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十二五”改善民生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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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由民盟经济委员会主办的“首届民生论坛(2010)：收入分配与民生”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论坛基于国家制定“十二五”规划和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在民盟向提供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并获得、温家宝等领导同志重要批示和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基础上,邀请盟内外专家从综合与专题的不同视角,共同探讨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与改善民生的可行途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主席蒋树声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强调了民生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他说：“30年改革开放,以共同贫穷和民生艰困为初始动力,以经济发展与民生持续改善为现实结果.然而,民生事业不会有止境,因为人民的追求总是向上、向好的.当前民生问题的全面升级,既是城乡居民原有的衣食之忧得以解除后的进步表现,更是国家快速发展进程中必须认真应对的挑战,民生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

蒋树声还指出,民盟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促进我国民生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而这也正是召开此次论坛的目的.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收入分配与民生,一批著名政策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围绕会议主题做了精彩的报告,特摘录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民盟副主席索丽生在发言中表示受委托,2010年上半年民盟就“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行一个重点专题调研,分别在广东进行实地考察,在上海、河南和贵州进行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浓缩了一个政策性建议――《关于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

《建议》提出了四大政策建议用于改善民生以及收入分配的现状：一是同时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各领域共同发力、综合施政；二是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二者并重,明确为今后公共政策的基点,突出“合理分配财富”和“普惠民生”的发展理念,明确收入分配改革基本指标的目标预期；三是深化国企、户籍、就业三大体制改革,为构建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奠定基础；四是大力调整财政、税收、社保三大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再分配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节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演讲题目是《贫富差距与改善民生》.宋晓梧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总量,经济规模都有很大的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关系相当紧张,这方面还存在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渐扩大.是不是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劳动报酬就一定降低呢在这一点上,日本,还有台湾地区,都处理得很好.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工业转移,但社会差距并不一定扩大.台湾从人均480多美元提高到5200多美元,提高了12倍,基尼系数没有扩大.

至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在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过程中基尼系数一般在0.3,从未超过0.4.有专家认为我们学不了北欧国家,他们人均都4万美元,所以他们搞福利,我们怎么能搞福利挪威专家说：“这个理解是错的,我们是在没有富起来的时候搞的福利制度因此才致富.”挪威1907年就开始建立服务机制,社会党执政的时候人均GDP很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计全面的福利政策,不是富了以后才搞的.挪威专家认为是搞了福利政策之后,调动了全民积极性才富的.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演讲题目是《城镇化与民生》o徐一帆认为“十二五”期间统筹城乡发展之根本是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走注重民生的城镇化道路.

农民工转型是一个较长时间过程,既要创造条件促进农民工转型,还要使农民继续享有承包地的权力,这是现阶段促进城镇化发展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演讲题目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在建机制、构渠道》.高培勇表示以工资论收入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与人收入的差距并不体现在工资上,而现行的税收征管的弊端就是不能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需要尽快启用直接税.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政府手中缺乏可对收入分配差距加以调节的机制或手段；第二利用税收手段去调节收入分配,显然不能指望间接税.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郑功成,演讲题目是《“十二五”规划与民生》.郑功成认为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待现实中的民生问题,都决定了全面改善民生应当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

目前的中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低估中国发展成就同样会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拒绝承认中国的发展已经升级,也不利于民生事业的发展与民生的持续改善,最终导致的可能是深刻的社会危机,乃至深刻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

国家“十二五”期间的目标任务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具体落实到民生为重,富民优先,通过调整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加大民生福利公共投入,创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机制,进而全面改善民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演讲题目是《财政改革与收入分配》.贾康表示这次“十二五”规划《建议》对于财政改革有非常明确要求,要积极的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合理界定事权,按照财事权相匹配的要求理顺政府问财政分配关系,增加一般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强现有政府与金融机构财政的保障,以及完善预算编制、管理,提高预算完整性透明度,改革完善税制.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小宝,演讲题目是《“十二五”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目标与路径》.田小宝重点分析阐述了“成都模式”,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就开始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实验.在这个过程中间,推进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构建城乡通透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考虑到城乡统筹农村是一个重轴,就深入推进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农村土地综合治理以及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夯实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基础上,成都找到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又适合成都实际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初步实现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和人民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局面.

这样7年下来,成都各项事业取得持续进步,持续改善.村民委员会可以决定土地支配自有资产,这方面做的非常好,社会和谐稳定.在此推动下,经济增长非常好,从7年前2千亿元提升到2010年5千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与此同时在城乡统筹就业、养老、医疗保险已实现城乡全面覆盖,居民收入和福利待遇保持了持续增长.所以,生产发展消费旺盛,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比较殷实.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演讲题目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的路径》.苏海南认为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有三点：一是要把收入分配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二是要使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与GDP经济效益增长同步；三是遏制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如何确立并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我认为是要做三方面工作：首先是要确立一个正确理念,明确改革目标和任务；其次是要细化研究制定政策,并且抓住重点深化改革；第三加大治本力度,抓好配套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演讲题目是《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丁元竹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完善收入分配的一个基本方式,实际上体现了政府的责任主体通过公共财政方式来保护居民的基本权力.“十二五”时期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过程中要强化政府的责任.通过强化政府的责任,来建立在公共领域政府的一些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这个一方面是处于公平和公正的考虑,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政府这种调控作用,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来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演讲的题目是《健康卫生与民生》.蔡洪滨表示健康的决定因素有四个：个人行为、环境、遗传、医疗.政府在这里头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医疗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环境是整个大的生态环境,其中政府可以起到相当高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关于遗传和个人行为上面都能起到相当作用,比如在行为方面,一个卫生习惯问题很大程度要依靠教育.

健康从民生角度来讲,最核心的理解机制,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素.所谓人力资本其实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健康.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来讲,从中国将来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要彻底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要彻底解决劳动收入占GDP收入比重问题,必须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必须提高人力资本的公平.现在农民工、其他一些低收入者或者他们下一代如果能够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真正把他们的水平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才是解决中国长远的收入分配和民生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