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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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本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关键阶段.目前我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主要面临财政赤字、银行风险以及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等三大约束.如果在此情形下贸然进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则会恶化财政赤字、加剧银行风险和需求不足,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消除上述约束,夯实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稳健地推进我国人民币存贷款改革.

[关 键 词 ]利率市场化,金融危机,制度障碍

[中图分类号] F82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6-0055-04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我国资本账户渐次开放的制度基础研究》(2006BJL009)的研究成果.利率市场化即为利率自由化,当一国利率水平及其结构主要由市场供求以及经济活动中的风险程度、通货膨胀程度、经济性质等市场因素共同决定确定时,即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其水平的高低反映出资金稀缺程度,通过利率水平的变动可以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的调控,利率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政策之一.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利率政策宏观调控作用,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权,简化贷款利率种类,积极探索稳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历程

自1979年4月至今,中国政府已经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对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进行了22次的调整,其中15次调整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在1996年之后,中国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同年6月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实现同业拆借利率的市场化,同时试行了部分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招投标制,并于1999年9月成功地实施了国债银行间债券市场招标发行,实现了国债利率的市场化.1997年6月,正式启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放开了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实现了银行间债券利率的市场化.1998年3月改革再贴现利率及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放开了贴现和转贴现利率,实现了贴现和转贴现利率的市场化,同年9月又放开了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市场化发行利率.1998年10月和1999年9月,银行两次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7月,银行放开外资银行人民币借款利率,同年10月又进一步放开了保险公司5年以上、3000万元以上的存款利率,随后又对股票质押融资及其利率的确定在原则上放松了管制.2000年9月21日,放开了外币存贷款市场,实现了外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2002年初,在八个县农村信用社进行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由50%扩大到100%,存款利率最高可上浮50%,同年9月份,进一步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试点范围及其利率浮动幅度,并统一中外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简化了贷款利率种类,取消了大部分优惠贷款利率,完善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体系.2004年10月29日起,允许贷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2007年1月1日我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的建立.在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中国资本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价格已逐步地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实现了利率市场化.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与改革之初相比已经有了明显提高,已初步实现货币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攻坚阶段――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

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面临的制度障碍

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绝非一蹴而就之事,而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其他改革措施与之相配套[1].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初期,必然会出现利率水平的升高,甚至是利率的骤然上升,从而会加重银行风险,如果此时宏观不稳定,必将导致商业银行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自由化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目前最为重要的、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为利率自由化创造良好的宏微观基础,以最小的代价成功而有序地实现中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而不是该不该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问题.麦金农指出,为了确保非通胀型的金融均衡,政府不能、也不该同时实现所有市场化措施[2],利率市场化同样存在着一个“最优”次序问题,利率市场化的成功实施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宏微观基础.就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条件尚未成熟,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宏微观方面约束,必须消除或削弱这些约束,将其潜在的制度风险和市场风险尽可能地化解或降低.具体而言,中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约束:

一是财政赤字的制约.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GD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由1978年的31.2%已降至2006年的18.19%,虽然财政支出占GNP也呈现同样趋势,但是其占比通常大于财政收入占比(见图1).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赤字也呈现逐年扩大之态势,财政赤字由1986年的 -82.9亿元快速增至2006年的-2162.53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9.06亿元.尤其是1997年以后,为了拉动经济,中国财政赤字增加尤为迅猛,到2002年达到历史新高,财政赤字达到3149.51,占GNP的比重2.65,接近公认警戒线3%(见图2).

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高速攀升之际,如果我们贸然实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可能产生何种后果如何,可以从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家利率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如阿根廷,在1977至1978年对资本项目进行自由化改革,取消最高利率管制,年均实际利率由1982年的5.1%上升至1980年的31.2%,1981至1983年通胀率平均每年以250%的速度上升,1982年被迫停止市场开放措施,对存款利率进行了管制,1987年再度实施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措施,而1990年的通胀率高达2314%.再看智利,则是在对财政保持适度控制的基础上实施宏观经济稳定和自由化进程,1974年初取消了最高利率规定,并在次年放松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通胀率由1973年底的600%降至1976年的170%,再降至1981年10%以下,随后再度上升,比索实际存款月利率由1976年的8.6%上升至1982年22.4%[2].

麦金农认为,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南锥体三国(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之所以导致银行恐慌、倒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产出下降,其关键原因是在于这些国家未能恰当地实施足够的内部财政控制和货币控制,以确保干预主义政策安全的退出.故而麦金农认为,财政控制应优先于金融自由化,政府只有具有广泛的税收基础,才能筹措到足够的财政收入,才不至于被迫过度地发行国内基础货币(而增加通货膨胀税收入)和依靠银行体系直接提供货币(而增加存款准备税收入)以弥补财政赤字,才可能消灭财政赤字和维持价格稳定[2][3].因为高的通货膨胀以及价格的不稳定,则会使得事后实现的实际利率变得难以确定,诱发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进而导致银行恐慌与危机,因此,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由此可知,中国若在如此财政收支背景之下全面实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必将难以避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贸然的利率市场化只会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二是银行风险的制约.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政策使得存贷款利率水平低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利率水平,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的回升也就成为必然.如果再伴随宏观经济与价格水平极不稳定,利率市场化必将诱发异常的高利率.因为伴随着通胀率和名义利率的上升,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利率将会变得难以确定.在事后实现的实际利率不确定情况下,银行为了吸引存款必然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名义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加剧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的道德风险倾向,由此则会进一步加剧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博弈的最终结果则是名义存款利率严重偏高.名义存款利率的提高以及价格不稳定都将激发银行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将会产生三种不利后果:①高的贷款利率将会使得那些稳健经营者难以得到贷款,而那些偏好高风险投资者则成为银行的借款者,从而降低银行申请贷款者的整体平均质量,②高的名利贷款利率将会激发获得银行贷款的借款人从事高风险项目投资,加剧了银行借款者道德风险,③即使借款人者不存在道德风险,高的名义贷款利率也使得银行借款者的拖欠与破产的可能性加大.由此可见,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条件下实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异常高的名义利率必将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国家的银企的“双重过度负债”演变为企业债务危机和银行信用危机[4][5].

此外,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间的竞争也趋于激烈,价格竞争必然成为银行间竞争最为常规的竞争手段,激烈的价格竞争使得银行存贷利差缩小,盈利空间受挤,必将加剧银行与金融的不定性[4].据统计,在美国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期,倒闭的银行就达到每年两位数,1985年开始达到3位数,1987年～1991年平均每年达到200家,最高一年达到250家[4].而中国现阶段银行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资本充足率普遍不足、资本收益率低下、不良资产率严重偏高以及治理结构不科学等.据中国银监会2003年8月7日公布,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按五级分类,加权平均为26.12%,比前年下降了700多亿元,到2003年6月末,境内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合计 2.54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19.6%.由此可知,在如此情形之下进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使原本潜在的银企信用风险显现化以及国有银行的“委托代理”问题更加突出,再加之利率市场化可能引发的异常高的通胀率和与名义利率,都势必会加剧银行风险和金融不稳定,引发严重的银行危机及金融危机.

目前我国银行业除了不良资产比重相对较高、信用风险过于集中于银行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过度依赖于存贷利差.利率市场化之后,伴随着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存贷利差空间将会被大大削弱,银行盈利能力与竞争力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削弱,由此必将加剧我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可见,如何拓展我国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增加其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也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是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股票与企业债券)仍不发达,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都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及个人对银行信用的依赖度都比较高,并且中国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信用需求又一直都比较旺盛,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低下.据统计,1999年,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筹资总额占金融机构贷款增加总额的8.7%,2000年,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筹资总额占金融机构贷款增加总额的25%.因此,若是在财政赤字没有得到适度控制情形之下进行全方位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其所引致的高膨胀率和高名义利率必将对中国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不可轻估的消极影响.首先,高名义利率一方面会诱发更为严重的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降低了稳健投资企业的信用可获得性,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借款企业过度涉足于高风险性的投资动机,加重了企业的道德风险,恶化银企信用关系,诱发银企信用危机,降低企业的信用可获得性,企业有效投资需求缩减也就不可避免,其次,高通胀率和高名义利率不仅加重了企业债务的利息负担和投资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的有效投资需求下降和实际投资规模的相对缩减.可见,利率市场化初期则必将导致投资需求和投资规模的严重减少,那种认为利率市场化不会缩减投资规模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同样,利率市场化所引致的高通胀率和高名义利率也会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高通胀率不仅使得等量消费支出的消费规模相对缩减,同时还将加剧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目前的住房制度、教育体制以及就业、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的改革又使得居民未来支出同样呈现较强的不确定,而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强必然加剧居民的悲观预期和预防性储蓄心理,消费需求必然有所下降[5].由此可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将会加剧当前经济紧缩态势.

三、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尚存在着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和内控机制不健全、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众多的约束,利率市场化所需的宏微观条件都没有成熟.但WTO的成功加入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已经成为必然,本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已不容选择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践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所走过的道路,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经济金融稳定以及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系,必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夯实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切实有效地推进存贷款利市场化改革进程.为此,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一是要切实地精简政府机构,缩减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二是要加速税制改革,扩大税收基础,重新确定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建设债券,切实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三是提高税收人员素质,加大执法力度,严惩逃税、漏税、避税等违法行为,提高应征税收的征收率.

第二,大力降低潜在的银行风险.一是要加快国有银行的产权股份制改造,加速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整理结构和内控机制的建设,二是要对国有银行制度性的或政策性的不良资产实行“二次”剥离,降低不良资产比率,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减轻国有银行的负担,弱化与消除国有银行的财政职能,三是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对违规、不达标的银行应加大整治力度,限期整改,依靠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抑制银行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第三,实施制度创新,拓展企业融资渠道.一要改革现行公司上市制度,将核准制改为登记注册制,减少审核与监管机构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寻租行为,规范公司上市行为,二是要强化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上市公司的道德风险,保护众多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利,三是积极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和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建立多方位、多渠道的企业融资体系,彻底改变当前银行风险过于集中状态.

第四,合理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依法保护广大储户的合法利益.一是要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悲观预期心理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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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纳德•,I•,麦金农a.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1997:5-60.

[3]罗纳德•,I•,麦金农b.经济市场化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0-118.

[4]McKinnon R. and Pill, H. Credit.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Capital Flows: 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 [A]In T. Ito and A.Krueger, Ed..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C].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7-50.

[5]McKinnon R. and Pill. H.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 Are EastAsian Economies Different [A].In R. Glick ed. Ed, ManagingCapital Flows and Exchange Rat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PacificBasi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322-355.

Analysis o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ation of RMB Deposit and Loan Interest Rates

Wang Guoso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China’s interest rate market-oriented reformation of RMB deposit and loan has reached the key phase. At present, the interest rate market-oriented reformation of RMB deposit and loan is confronted with three restrains of fiscal deficit, banking risks and inadequate demands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such cases, to hastily carry out the interest rate market-oriented reformation of RMB deposit and loan will aggrate fiscal deficit, banking risks, inadequate demands, and even triggers financial cri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above-mentioned restrains, enforce economical base needed by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and steadily promote interest rate market-oriented reformation of RMB deposit and loan.

Key words: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s, financial crisis,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责任编辑:张丹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