养鱼”等艰苦努力再打折扣
更令人担心的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释放出的信号是否会引发一些人误读决策初衷:市场靠不住,欧美模式不足为训,政府能对经济运行强势介入反而是我们的优势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承平时日以“修理”市场为能事,危难时节又以取代市场为己任,那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容易被极端论者所否定.
正如周其仁等学者所提醒的,如果刺激政策迟早要退出,早日择机退出更显明智.在货币政策不得不有所收紧的情况下,驾驭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度势必加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灵活调整及至适时有序退出,将考验我们的大视野和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