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后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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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淞沪会战爆发后,大批民众沦为难民.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在初期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团体进行.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纷纷设立救济机构开展难民工作.这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淞沪会战;上海难民;社会救济

[关 键 词 ]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1-0034-03

两次淞沪战争历时之长,破坏之大,难民之众,救助任务之艰巨,在近代上海是空前的.然而,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沦陷之后国民政府的救助难民政策和活动就失去了意义,社会力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控制的主体,并对上海难民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一、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难民的状况和面临的严峻形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对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由此爆发了淞沪会战.据《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难民不下130万,进入租界最高峰时达70万人.”[1]“至1940年6月,南市难民区宣告结束,难民全部解散.但是,直至1944年初还有约2000余名老弱难民无处安身.整个难民潮前后延续长达4年之久.”[2]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上海带来的难民潮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久.在逃难的过程中,难民面临的首要威胁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屠杀,疾病、寒冷和饥饿也威胁难民的生存.

二、社会救助机构的设立

在无数上海人民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之际,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设立机构暂时收容难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难民救济与遣送工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担任救助活动的主体发生了改变,由国家主导地位转向辅助角色,社会力量占据了主要舞台.当时对社会影响较大的难民救助团体有: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难民救济协会以及同乡会系统.

(一)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是由国民党发起,1937年成立于云南路35号的仁济善堂,因此也简称为“仁济善堂”或“慈联会”,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民合办的慈善团体.主席为许世英,副主席是屈文六、黄涵之、闻兰亭、潘公展等人.其下属的有上海佛教净业社、中国济生会、、上海骏化慈善堂、上海孤儿院等救济团体,主持日常事务的是佛教界和慈善界爱国佛教领袖黄涵之.慈联会的成立,一方面将民间分散的救济人员初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把上海救济界的上层人物组织起来,它的难民救济机构规模最大,救济工作历史较长.当时,它曾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边界陆续办有50多个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达50万人.[3]该会下设总务、收容、给养、医务、财务、遣散等6个股,各股对救济难胞都做了不少工作,尽了不少力量.[4]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力量退出,转为民办,屈映光、黄涵之、赵朴初等人在该会中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救助难民活动.

(二)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由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和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法籍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于1937年8月13日共同发起,是由关炯之、屈映光、黄涵之、顾吉生等慈善机构代表人士与各国驻沪领事馆联合组办的涉外救济机构.该会设有西方代表和中方代表,负责沟通双方意见及协调其所代表一方的下属机构.国际救济会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广场上,以席棚搭建了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1937年9月7日,在延平路空地搭棚设第四难民收容所,专事收容杨树浦一带难民.在小沙渡路、澳门路空地搭棚设第五难民收容所,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在钱庄会馆设第六难民收容所.[5]当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该救济会的饶家驹神父积极与各方联系,发动社会力量,在征得日方同意的情况下,成立了南市难民区,南市难民区内部分为九区.到1938年11月“所收容的难民不下30万人”,1940年在该区结束前还“收容难民约在2万名以上”.[6]

(三)上海同乡会.同乡会是当时社会各界救济难民的一股重要力量,是旅居外地人士的同籍组织,救济方式主要是组织同乡难民返回原籍.当时的上海有很多同乡会组织,其中以周边地区最多,如宁波旅沪同乡会、无锡同乡会、江阴旅沪同乡会等;同时也存在外省的同乡会组织,如广东同乡会、云南同乡会等.

纵观这些救济机构,可以发现:

第一,上海地区难民救助机构多由一个机构主持,联合其它团体成立.如上海国际救济会,由上海华洋义赈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济生会、公教进行会等组成,并由这些组织共同派遣人员进行救助活动.这些救助组织的联合增强了救助力量.

第二,尽管不同救助组织大都以救助难民为主,但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除了对难民进行收容救助外,还对难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激励他们为保家园而参加救亡运动,其收容难民没有地缘界限;而各旅沪同乡会主要工作是收容、救济和遣送难民回乡,其救助范围以同籍老乡为主.

三、救助活动的展开

(一)难民的抢救和收容.各救助组织纷纷组织人员,动用汽车等装备,将难民一批批从险境中救出.当时收容场所主要集中在学校、游艺场,荒废的工厂、商厦、庙宇,同乡组织的公共场地等处.收容所一般为临时性住房,限于经费问题,大多建造得较为简陋.

一是难民管理.首先,制定准入规则.难民收容机构能力有限,并非是所有难民都能被收容,有受难程度之分,因此难民入所前需经资格审查,一般是收容遭受灾祸的贫穷无助的人,以老、弱、病、残优先;也有以地缘为主,如同乡组织一般以收容同乡难民为主.

其次,要对收容所内的食宿进行安排.在难民饮食方面,各收容所尽量压低开支,调整饭食原料搭配,以便延长粮食的周济时间,然而,就绝大部分难民收容所来讲,由于经费缺乏,食物供应时常间断,使得难民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中.难民就寝之地十分简陋,一般是在地面铺上木板,垫上稻草就可就寝.难民大量拥挤在收容所中,时常受到疾病的威胁,许多难民收容所进行了卫生管理,制定了卫生细则,规定所内负责人每日要调查所内卫生情况并向上汇报,并由各收容所总负责人定期抽查调查报告是否真实.在日常卫生管理中,有的收容所在难民入所时即对其进行体检. 二是难民生产自救.难民收容所还在所内开展难民生产自救和难民教育.救济分为积极救济和消极救济两种形式.一味的只是对被救对象进行施舍,而不为其长远考虑是属于消极救济.被收容的难民,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自食其力,有技能者应设法工作,无技能者应学习谋生技能,这属于积极救济.

为了不使难民在收容所浪费时间以及适度解决收容所资金问题,收容所组织一些难民进行战区服务和生产自救工作,把难民编队组成运输队、工程队、缝纫队、救护队、洗涤队等为战区伤兵服务,此外还介绍有工艺技能的难民到一些生产工场去劳动;在收容所中的难民则进行手工生产,以帮助解决生活需要.

三是难民教育.要对难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其由他救之路走到自救及救人的道路上来.在当时难民教育办得最为出色的是慈善团体联合会下设的工华难民收容所.在这所收容所中地下党投入大量的心血,不仅传给难民大量的知识,还为难民们灌输了革命理想主义信念.工华难民收容所的课程设置既考虑到基础知识的掌握,又兼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设置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大革命史、抗战的基本纲领、抗日统一战线和的领导”等多门实用课程.[7]

(二)难民的遣送.遣送难民首先需要支付遣送费,以疏通关系、购买车船票、途中的食物等.经费主要来自以下渠道:一是各同乡团体向在沪的同乡募集资金.二是各慈善救助机构向各界募集及借贷资金.三是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捐助.

如何把大量的难民遣送出去是摆在各救济机构面前的又一大难题,尤其是在战事发生的情况下,一方面,交通条件极其恶劣,车船来之不易;另一方面,遣送途中危险重重,搜查、轰炸运送难民船及车的现象时有发生.总体而言,遣送难民任务随着灾祸的蔓延而加重.宁波旅沪同乡会“自1937年8月15日至9月17日往返20次,共遣送了20余万人”.[8]

上海战区难民被遣送回籍后,生计问题亟待解决.依据《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各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难民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安置办法.对那些无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由当地收容所收容照料.当时,各救济机关积极与当地接洽,使难民回乡后能被妥善照料.上海市救济会主席潘公展电请浙江省转令各县,对从上海回乡的难民予以收容.各同乡会则提前派员在当地寻找适当地点设立收容所,使难民回乡后能及时安顿.


对有工作能力的,有的被派往所属乡镇协助生产或运输事业,有的在各地防卫组织以及其他团体内被安排适当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还召集殷富绅商,筹资集款,开设贫民工厂,为回乡难民开辟各种就业渠道.各地还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成立了战区难民移植协会,将战区难民移植到乡村开垦荒地[9].

对适合兵役年龄的青壮年,则送服兵役,支援抗战.各地组织了一大批青少年参加各种救亡团体,鼓励难民积极抗日,还有计划地动员并分批输送青壮年到游击区开展敌后工作.其中,以“移民垦荒”的名义,向皖南输送参加新四军的青壮年就不下一二千人[10].这些青壮年参与战地服务、宣传教育和组织准备工作等,为抗战提供了有生力量.

四、反思

难民是一种非常规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问题.战争难民是难民的一类,鉴于战祸破坏力度大,波及面广,受其影响的难民较多,难民数量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增多.难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解决难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成为救助工作的关键.当时外地难民涌入上海地区或在华界的难民涌入租界,当难民潮来临的时候,上海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时人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意识到难民问题的严重性,纷纷为解决难民问题出力出策,捐款捐物.针对难民问题的严重性,国家、社会组织纷纷投入到救助难民的活动中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并成立了难民救助机构,发挥了政府的职能.但是随着战争的升级,上海沦陷,政府无法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在救助难民事项上退居次要地位,民间社会团体成为救助主体,各慈善组织、同乡团体等积极利用各方力量去抢救、收容、遣送难民,使部分难民的生活得到保障,许多难民生存下来,许多难民凭借自身技能,自谋职业,坚强奋斗,或者投入到抗战洪流中,为全民族的抗日事业作出了贡献.

但是,救济组织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国家力量空缺的情况下,单靠社会力量是无法独自承担救助大量难民的重任的,许多救助组织的经费只能靠摊派和募捐,没有正常的供给渠道,有些救助组织办的收容所因为缺少供给不得不停止收容,还有些救助团体对救助的对象有明显的限定,如同乡组织一般以救助受难同乡为主,救助的只是少量难民.因此,大多数难民并未得到救助,流落街头,成为苦难的“守街人”.

国家的和谐稳定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在当今社会,国家实力得到增强,遇到如地震之类的大灾祸,可以快速作出部署,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支援灾区,使灾民得到安顿,不致于流离失所,无依无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构建科学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救济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宗教慈善机构都应参与到社会救助的体系中来,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并实现它们之间积极、主动、有效的合作,发挥各自特有的优势,以政府救助为主体,互助救济为补充,生产自救相结合,实现多种形式的良性发展,共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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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18.

[9]国际会今日讨论难民垦殖[N].申报,1937-11-4.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下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9.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古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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