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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已有研究考察了人格特点、父母教养方式及亲子关系、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等因素对于流动儿童问题行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等的影响.本文以实证材料为据,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当前社会中流动儿童所面临的主要的社会威胁,包括社会排斥,低社会经济地位所致的长期压力,以及社会支持缺乏.
关 键 词 流动儿童 社会威胁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160-03
流动儿童是指那些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的子女,年龄主要在6-15岁,它与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将子女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相对应.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分层结构迅速变化,导致了一种新的移民群体――外来工数量的急剧增长,并使之成为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群体,同时,因这些外来工越来越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的形式进入城市,也就使其子女,即流动儿童成为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群体.已有研究发现,城市流动儿童的生存质量水平普遍偏低,与常住儿童相比,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更低,且具有更高的孤独感和抑郁感.近年来,研究者们已对流动儿童的人格特点、父母教养方式及亲子关系、社会支持与歧视知觉等展开了调查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与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等间的关系.本文以实证材料为据,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当前社会中流动儿童所面临的主要的社会威胁,以期有针对性地促进和改善流动儿童的身心状况.
一、社会排斥
流动儿童从家乡转入城市时,首先面临的一个社会威胁就是社会排斥.心理学中,社会排斥是指个体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拒绝时,所导致的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及过程,它会损害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降低个体自我调节的动机,并影响其自尊水平.当流动儿童从家乡转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自身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人身份、低的家庭经济环境及自身已经具有的与城市不相容的乡土文化等而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排斥,从而影响其身心发展.
(一)制度排斥
由于流动儿童正处于上学的适龄时期,因此他们随父母进入城市后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择校及入学.然而,流动儿童都是户籍农村而没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因此他们之于公办学校只能是一个借读生的身份,如若想要进入公办学校,特别是很多重点学校上学,则必须缴纳相应的借读费用,而这笔借读费用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高额而昂贵的.流动儿童家庭的父母往往都因无法担负这笔巨额的借读费而只能让子女另选一些次级的学校.由此,流动儿童在其刚入城市之时就因户籍问题而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这就很可能使他们体验到一种不公平感.Baumeister等认为,社会排斥会损害一个人的自我调节,并且他认为,社会排斥之所以会损害个体的自我调节,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个体与社会间的“交易”的平衡,即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则得到社会接纳这个交易模式的平衡,引发了个体的不公平感,因此当社会不再示意接纳个体时,个体也不再对自我进行调节以使行为符合社会的期望.因此,当流动儿童遭受到不公平的受教育待遇,加之体验到了这种不公平感时,他们也很可能不再愿意进行自我调节而做出更多不适当行为了.
(二)经济排斥
由于城市相较农村物质更加丰富多样,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机会,因此,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也更高.然而,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人来说普遍不高且偏低,城市负重的经济开销不仅使其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而且在对子女的消费态度上,父母也不得不更加加以限制.当流动儿童看到自己心仪的物品却无钱付费,抑或看到同学的漂亮衣服自己也想买却又无能力买时,他们就很可能产生一种不公平感与沮丧感.
(三)文化排斥
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不仅面临着自身价值观的冲击,也很可能体验到一种社会边缘感和被歧视感.城乡文化在结构和内容上有很多的不同,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比,其内容更多元化,它更崇尚时尚,更新颖鲜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强调竞争、精明、效率等,农村则相对更简单,更单纯,更少一些功利性的成分,亦更保守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具温情.所以,当流动儿童从家乡来到城市以后,城市的物欲横流对他们已经形成的部分价值观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并且由于流动儿童刚进入城市,他们并不了解城市文化,也不了解城市生活的生存法则,因此很可能会不合时宜的表现出一些不适当行为,这就很可能导致别人的冷眼、奚落,引起他们的被歧视感而适应不良.
二、低社会经济地位所致的长期压力
流动儿童面临的另一个社会威胁,就是家庭的低社会经济地位所致的长期压力.流动儿童所处的家庭,父母都是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他们大都居无定所,从事一些廉价的体力工作,经济收入低,生存条件艰难.因此,相较于城市人,他们处于更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已有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更多地使人卷入到财政问题中,使人对未来怀有一种不安定感,将诸如社会排斥这类问题直接归因于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去检查调节自身行为从而重复遭受社会排斥,由此就产生一种压力,并使个体长期的处于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从长远来说是有害的,它会损害个体的认知、情绪表达与调节和执行控制等功能.因此,这种低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人的生活与发展都是很不利的,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很不利.然而,流动儿童正是生活在这种低经济水平的环境之中.较为贫困的经济生活环境很可能使得那些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流动儿童在营养上落后于城市儿童,导致其神经系统发育的相对滞后.曾传军等对流动儿童体格发育状况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个推论.他们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发育迟缓率显著的高于城市儿童,且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其子女发育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这种低经济水平的生活环境确实影响着流动儿童的体格发育,使其神经系统的发育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其认知、执行控制、情绪表达及调节能力,影响其学业成绩和人际交往.
并且,申继亮等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会影响流动儿童自尊的发展水平,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水平越高,其子女的总体自尊水平也越高.因此,流动儿童家庭的低社会经济水平就阻碍了流动儿童自尊的健康发展,使其相较于城市儿童,自尊水平更低.由上述蔺秀云等的研究可知,自尊能够调节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因此,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就往往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歧视,由此对他们造成压力,并引起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再者,这种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生存环境还潜伏了更多的社会威胁,例如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被人嘲笑、白眼和欺负等.因此,这些生存其中的流动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其成长早期就发展起了对社会威胁更高水平的敏感性.他们这种对社会威胁的高敏感性使得他们知觉到的社会威胁更多,体验的程度更深,因而感受到的压力也更大,更容易感到焦虑.
还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出对父母生活方式及家乡生活习俗很大的认同性,然而,他们对其父母的生存方式却表现出强烈的不满.Zink等的研究发现,当人在观看有关社会等级的变化时,杏仁核的活动更大,杏仁核与情绪的感知有关,因此也就是说,人在观看社会等级的变化时引起了更大的情绪.流动儿童是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他们还未成年就来到了城市,不仅可以很快接受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渴望得到城市人的认同,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己身处的低社会经济地位.从现实来说,流动儿童的父母往往很难符合他们的预期,而且这种压力焦虑是长期存在的.
三、社会支持缺乏
最后,流动儿童还面临的一个社会威胁就是社会支持的缺乏.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够减弱社会排斥对人的消极影响,有效减少人的压力体验,还能够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然而并不乐观的是,流动儿童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们常常缺乏这种应有的社会支持,这不仅不利于流动儿童的身心发展,而且还可能导致其问题行为的发生.谢子龙等对初中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初中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流动儿童相较城市儿童有更多的退缩行为.李晓巍等的研究也表明,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有更多的内化问题行为,如焦虑、退缩和抑郁.
(一)家庭支持缺乏
由于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水平低,生存条件较为艰难,因此为了维持在城市的生存,流动儿童的父母就必须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工作和生存上.他们为生计奔波劳累,拮据的家庭经济和沉重的生存负担不仅给他们自身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致使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关怀子女,给予子女情感上的理解与慰藉,相反的,还往往采取简单、消极的教养方式,甚至把“惩罚”作为释放自己心理压力的手段.沟通与关怀是社会支持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些流动儿童家庭中,父母不仅没有给子女应有的温情爱护,反而使用那些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打、骂来教育孩子,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家庭成员间的和睦亲密,而且很可能对这些本就脆弱易感的流动儿童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
流动儿童家庭的家长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不高,因此,他们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多采用的是中国古旧的教育方式.他们在面对子女的错误与问题时常常不是加以积极的引导,而是动则就打的惩罚,这不仅不利于子女对其错误的更正,还很可能导致其形成一种回避退缩的人格特征,使得他们在面对以后生活中的困境时,多采用一种回避退缩的消极应对方式对待,这就很可能降低其家庭支持甚至社会支持的利用率.
(二)教师及同伴支持缺乏
流动儿童正处在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和急剧增强的时期,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的,特别是与自己关联的教师和同伴的评价.当流动儿童觉知到自己不受老师重视或喜欢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被歧视感,甚至导致其自尊水平的降低.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被歧视感,流动儿童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就可能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变得更被动.一项对教师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调查表明,虽然城市中教师对学校招收流动儿童的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但是他们对流动儿童入读对班级教学及其自身的影响却仍是消极的.这样,教师在对待班级中的流动儿童时就更容易产生消极的反应,例如更少的表扬与关注流动儿童,这就会引起师生关系的不和谐.已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自尊水平与师生关系显著相关,师生关系中的低冲突性、支持性和关系满意度可以显著预测流动(下转第183页)(上接第161页)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并且蔺秀云等的研究还揭示了自尊在调节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发现高自尊的流动儿童,其歧视知觉更低,心理健康水平也更高.
同样的,当流动儿童因为自己来自农村的转学生身份而感到难以融入班级,甚至受到同学的疏远时,他们也会产生一种被歧视感,他们也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不受这种被歧视感的损害而采取回避的态度来处理同学关系,这也使得他们缺乏了来自同学的支持.而且,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潜在的不稳定性,流动儿童就往往面临着经常换学校换住所的风险.青少年时期正是对同伴拒绝非常敏感在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有着更强烈的建立并发展同伴关系的愿望,然而,流动儿童家庭的这种辗转流离的生活从客观上硬生生剥夺了流动儿童与同伴建立并维持关系的机会,这些流动儿童往往刚刚建立起与同伴的亲近关系就不得不面对分离,从而导致流动儿童不安定感与社会边缘感的加剧.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中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社会威胁有社会排斥、低社会经济条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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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长期压力和社会支持的缺乏.此外,流动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与威胁还有很多.怎样才能更完善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怎样才能更有效的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并融入社会这仍将是一个亟需各界努力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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