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社会公平中的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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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的恰当位置,应该是把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搞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把基础设施――水、电、交通等搞好,把治安搞好,其余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公平和正义建设,社会公平作为民生的一个方面引起了的高度重视.社会不公根源在哪里?如何实现公平?是在财富初次分配中“均贫富”,还是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劫富济贫”?在民众公平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等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以期对社会公平建设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有所解答.

市场经济是脱贫之路

《同舟共进》：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加剧的现象,社会上有两种较为极端的声音：一种是所谓“权贵的傲慢”,漠视社会底层的利益与诉求；另一种是希望采用高压的行政手段拉近贫富差距.对这两种声音,您怎么看?

袁伟时：对社会矛盾采取傲慢的态度,是自私和短视的,妨碍社会公平的矛盾不妥善解决,总有一天会总爆发,严重伤害整个国家,伤害所有的人.虽然承认贫富差距扩大,而想采取“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的办法解决也行不通.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追求平均,带来的却是全民贫困.

严重的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但也不必惊慌失措,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贫富分化问题.关键的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要弄清形成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正确解决问题.

有些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口少、土地多、资源丰富等因素,问题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例如,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由于幅员辽阔,又通过扩张和购买等办法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相当庞大,有很好的条件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只要肯干活就能生存下去.

有台湾学者说,台湾在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像大陆这样严重的贫富差距.其实,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人口只有1000多万,和现在广州的实际人口差不多,解决这么小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会容易得多.北欧一些国家全国不过500万人左右,人口少,资源丰富,有先天的有利条件,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富裕程度不同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贫困.丹麦的残疾人都由政府出钱养起来,派人服侍,还定期带他们去旅游.中国有五千多万残疾人,恐怕100年后都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同舟共进》：中国有13亿人口,贫富差距问题有更复杂的背景因素,解决起来会比不少先行实现现代的国家更吃力一些.

袁伟时：对,所以我们尤其要冷静地对待.比如我们讲现在沿海地区发展比较快,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即地区差距,这就需要注意不同地区购买力水平是不同的,物价水平是有差别的.通俗地讲就是工资高物价也高,工资低物价也低,真正生活水平的差距要全面衡量,简单地对比沿海和西部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不一定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现在的工人人数远远超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体上比那时富裕,但就劳动时间长短、工资的购买力来综合衡量,则与那时的工人差别不大.

《同舟共进》：当时工人的待遇怎样?

袁伟时：1929年,上海男工每月平均工资17.52元,女工10.56元,童工（学徒大致相同）8.16元,水平较高的技术工人甚至可以拿到四五十元.1930年,全国27个城市工人每月工资,除少数例外,几乎都未超过20元,约有半数在15元以下.但当时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要三到四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和工人家庭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在普遍贫困的境况下,一个人做工可以维持几个人的低水平生活.那时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是10小时,有的长达12小时.现在,珠三角许多工厂里,工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的很普遍.不论工资水平还是劳动时间,现在的工人和二三十年代的工人不是差不多吗?永远要铭记的教训是：假如真正为多数人谋利益就不要瞎折腾.

《同舟共进》：历史上的转型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中国又有一些先天的不利条件.那么我们在迈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误呢?

袁伟时：不但有失误,而且是严重的失误.政府没有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放到应有的位置,就是很大的失误.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在补历史的欠账.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我们错失了不少发展的良机,大量的生命、财富和时间,都白白地浪费掉了,否则我们会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时间来好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市场经济是脱贫之路,而不是贫困的根源.中国的幸运,是近二十多年来,同志顺应历史潮流,坚持改革开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功绩是超越前人的：一个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之路已走不通、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毅然将中国带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另一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顶住各种干扰,不在姓资姓社这些问题上纠缠,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利用自己崇高的威望,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贡献主要原因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反左.记得70年代,广东偷渡港澳的风潮很厉害,一些人认为是“阶级斗争”,小平听了汇报后说：他们那里工资高啊.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大实话,但是许多人当时都不敢讲.

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但近些年,有相当多的人没有从改革中受益或者受益不大,甚至利益受损了,社会不公越来越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

袁伟时：现在,为什么明知下井劳动可能送命,还有不少人争先恐后地下井挖煤呢?就是因为太穷,生活太艰苦了.还有一些人“过劳死”,也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说到底还是因为改革没有到位.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所谓“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问题,都是由此而生.政府就像一个“管家婆”,生老病死都要管起来,但在转型的过程中,许多该做的事又没有做,而不该做的事做得太多.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关键.

温家宝总理一再提出,本届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法治政府怎样理解?传统观念认为法治是治老百姓的,而法治本质上首先是要求政府和党严格依法运作.这样的目标,对照今天的现实,差距还很大.

《同舟共进》：有人说过,假设现在给每个人100万,10年之后,也一样有人变成巨富,有人生活小康,有人一贫如洗,因为每个人的禀赋、性格、工作方法和生活态度都不同.面对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政府该如何促进公平的实现?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事,什么是不该做的事?

袁伟时：凡是破除垄断、开放自由的行业,就发展得快,很活跃；凡是垄断、封闭的行业,就死气沉沉,并出现各种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所以,首先要让公民有机会大展身手,自由活动.在很多方面,群众的创造力还很受束缚.例如,任何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都涌现出许多大银行家、大金融家,而中国还没有.我们需要大量的私人银行.现在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金融业,中国人自己办银行为什么反而不行?外国银行进来了,私人企业在本国的银行如果很难贷款,就可以去找外国银行了.为什么本国的银行,不能支持本国的私营企业?

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的恰当位置,应该是把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搞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把基础设施――水、电、交通等搞好,把治安搞好,其余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界限,中国不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我国人口众多,整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福利的度要把握好,不能让福利的包袱拖累经济发展.

政府要成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找准了这个定位,还需要群众通过传媒、人代会、政协等途径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中国的改革需要政治家的思维,用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考虑社会发展.是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主要标志之一是能不能主动为公民监督政府创造条件.

《同舟共进》：群众监督政府的渠道还不太通畅.

袁伟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归根到底是政府管理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但是政府职能转变仍困难重重,根子就在于缺乏监督.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要认真审查财政支出.人大、政协每年开会的时间有限,平时要靠媒体监督.

现在我们讲教育、医疗等投入不足,但是很多不该投入的事情却投入了,假如政府机关的接待费用能压缩下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现在广州的外来工有几百万,外来工子女上学问题的解决需要增加几亿投资,有人表示拿不出来这笔钱,但我相信如果政府压缩了不必要的开支是可以解决的.

广州黄埔区打算投资一亿多元在黄埔军校旁边建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很不舒服.辛亥革命的第一是在武昌打响的,革命之后多少年,才有黄埔军校.这一类的纪念馆实在是太多了,有必要再搞一个吗?这一亿多元如果投入到教育中去就好了.类似的事,各个地方都有.

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直接介入经济生活,干部考核机制唯GDP,财政、税收、就业的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采取了许多不正常的做法.像目前反映比较强烈的土地问题,有些是地方政府想多弄点钱,更严重的是结牟取私利.如果将土地交易的全部资料公开,摊在阳光之下,失地农民到底应该得到多少补偿讲得清清楚楚,让大家来监督,绝不至于酿成件,社会也会安定.

《同舟共进》：“电厂抄表工年薪十万”、“高速公路收费员月薪八千”,某地通信公司被各种关系塞进去的人太多,最后只能星期一三五你上班,二四六我上班等群众对垄断行业的垄断福利意见很大,这也是当前社会不公的焦点问题.该怎样解决?

袁伟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垄断必生腐败.解决问题也依然要靠监督.人大要硬起来,舆论监督也要硬起来,政协要发挥更大作用.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是要坚决支持揭露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