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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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习俗,粽子既被作为节日佳肴,也是人们互相往来的礼品.人们在端午节前就开始提着精心制作的粽子走亲访友,社会关系的网络就在这粽子的相互赠送中勾连出来.然而,这看似普通的粽子却在近几年卖出过上千元的“天价”,这背后已然并非简单的价格问题.

一、礼物交换：个体与社会的交互

自2008年端午节被定为我国的法定假日起,粽子这种传统节日食品却日益跻身为高价礼品.武汉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曾推出了一款豪华粽子礼盒,售价竟然高达2888元,被人称为“天价粽子”.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后,物价水平一直在攀升,制作粽子的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然而有网友做过一项实践,计算了一下制作一个粽子的成本：以最普通的蜜饯花生粽子为例,用五斤糯米（每斤3元）,一袋蜜饯（价值16元）,两斤半粽叶（每斤7元）,零点六斤花生（每斤6.5元）,加上水电煤气等其他杂项费用约3元,共做出82只粽子；再加上作为商品出售的粽子所包含的运输费、人工费等多项费用,一个粽子的成本价也仅有几元.为什么仍然有人愿意买这些价格高的离谱的粽子呢?调查发现,顾客订购“天价”粽子的主要用途是是送礼.这种“送礼”的属性,正是导致粽子卖出天价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送的礼越重,越能凸显出诚意.

其实,这种礼物交换是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内容.在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中,人们在用规范的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还将自己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对神的敬意的物品（即牺牲）奉献给神灵.

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他的著作《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礼物”及礼物交换作出过分析,他认为贵重物品的实际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它的价值在于其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贵重物品是权力、声望、荣誉的象征,并不是市场的、价值的交换,亦不是为了盈利.“礼物”是人们通过对财富的挥霍、积累、转换、获得产生的“权利”的体现.

莫斯认为,这种礼物的交换是“总体呈献体系的延伸：慷慨、荣誉、货币”.这种延伸不仅是地理上的扩展,还是一种在精神层面的延伸.在更深层意义上,这是由个人精神的象征到集体精神象征的延伸；个体如何混融于群体,人性如何表现为社会性.莫斯说：“社会是以一种奇怪的心态来寻找与照顾个体的,这个心态既掺杂了权利的情感,同时也含有其它更为纯粹的情感：仁慈之情,社会服务之情,团结之情等等.”其实,这一切都渗透着礼物交换的原则：作为个体,个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社会也有义务对他做出担保与照顾.这是一种道德的回归,回归最古老最基本的道德,就像礼物交换一样.

二、“天价”礼物：非市场化的文化形态

在当下,社会逐渐变得物质化,社会关系网往往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礼物的交换是为了维系这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秩序而进行的资源配置的形式,也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文化形态；在市场关系越发达的地方,这种非市场关系也会越发达.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一直实行着经济效率与组织绩效共同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双轨制.改革初期,国家对国企施行的“放权让利”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国家放权的典范.以我国的深圳广州等经济特区为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接赋予特区各项行政职能权力,甚至立法权权力下放,并且更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实行配套的优惠政策,这就不但下放了权力,而且经济资源也进行了重新配置.这种“放权让利”式的改革,革改变了过去的“财权过度集中、分配统收统支”的旧体制格局：首先是在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开始了以地方与签订财政上的“承包”协议为主,形成了以划分收支为基础的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财政关系；而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是“减税让利”.①这种放权让利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以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水平.本质上则是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利益驱动的特征,个人愿望的满足和地方、集体、部门利益的实现成为促使改革起步并不断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利润成了人们追求的最大动力.

正如莫斯的观点,这时的礼物交换,不再是市场的、价值的交换；“天价”礼物的豪华的外包装下反映的是以市场交换为动机的关系投资和以直接交换为目的送礼,是通过权力进行资源配置与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所衍生的一种现象；是特殊的社会结构的衍生物,它所反应的是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

不仅如此,这种送天价礼品的现象的出现也是缺少监督的结果.现有的监督机制仅停留在问题表面,就如问题层出的药品、食品安全,不出事就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即便是出了问题也引起重视,采取的措施也只是杀一儆百,不能够根治.对于出了问题的生产者,罚款或者勒令停产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从源头起的监管,就还会有更多的生产者为了赚钱而偷工减料或者钻法律的空子,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欧洲经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值得让人反思的是,真正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少有此类的问题.因为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解决了文化上的问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都倾向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且“集商业意识与宗教虔诚于一身”.韦伯所界定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则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转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的经济.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是：理性、远见、勤奋、合乎理性的赚钱,既精打细算又敢做敢为,将就信用,精明能干、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事业中.

由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核心改变就是：宗教救赎观的改变；它们所倡导的统统特征则是：禁欲主义；正是新教的禁欲主义和职业观,带来了人们行为的理性化,人们能够理性的追求财富,勤奋的、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而禁欲主义则使人们更为理性、有远见,摈弃主观冲动,有益于财富的积累.这两种观念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新教伦理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个人价值观,这种个人价值观的改变亦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从宏观层面上看,新教伦理和人们经济行为的改变共同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体制有了改变.这也说明了“发达的市场”与“追求利益”的行动相比,文化的意义更为突出.

结论

回顾我国社会,当下正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权力化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的并存是在没有做好文化价值准备的前提下发生的.如何解决诸如“天价粽子”这种非正常的礼物流动取决于是否能将这两种体制统合起来.当下企业的日常活动过程与它的成本或目标实现是相互关联的,因而企业往往会将重点放在交际活动上.

若想根治这种“天价”的集体消费,就需要我们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结合在一起,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文化建设.

首先要破除一些误区,比如就市场化来说,并非发达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消费就意味着市场化,就如西方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提升了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着理性的、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带来市场的良性运转.

而对于那些已经成为“潜规则”的交易：诸如“天价”礼物的流动来说.“公开化”无疑是一个防治利器.对于政府、企业在用人和财务项目上的公开化是一种背后的正当性的体现,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最后,还应当建立健全的相应法律规章制度,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两种机制之间的矛盾.（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