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治社会,谁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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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治社会

“权治社会”是我杜撰用来描述权力与社会关系形态的概念,在解释它的涵义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

清末,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司(主抓财政与人事的副省长),到任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宗米案,原告是一位米商,向布政司衙门递了状子.岑春煊接过米商禀词,发现中间夹了一张四十万两的银票(按清末白银购买力折算,四十万两银相当于4000万元人民币),岑春煊大惊,一问才知道这是“公礼”.当时广州的商民行贿官员,不似其他地方偷偷摸摸,而是公然进行,叫做送“公礼”.凡商民与官府打交道,必先送上“公礼”.

岑春煊是一名清官,坚决不收这“公礼”,谁知那告状的米商大为悲伤,心道:完了,新任布政司大人不收“公礼”,必不会为我主持公道了(章士钊《孤桐杂记》).

米商为什么认为不收“公礼”的岑春煊不可能会秉公办案呢原来彼时广州官场腐败已成常态,官员敲诈商民有如家常便饭.有个姓王的候补道员,仗着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的亲信,作威作福,当地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的人甚至因受不了他的勒索而毙命,但商民“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盘剥,众商民唯有主动贡献“公礼”.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变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公礼”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权力预期.如此,就可以理解那名米商的心情了.

其实,彼时米商所处的社会,便是一个“权治社会”.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根据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总结出了一些俗语、官谚,恰好可以用来概括权治社会的特色:

“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场上,权力通常按照官本位的等级发生效用,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广东,总督谭钟麟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的态度,便是地方官场的金科玉律.

“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泛指有后台、有靠山,官场靠山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源,其亲信可以通过关系网络从中获得隐权力.比如那个王道员,因为有谭钟麟当靠山,总督的权威也辐射到他身上,于是在广州官场上为所欲为,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

“官断十条路.”官员代天子牧民,平日执法,可以威福自擅、生死予夺:高抬贵手,则是给人一条生路,手不留情,则是置人于死地.王道员欺榨商民,少不得也要玩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把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王土”者,不妨理解为,臣民财产(土)在产权上归(王)所有.权力控制着经济资源,市场被镶嵌上权力场.清末广州作为商业重镇,商人的公共影响力虽在逐渐扩大,但他们的命运,仍然捏在官府的手里.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权力不仅介入市场,而且接管一切社会事务,从官府发出的行政动员令,一言九鼎,莫敢不从.

“官大表准.”人人都有一块手表,但走得准不准,得听官大者的,此官谚隐喻:权力垄断了是非评判的标准.

概而言之,如果说,原始的丛林社会是由暴力说了算的社会形态,后世文明的法治社会是法律说了算的社会形态,那么在权治社会中,一切官与官、官与民、乃至民与民之间的事务,即由权力更大者―不管是正式等级制中的权力,还是关系网络所滋生的隐权力―说了算.

进而言之,在权治社会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权力就是最管用的筹码.博弈者欲取得胜局,维护或增进自己的收益,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争取到更多的权力筹码.这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掌握正式的权力,捞个一官半职,二是借助贿赂、人情、面子等介质,与正式权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获得影响权力态度的隐权力.广州米商走的是第二种路径:给岑春煊送来四十万两银票,用意可想而知,即希望这笔巨额“公礼”,能够收买布政司大人的权力,在处理米案的过程中作出有利于米商的裁决.

米商是在行贿、妨碍司法公正吗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行贿,不收买当权者,米商则不敢相信官府会保护他们的权利,毋宁说,这其实是一种畸形的维权路径依赖.

“权力通吃”法则

为了深入又不失生动地分析权治社会的法则,我想讲述《水浒传》中的两个“维权”故事,或者说是“维权”事故.两起事故都由产权纠纷所引发,一起是第二十八回争快活林的产业,另一起是第五十一回争柴皇城的物业.倘若在现代社会,产权纠纷大可通过市场谈判或者由法官一槌定音而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水浒世界是暴力社会的写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镶嵌在权治社会中的暴力小社会,所以两起产权纠纷都发展成暴力事件,而且,个人英雄主义的暴力最后并没有维权成功,反而在权治社会的法则下一败涂地.

先来看柴皇城的故事.柴皇城是高唐州的贵族大户(他的侄儿便是柴进),家道殷实,只因后花园的“水亭盖造得好”,被一个叫殷天赐的恶少看中了,那殷天赐便带了二三十名奸诈不良的打手,跑到柴家,叫柴皇城三日之内搬出去,否则带到官府问罪.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推抢殴打”了一番.可怜这个柴老头,因咽不下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

殷天赐到底是何许人,胆敢夺人私宅原来,他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舅,而高廉则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又“兼管本州兵马”,手中有.高唐州内,高家就是土皇帝,高廉“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殷天赐“又倚仗他姊夫的势要,又在这里无所不为”.按照权治社会的法则,有权有势的殷天赐要柴皇城让出区区一个后花园,又有何难！

虽说宋代律法中也有体现“私产不受侵犯”精神的条款,但在实际执行中,法难免为权所蚀.根据《宋史》的记述,在宋徽宗时代,朝廷为了征收花石纲,“豪夺渔取于民”,官府发现“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便带人闯入其家,在花石上做上标记,说这东西朝廷征用了,你等好生看着,不得有误.业主如果看护稍有不周,即以“大不恭罪”论处.到了贡品起运之日,官差还要拆掉业主的房屋,不少小康之家都被搞破了产,甚至鬻卖子女供官府需索.对于权治社会来说,什么“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西谚简直大逆不道、狗屁不通！权治社会的法则是:我有权,我有势,谁说不能进

这一权力通吃的法则在快活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快活林是孟州城东门外的一处市井,类似于今天的“商业一条街”,从山东、河北来的商客都到那里做买卖.孟州的地头蛇施恩看中这块发财宝地,在里头开了个酒肉店,实际上是垄断了整个快活林的生意,各处客店、赌坊、兑坊的酒肉均由施恩之店供应,来快活林趁食的、过往的客商,也要经酒肉店中转,再调配至各个客店、赌坊、兑坊,施恩则每日向各店家收取利钱,一月下来,可以捞个三二百两银子.

施恩在快活林中搞“辛迪加”企业,按他自己的说法,“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他“自幼从江湖上师父学得些小棒在身”,不过施恩的拳脚功夫顶多算二流水平,个人暴力并不是他称霸快活林的主要因素,更重要者,他还是个官二代,老子在孟州牢城当管营,“营里有十个弃命囚徒”供他使唤,哪个客店胆敢不交利钱,便砸了他的店.

那帮“弃命囚徒”又为什么甘愿为施恩卖命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施恩那个当管营的老爹捏着众囚犯的命根子.监狱是最典型的权治小社会,狱官与囚犯的关系有如刀俎与鱼肉.但凡新的犯人押到,先打一百“杀威棒”,犯人如果与管营有私人关系,才可免了这一百“杀威棒”,平日若囚犯不听话,还有其他大刑伺候,不消一个时辰便可结果了性命,若是愿供管营驱使,则有好酒好肉享用.这些恩威手段,非常有效地培养了犯人对营内权势的服从心理.

快活林也是权治社会的缩影.按照权治社会的法则,施恩既有“威势”,自然可以坐收“货财”.不想这一年,快活林来了一个叫做蒋门神的凶恶家伙,“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棒,拽拳飞脚,相扑为最”,要来夺施恩的酒肉店,施恩岂肯让他,两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结果蒋门神的拳头更硬,施恩被“一顿拳脚打了,两个月起不得床”,酒肉店也叫蒋门神夺了去.

尽管施恩手下有十个亡命之徒,但还是不敢动手.原来这蒋门神不但拳头硬,还有后台,而且后台更硬―他是张团练大人从东潞州带来的,团练,即驻州军团的团长,官位可比管营大,施恩即使不惧蒋门神的拳头,又如何招惹得起张团练的“威势”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每月三二百两银的利钱落入他人的口袋.

暴力维权的下场

那么在权力通吃法则之下,被权贵侵占了财产的施恩以及柴皇城,又该如何“维权”呢

话说柴皇城受了殷天赐的欺负,一病不起,他膝下又无子嗣,便叫人快马加鞭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他的侄儿柴进叫来商量对策,恰好那些天李逵在柴家庄中闲住,也随了柴进前往.

柴进到了柴皇城家中,告诉他婶子:只管放心,“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不用怕那个殷天赐,“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

原来,柴家并不是一般人家,而是前朝皇室之后,当年柴氏先祖将皇位“禅让”给了“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赵氏为示优待柴家,赐予柴家“丹书铁券”,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予柴氏后人特权保护.柴进相信以“丹书铁券”的法律力量,足以保护柴家祖业,所以柴进决定走司法渠道,“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你殷天赐虽可倚势欺人,但我柴家也是有“护持圣旨”的.即使在高唐州和他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府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金圣叹点评说,这“大似他的”人暗指皇帝宋徽宗.

随柴进前来的李逵却对司法途径很不以为然:“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李逵的意思很干脆,暴力解决:“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则不认可个人暴力的作用,交代李逵不得胡来,“无事只在房里请坐”,“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

正当他们争论“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了.柴进只得忙着给叔叔办理丧事.三日后,那殷天赐又带了二三十条闲汉,骑着高头大马,上门搞“拆迁”来了:“我前日吩咐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语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告诉他:“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著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赐却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一场较量即将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博弈的道具”在比拼效力:

一、柴进的“丹书铁券”,是国家律法条例的象征.身为贵族阶层的柴进柴大官人,显然对国家律法的权威还抱有期待,相信“条例”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李逵与殷天赐都认为国家法律没什么用.

二、李逵的“大斧”,隐喻的是江湖社会的个人暴力主义.李逵是江湖中人,过的是快意恩仇的日子,他为人又莽撞,遇上不平事总是“前打后商量”.不过柴进则认为,“山寨”的那套规则不适用于“禁城之内”的社会.

三、殷天赐的“讯棍”,可以理解为有组织的权力“威势”.殷天赐虽然算不上国家干部,但他是官场近亲,倚势欺人的经验使他深信权力的力量.所以他也不管柴进是不是真有什么“丹书铁券”,便招呼左右上前打人.但柴进并未将对手那点权势放在眼里,“京师也有大似他的”.

面对“讯棍”的威胁与进攻,“丹书铁券”能守住柴家的合法私产吗如果国家尊重律法的权威,柴进大可高枕无忧,大不了公堂上见分晓,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江湖之远”,则李逵的“大斧”就能够解决掉麻烦.可是,在高家的势力地盘之内,高唐州衙门的“讯棍”都是姓高的,也就怪不得殷天赐气焰如此嚣张,不将柴家当回事了.

但合该这恶少倒霉,正好碰上了李逵.李逵当时躲在门缝后张看,见殷天赐招呼左右打人,忍不住“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赐揪下马来”,再三五记老拳,就将他打死了.

然而,这高唐州毕竟不比梁山泊,李逵的大斧杀得了几个恶少、闲汉,却对付不了组织化的知府衙门的讯棍.所以柴进只能让闯了弥天大祸的李逵赶紧回梁山泊去.李逵走后不多时,柴进立即被捉到衙门,先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再关进大牢受苦,等待判罪.柴皇城的家产被查抄,房屋围院也被封占了.

柴进原先还想着“自有丹书铁券护身”,不怕与高廉理论.他也曾寄望于进京告御状,找到“大似他的”人来维护“丹书铁券”的权威与柴家祖业的所有权.但他失算了,明显低估了权势集团的力量.金圣叹点评说:柴进“只知这里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边之有高俅”.确是一针见血的高论.

体制内的司法渠道既然不管用,体制外的个人暴力能不能对抗权力集团的“威势”呢李逵的仓皇逃回梁山已给出了答案,快活林施恩的做法也证明了权治社会中暴力维权的局限性.

话说施恩被蒋门神夺了酒肉店之后,有仇不得报,心中愤恨难消.恰巧这一日,牢城营来了个新犯人―因杀嫂被刺配到孟州劳改的武松.施恩听说过武松打虎的事迹,晓得武二郎的本事,有心笼络武松,不但免了他一百“杀威棒”,还每日好酒好肉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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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为人好胜,又讲江湖义气,既已受了施恩的恩惠,又听说蒋门神自夸未遇对手,所以立马就去找蒋门神的晦气.蒋门神拳头硬,武松的拳头更硬,“醋钵儿大小”的拳头直打得蒋门神跪地求饶.

施恩借武松之力,夺回了快活林,自此重整店面,开张酒肆.他又仗着有武松坐镇店中,将买卖的利息“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

谁知好景不长,那蒋门神虽然灰溜溜离开了快活林,却并未回乡,而是躲到张团练家里去了.张团练自然要为亲信撑腰,同时也是宣示自己的威势,便买嘱他的结拜兄弟张都监,设计除掉武松.都监是管营的上司,牢城营的囚犯也归他管辖,张都监于是利用职务之便,出了一道公函,将武松调到都监府上听差.然后设了一个局,用陷害栽赃的手段,将武松诬为“盗贼”,扭送到知府衙门,关入牢房.张都监还“上下都使用了钱”,“定要结果武松性命”.

武松一入狱,施恩的快活林酒店也保不住了,复被蒋门神夺回去.施恩也算讲义气,得知武松蒙难,花了不少银子,到衙门、监狱打点关系,总算保住武松一命,最后只是“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

张都监、张团练却一心要置武松于死地,又买通解押的公差,叫他们半路上相机做掉武松.不料诡计被武松识破,武松一口气杀掉两公差,又杀回孟州城,将在酒楼上喝酒的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以及张都监一家男女老小,杀了个精光.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正统社会已不可容身,武松便上了二龙山落草为寇.

施恩父子受武松血案连累,管营做不成了,一家人连夜逃亡江湖,随后父母俱亡,施恩打听到武松在二龙山,也投奔入伙.后来二龙山并入梁山集团.再说高唐州那边,梁山集团得悉柴进被囚禁,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进.

柴进与武松,殊途而同归,都在梁山做了山大王.

后话

大体而言,《水浒传》讲的是一系列“官逼民反”的故事.“官逼民反”则是权力通吃法则的逻辑反噬.

因为,一个社会如果由权力说了算,那么,不仅官府可以借征用花石纲之类的名目掠夺民财,背后有权贵撑腰的殷天赐、蒋门神之流,也可恃势凌人、横行无忌―占了你的花园你能奈我何拆了你的房子又能奈我何受到合法特权保护的柴大官人尚且斗不过权力集团的“威势”,平头百姓在遭受权贵的欺压时,就更别想讨价还价了.最后,那些诸如武松的桀骜不驯之士,便失去了对法律权威与合法救济渠道的信心,而选择自逞其强,用个人暴力解决问题.

然而,在社会已告别野蛮的丛林时代之后,个人暴力显然缺乏合法性,李逵说“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固然有理,可是,“个人暴力若依得,天下则大乱了”.所以武松的“拳头主义”,必不容于任何文明社会.柴进与武松同归梁山,正预示了在权治社会中,体制内司法权威与个人英雄主义暴力的破产,结果只能是“逼上梁山”.

《水浒传》其实也是一部反映庙堂、正常社会与梁山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寓言故事.庙堂的霸道与扩张,正常社会的脆弱与萎缩,导致了梁山社会的诞生与壮大.

吊诡的是,梁山也不是平等、公正社会的乌托邦,它只是宋江等“招安派”重归体制内、获得合法权力的垫脚石而已.

对于寻常市民而言,体制内的合法救济渠道既不畅通,反体制的铤而走险代价又太沉重,那么,像广州商民那样,通过行贿,与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得到权力的眷顾与庇护,当然是最划算的生存之道.

这里,我们不妨将前面提到的岑春煊的故事补述完毕―

岑春煊虽然不收米商“公礼”,却有心为控案的米商主持公道,好好修理一下那个盘剥商民的王道员.在查实王道员的劣迹之后,岑春煊立即撤去他的各项要差,严行查办.但我们知道,王道员有个过硬的后台―两广总督谭钟麟.谭总督拍着桌子要岑春煊停止查案,但岑春煊是硬气之人,他也拍着桌子告诉总督:“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然后掷冠于案,拂衣而去,托病不上班.米商这才知道不收“公礼”的岑春煊原来是青天大老爷.

未久,岑春煊奉旨调任甘肃布政司,广州商民得知消息,带着薪米油盐涌到布政司衙门,不肯让他走.岑春煊再三劝告,人们才渐渐散去.到甘肃后,岑春煊又上疏弹劾谭钟麟与王道员营私舞弊,很快有旨查办,谭、王被革职.岑春煊对此颇为自得,说:“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岑春煊有些高估自己的作用了.实际上,谭钟麟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朝廷有意安排李鸿章任广东总督,正好借着岑春煊检举之机,换下谭钟麟,空出位子留给李鸿章.谭钟麟与王道员的落败,与其说证明了正义的胜利,不如说那只是权力系统内部调配的结果.

岑春煊人称“官屠”,意思是说他以霹雳手段,搞倒了许多声名狼藉的官吏.只不过,岑本事再大,也只能将部分撞到他口上的贪官污吏清扫出权力系统之外,暂时、局部地缓解一下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至于权力掌管一切、权力说了算的法则,他是决计改变不了的.

于是,晚清的社会,在无数人的心底,其实暗暗埋伏着一个“梁山”的梦魇.

编 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