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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来源于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惰性效应”对中国财政收支体制与财政收支政策的诸多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财政收支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仅我国与地方财政关系明显恶化,而且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集中,“国”现象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较大制约.因此,应及时对个人、企业进行实质性减税．积极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及领域,增加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进一步规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利与义务,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荷兰病；体制惰性效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1-0045-05
一、“荷兰病”与中国式“荷兰病”理论简述
20世纪50年代末,荷兰在其海岸沿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并大规模开发,从而使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这就是国际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
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性和代表性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Resource Movement Effect),从而产生其它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Non-Traded Goods)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升值”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决策层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提出了有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即“体制惰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Sachs and Warner(1995)通过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嘲.徐康宁、王剑(2006)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从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2001年11月,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崭新时期,即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笔者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大发现和大开发一样,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荷兰病”.由于这种“荷兰病”与传统意义上的“荷兰病”产生原因不同,为了区别,以下称之为“中国式荷兰病”.
按照传统“荷兰病”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至少可以通过传统的“支出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并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龚秀国(2008)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人世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探讨了这种空前繁荣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龚秀国(2009)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发现我国传统农业在人世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出现了农业逐步萎缩以及农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最近,龚秀国、邓菊秋(2009)从实证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仅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而且我国就业增长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财政收支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而在当前全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甚至涉及到我国国家信誉与国际经济地位.因此,基于实证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深入细致地探讨人世以来中国财政收支体制在“中国式荷兰病”作用下的具体反应,特别是我国财政收入格局和财政收支政策所受之影响及其演变态势,已成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一个崭新思路,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明显.
二、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影响分析
在人世后由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带动的经济繁荣面前,政府部门基于传统势力或者既得利益的“体制惰性效应”将十分突出,从而使我国财政收支格局以及财政政策展现出程度不同的不愿改革或改革不到位甚至抵触改革的特征及发展态势.
首先,在人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持续繁荣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快速增长,这在改善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的同时,却使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转移,“国”现象突出,并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自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在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面前,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以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双双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持续繁荣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人世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除2002年略低于财政支出之外,其余年份均超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财政收支赤字从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持续、稳定地下降,到2006年我国财政赤字已不足GDP的1％,到2007年我国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参见表1).也就是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观,为我国逐步淡出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人世后我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目前已由2001年的不足15％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20.6％,增加近6个百分点(参见表1).这表明不仅我国正在不断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我国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正在加速地向我国政府等公共部门集中 和转移,即所谓的“国”现象.此外,我国“国”现象还反映在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巨大贡献上.事实上,人世后的前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从2002年的6.9％稳步提高至2005年的7.3％,在2006年起征点由过去的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之后,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略为下降但一直停留在7％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比重除人世前2年有所下降之外,自2003年就一直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2007年可能因人民币快速升值而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人世以来我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比重快速上升的势头也十分明显(参见表2).
由于人世以来我国税收收入或者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也在稳步上升(参见表1),所以我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占GDP的份额也自然会更加快速地上升；换句话说,人世后我国政府通过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占有的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国GDP或者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向现代的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顺利过渡,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人世后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状况既是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以及中国式荷兰病的真实反映,又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中国式荷兰病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在2002～2004年,我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总额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由6.5％急剧上升至14.4％,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重大改革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才开始有所下降,尽管2007年因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加快而下降较大,但仍高达12.4％(参见表2).换句话说,我国人世后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并没有致力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外需型向内需型的转变.
其次,人世以来,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以及现行财政税收体制使政府的财政盈余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幅度上涨,其最终结果就是政府的方针政策可能在地方政府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而地方政府也可能进一步滋生我行我素、阳奉阴违的道德风险.
事实上,随着2001年人世后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我国财政收支状况从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财政和地方财政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我国急剧增长的财政收入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52％以上的份额,而地方财政收入始终不足一半,最多不超过48％的份额；另一方面.在我国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中,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的30.7％一直稳步下降,到2007年仅23％,下降超过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69.3％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77％(参见表3).
更进一步的说,在人世后我国财政收支状况逐步改善的大背景下,财政因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以及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不断减少,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财政盈余；与此相反,地方财政因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较小比重以及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不断增加,显而易见地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
特别地,自2001年人世以来,财政盈余与地方财政赤字相比的倍数,从2001年的0.53倍迅速、稳步地上升至2007年的1．10倍(参见表3),6年间翻了一番.说明在2001～2007年间,财政盈余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地方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在2001年仅相当于地方财政赤字一半的财政盈余在2007年完全超过了当年的地方财政赤字.
政府的财政盈余实际上是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最终用以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的,但是这种财政收支分配格局势必会恶化我国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地方政府既可能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而置政府的方针政策于不顾,从而削弱政府方针政策的有效性,又可能出于地方赤字埋单的侥幸心理而不愿意减少或者抑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开支,从而滋生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事实上,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直是我国政府积极倡导的大政方针,可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中却仍然只是一句空话.
第三,人世后,尽管我国财政收支状况从总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在“体制惰性效应”的直接作用和影响下,我国在关系国计民生和长远发展的农业、教育、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总体支出比重仍徘徊不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人世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崛起,我国政府已经具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并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物质条件,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我国政府应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从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在2001年人世后我国年年大幅度增长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我国用于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呈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用于科学技术的比重2002年是5.6％,其后缓慢下降至5.5％,到2007年则迅速降至3.6％；而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比重2002年是12.0％,2003年迅速降至10.8％,其后一直维持这个水平(参见表4).这反映出我国政府支持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力度,随着经济增长反而呈现持续减弱的态势,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和谐社会建设.
与此相反,我国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比重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从2002年的2.9％上升至2007年的4.0％(参见表4).这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维护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在2002～2006年,我国用于农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始终徘徊不前,基本上维持在5.3％、12.7％、0.4％左右的水平上；只是在2007年,用于农业、教育、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比重才分别有1.5、1.8和1.6个百分点的较大升幅(参见表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在“痛定思痛”后对我国农业、教育和环境保护等基础地位的反思与决断.
不过,人世以来,我国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教育、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的总体支出比重仍一直徘徊不前,基本上保持在国家财政支出38％左右的较低水平上,直到2007年才有3.5个百分点的大幅度提升(参见表4).尽管如此,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
三、对改善我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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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支政策的几点建议
不难发现,尽管人世后我国财政收支状况总体 上出现了明显的改观,但我国财政收支格局却没有反映出我国财政收支政策在人世后进行了适时的和充分的调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萎缩严重打击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财政税收体制的导向偏差与弊病已经暴露无遗.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针对人世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的事实,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着手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财政税收体制,以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来防范和减少“中国式荷兰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不利影响,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首先,由于人世后我国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部门集中,“国”现象突出,所以,我国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改革现行税制,并进行实质性减税,真正地“还富于民”,从而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方面,对公司企业实施减税十分必要,这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改造.2008年1月1日我国政府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25％,它降低了我国内资企业过去高达33％～35％的企业所得税,从而使内资企业可以与外资企业在同一个平台竞争.目前,尽管政府着力推行的增值税转型和加大出口退税等结构性减税举措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我国公司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开工不足,所以此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大,笔者认为倒不如下调企业增值税几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切实减少工薪阶层在个人所得税中高达50％的纳税比重,这既有助于我国并不富裕的广大工薪阶层享受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改善他们刚刚解决温饱后的较低生活水平,有利于我国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又有助于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内产品服务的有效需求,减少我国经济对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禀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思想,我国政府应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积极、适时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及领域,力求建立覆盖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切实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政府特别是政府应增加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以及农业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从而为下一个即将到来的繁荣周期打下坚实基础.事实上,迄今为止,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等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直接管理的事务,而政府直接管理并支出的比例极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比如,在2007年以前,政府对环境保护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
最后,为了改善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税收关系,有必要从法律规范上进一步厘清甚至明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权利以及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义务,从而增强我国大政方针从上到下的执行力,减少甚至杜绝地方政府不合理、不合规的开支建设项目以及各种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