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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华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给香港各阶层大派“糖果”,大陆亦有声音呼吁进行“社会分红”,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最大手笔的“派糖”行动
2月24日,香港逐渐回暖的温度又回落至摄氏14度.在新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最后这个周日,香港约10个组织逾200多人,联合8名立法会议员,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至政府总部递交信.
游行团体向财政司长提出“十大诉求”,首要要求增加生果金(高龄津贴)至1000港元.
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除了生果金,政府应该增加经常开支150亿港元,尤其投放在医疗和教育项目上,反对只作一次过的宽减措施.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认为,预算案除了辅助弱势,也需向中产“派糖”,包括退税和回复个人免税额至02/03年水平,即将个人人息免税额提升至10.8万,并宽免差饷(物业税),上限5000港元.
同一天,中产联盟也发起10多辆私家车,由大围慢驶至政府总部,希望政府将五分之一盈余照顾中产.
三天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
报告显示,2007年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由3693亿港元相应增加至4849亿港元,综合盈余达到1156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7.2％,是历来最高的综合盈余.
顺应民众呼吁,港府提出了一系列税务减免计划：
首先,香港纳税人在明年年初上缴2007至2008年度税款时可获得75％的退税,上限为2.5万港元.香港和美英一样实行先交税年底报税,每个月按当前税率交临时税,到年底各种收入汇总起来计算实际该交的年终税额,这个过程即个人申报.因为工资税、财产税、利润税都是分开报的,总税率必然降低,再加上抚养老人,房屋贷款,公益捐赠,投资失败等等各种消耗可以从纳税收入中扣除,几乎所有纳税人都可以在年终报税时得到退税.港府这次因财政盈余而退税,即是在个人年终报税基础上返还75％的年终税额.
其次,边际税率将保持不变,税阶将从3.5万港元增至4万港元.基本免税额将从10.5万港元增至10.8万港元.此外,香港政府还将拨出300亿港元用于社会福利、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府支出等
预算案对各阶层大派“糖果”,令政府减少300多亿元收入,额外支出400多亿元,多项减税措施令明年财政转盈为亏,综合赤字预料有75亿元,是港府历来最大手笔的“派糖”行动.
财爷派糖史
回归十一年,香港经济由大跌再到大起,先后历经四任财政司司长的港人,对于政府“派糖”早已不觉陌生.
1999年3月2日,被曾荫权誉为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难度最高”的财政预算案而世.当时,特区政府面临214亿元赤字,经济增长一度跌至负6.99％的状况.
不过,在这样的情景下,港府依然推出“利民纾网”措施如退税、提高免税额、减差饷等,令全港170万纳税人及公司均能受惠,总额达85亿港元,其中66万纳税人可获退还500港元或以下.此外,政府以半价征收未来7月至9月的差饷,减轻240万业主的差饷负担.
此次财政预算案在体恤民困上受到很大的好评.根据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认为曾荫权担任财政司司长称职的,共有超过六成被访者,其中五成认为他是一位体恤民情的政府官员.有议员更称赞说,新财政预算案犹如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扫尽了冬意”.
当晚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八成六受访的市民认为,未来一至两个月特区政府的表现会转好,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指数则由78.9分上升至99.2分.
2002年,港府综合财政赤字超过600亿,香港连续数年步入通缩.当时新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他的首份财政预算案曾花60多亿“派糖”,如减免差饷至最高五千元,免水费、排污费及商业登记费等.
不过,梁锦松的这次“派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3年,香港财政赤字高达700亿港元,加上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及泡沫经济爆破,由房地产活动直接和间接所得的收入大幅减少,香港已连续数年步入通缩,失业率亦上升至超过7％.2003年的SARS一疫,令香港经济进一步跌至谷底,楼市及股市均是大跌.
2003年4月,SARS肆虐期间,港府出台了118亿港元的纾缓民困措施,把退税支票直接交到纳税人手上.
两次派糖,梁锦松却没有尝到甜头.因在首份预算案中提出公务员减薪,外界指责他只得一招节流措施,称他为“梁一招”.他曾以《狮子山下》的歌词,呼吁市民同舟共济,但部分人并不认同.第二年,他又大幅加税及征税,被轰大派“泻药”,有人戏称他为“万税爷”,五成市民不满预算案内容,是回归后最少人支持的一份预算案.
梁锦松之后的“财爷”唐英年在任四年,先后在自己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派糖”两次.
2004年的第一份预算案中,唐英年提出五年灭赤计划,当时经济开始向好,市场转向乐观,唐英年亦被评为“脚头好”,不像梁锦松般一味“派药”.推出以中产为受惠对象的税务宽免,如延长居所贷款利息优惠两年、减免税项及调高个人进修开支免税额等,也被称为“向中产阶级派少少糖”,有利于舒缓中产阶层的经济负担.
2007年,唐英年发表第四份预算案时,香港经济强势复苏,港府财政已有586亿港元的盈余.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达2888亿,其中各种税收达1550亿,比前一年增长7％；另一方而,港府一直力推政府节约,成绩显著,一年下来比预算节省下了36亿.开源节流的结果,到2007年3月底,香港财政储备已经从前年同期的3107亿涨到了3693亿.
于是,唐英年大力派糖逾二百亿,首先是对个人所得税退税50％,另一调整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从3万港币的税级梯度加大到3.5万港币,此外,还提出增加子女免税额至五万元,并就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课税年度,额外提供一次5万元的子女免税额.这就是港人众口称颂的“唐唐派糖”.
众议“派糖”
参加节目听取民众意见是香港官员的必修课,刚刚派糖完毕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也不例外.
2月28日,曾俊华出席由电台联播的《财政司长》接听市民来电.有市民赞扬预算案令大部分市民都满意,但也有市民批评预算案大派金钱是短视.曾俊华强调,这次是抱着审慎理财的态度制订预算案,同时配合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
《星岛日报》的评论认为,曾俊华的预算案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预算案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而不是一面倒地解决单一问题,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原则.当然,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比如退税方式不是按 照以往直接发支票的方式,而是抵扣明年的税款.这样可以藏富于民,又防止由于退税刺激消费,导致通胀加剧.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实时调查显示,有68.4％受访香港市民对新年度预算案感到“很满意”及“非常满意”.同时,曾俊华的个人民望评分较2月初急升12分至67.9分,支持率急升23％,调查机构形容他为“一炮而红”.
但是,“社会分红”的政策在多元的社会里并没有出现“全社会一片红”的情况.港人以及香港立法会各政党也对预算案反应各异.据本刊记者了解,港人和港媒对这份预算案大概有四种解读.
首先,有不少港人认为这份预算案是选举年的产物,政府不可能不顾及政党在立法会的力量,许多措施是妥协之举.香港媒体从业人员Eric表示：“他也有受到来自各个政党的议员的压力,推这个政策没人会反对,不推的话反而哪个政党都讨好不了.”
其次,特区政府将在下半年推出政改方案,维系稳定的民意支持是势在必行,向社会各阶层遍洒甘露,不能说背后毫无自己的议程.“对一般市民来说,有谁不喜欢派糖呢这次中低收入的弱势社群是受惠最大者,希望那会有助于改善现在都在炒的贫富分化现状.”Eric说.
再次,香港而临不确定的经济状况,美国次贷问题是否波及香港对今后财政状况影响很大,政府通过退税可以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同时,预算案的措施多以一次性为主,是为了防止给特区造成长期财政包袱.香港税务学会会长龚永德就提醒特区政府,要保持审慎理财原则,以未雨绸缪,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经济增长短期较易受到因素,包括油价急升、次贷问题及美国经济放缓等影响”,“本港税收容易受经济波幅影响,政府要设法减低波幅以稳定税收.”
最后,预算案显示,“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理念依然左右政府的理财方案.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拨款,比如推动医疗改革,设立研究基金等,政府完全扮演一个资助者的角色.至于如何推动,如何落实,以及如何确保效益等问题,政府关注并不够.
“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并不是唯一“派糖”、也不是最早“派糖”的政府.
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分两年实施,即今年先实施退税1520亿美元,明年再落实16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方案.
2月15日,新加坡也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红包.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粗略估计人均可分到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列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提出类似建议的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上,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在今年上,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据称,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C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
这位教授建议：“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