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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论述生态博物馆的内涵与实践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在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实践的经验和历程,从分析生态博物馆的非盈利性、参与性、利他性等公益属性及表现出发,剖析了我国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中理论层面的本土化理论体系不完整、规划层面的生态博物馆类型的多样性不足与经济利益驱动、实施层面的建设速度缓慢、保护力度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等不协调现象,进而提出围绕社会公益属性为目标完善本土化理论体系、倡导模式多样性及健全管理制度等对策建设.
关 键 词 :生态博物馆;公益属性;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69-13
一、生态博物馆的内涵与实践活动
(一)生态博物馆的产生及相关定义
生态博物馆的产生,有直接的理念源泉和社会文化推力.生态博物馆的先驱者法国博物馆学专家雨果德瓦兰(Hugues de Varine)认为,瑞典1891年建立的斯堪森(Sknsen)露天博物馆是生态博物馆的前身;挪威20世纪20年代的“民俗博物馆”主张的把文化遗产与地方环境结合保护的理念,是启发生态博物馆遗产保护理念的源头;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博物馆运动被认为是生态博物馆理论产生的直接社会文化因素.雨果德瓦兰:《20世纪60-70年代新博物馆运动思想和生态博物馆用词和概念的起源》,张晋平译,《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新博物馆运动中,产生了一些试验性和非传统性的博物馆,如墨西哥创建了以著名的人类博物馆为核心的六大博物馆建设,本土的“专家”展出和讲解他们自己的文化;美国诞生了关爱非洲裔居民的以阿那克斯亚邻里博物馆为代表的“邻里博物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Scandinia,指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和罗马尼亚也建立了多个户外博物馆.英国生态博物馆学家彼得戴维斯(Peter Dis)指出,这些“博物馆”的存在主要是迎合了日益高涨的环保主义思想,以及实现一种政治需要和时代需要Peter Dis:《Euseum: A Sense of Place》,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3..
针对生态博物馆定义的研究很多.早在1980年,法国博物馆学专家乔治亨利里维埃(Gees Henri Riviere)最早提出了这个理念,他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全篇700余字,描述近乎散文,主要强调了生态博物馆是处于不断进化中的,被他本人称之为“一个进化的定义”.
在里维埃提出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第二年,法国政府就颁发了更为简洁明确的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现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苏东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2期.该定义是根据法国政府官员弗朗索瓦密特朗 ( Francois mitterrand) 、马克凯瑞恩(Max Querien)的一份文化改革报告的精神制定的,强调文化遗产应该做原地保护而不是将遗产博物馆化.
同年3月,国际博协自然历史委员会推出的定义中,较为全面详细的解答了生态博物馆的性质、本质、表现手段等问题:“生态博物馆是这样一个机构,通过科学的、教育的,或者一般来说的文化的方式、管理、研究和开发一个特定社区的包括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整个传统.因而这种生态博物馆是公众参与社区规划和发展的一个工具.生态博物馆在管理上使用所有手段和方法来准许公众以一种自由的和负责的态度来理解、批评和征服它面对的问题.本质上,生态博物馆是为了达到其意愿的变化,使用工艺品、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具体的环境作为它的表现手段.”苏东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2期.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理论的引进人苏东海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是:“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自我保护,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的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论和新方法.”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来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摘 要 )》,《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3期.他认为生态博物馆有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与动态保护四个特点,并强调生态博物馆由居民自己拥有、自己保护的重要性.
(二)生态博物馆的本质及特征
关于生态博物馆本质和特征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博协瑞典国家委员会主席科吉尔恩格斯托姆(Kjell Engstrom)与法国学者瑞伍里瓦德(Réve Rivard)的观点.
科吉尔恩格斯托姆根据他的实践经验,概括出生态博物馆的五条特征:(1)多学科性.与传统博物馆按一个学科划分博物馆不同;(2)地区性.不是指行政地区,而是由文化传统,自然传统和经济生活的融和体.如一个矿区、河谷、村镇;(3)开阔性.不局限于建筑;(4)协调性.和当地居民协调起来,反映他们开拓记载和介绍自己历史的愿望,不是简单的兴建研究中心.
瑞伍里瓦德关注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差异,强调生态博物馆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利用当地居民的共同记忆,并于1988年提出了两者的对比公式:
传统博物馆等于建筑+收藏+专家+观众
生态博物馆等于地域+传统+记忆+居民
生态博物馆虽然并没有找到一个固定准确的模式,但国际学者普遍认可其最主要的四个特点: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与动态保护.生态博物馆是“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它的理念建立于文化遗产应尽可能原状地保护和保护在其所属社区及其环境中,并且着重强调原居民生活与展示的主客关系. (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
(1)生态博物馆在国外的实践
20世纪60年代末,乔治亨利里维埃建立了一座“法国地方天然公园”.天然公园的建设目标不仅包括文化体验和建筑展示,而且还致力于保护居民生活的周边环境,对居民进行居住环境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全面教育.“法国地方天然公园”被认为是法国的第一代生态博物馆,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种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创建的法国地方公园模式随后不断发展、演变,并在70年代中期形成了法国地方公园系统.与此同时,生态博物馆的另一位倡导者雨果德瓦兰在1974 年引导了法国老工业区索勒特索煤矿区(Le Creusot)向索勒特索生态博物馆的成功转变,并以最早的工业社区生态博物馆让世人知晓.
在新博物馆运动的推动下,生态博物馆经历了由法国推广至全世界的社会化与大众化的过程.1978年,加拿大开始创建魁北克生态博物馆,这是法国生态博物馆向世界推出的第一个试验区的成果,此后,加拿大先后建立起“岛上居民之家”等六座生态博物馆.加拿大的生态博物馆并没有简单地生搬硬套法国生态博物馆的经验,更加强调的社区与博物馆的互动关系,以体现了社区性与大众性的思想原则、以建立解释中心大力提高居民认知的工作方法闻名于世.
随着8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土著文化逐渐被关注,开发与保护民族文化的意义逐渐业界的共识.因此现代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更多地注重民族文化开发和保护为主的文化性思想原则.如1987年美国建立的亚克钦印第安社区生态博物馆、1990年以来日本建立的朝日町生态博物馆、1998年中国建立的梭戛生态博物馆等,都是贯彻这一思想原则的实践,笔者根据资料整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外生态博物馆实践情况,见表1.
(2)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实践
1985年,时任《中国博物馆》杂志主编的苏东海和副主编安来顺在该刊上连载了多篇介绍国外生态博物馆的学术论著的译文,将“euseum”一词引入国内,并将其翻译成“生态博物馆”.1995年,在挪威专家约翰杰斯特龙(John Aage Gjest rum)的直接参与下,与苏东海、安来顺、胡朝相等人共同组成了“生态博物馆课题组”,提出了《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被列入《1995―1996年中挪文化交流项目》计划.至此,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贵州梭戛苗族乡建立了.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迈出了中国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实践的第一步,开创了运用生态博物馆这种理念对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进行全面保护的先河,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中挪两国又继续合作,再建贵阳花溪区镇山村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黎平县肇兴乡安堂寨侗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汉族)生态博物馆,形成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2005年是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的时间.在总结贵州经验的基础上,广西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1+10”规划方案,即“1”个“龙头”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和“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的有机组合.同时,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等等地区也先后建立起生态博物馆.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保护对象大多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民族文化原始独特;他们大多承担着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责任,在遗产保护区外扩建居民新区;信息资料中心是其标志性建筑,作为保存记录、展示交流、居民参与的核心场所.这些生态博物馆的保护领域都属于传统乡土聚落,它们的内容基本包括遗产保护区、资料信息中心和居民新区三部分.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例,资料信息中心是其硬件标志,主要用于记录、展示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区包括以陇戛寨为中心的12 个箐苗聚居村寨;居民新区作为村寨的扩展基地.专家倡议、政府主导和国际合作是中国博物馆产生的三大影响因素.挪威政府为中国生态博物馆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梭戛生态博物馆编:《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黔新出(图书)内资字第091号,1997年,第125-130页.
2006年,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提出了我国生态博物馆在巩固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向我国富裕地区发展的战略思路,提出对生态博物馆拓展的思考与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核心理念;2010年,在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方案研讨会上,苏东海发表书面发言,提出将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历史使命和抢救安吉文化遗产的建设思路.苏东海:《在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方案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国文物报》,2010-12-29(第6版).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作为富裕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于2010年5月正式开始运行.
到2011年止,我国已建立生态博物馆24座,见表2.
二、生态博物馆的公益属性
生态博物馆的公益属性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盈利性
生态博物馆不以盈利为目的.挪威博物馆学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在梭戛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之初,不主张生态博物馆承担过多的发展经济的责任.旅游不能成为乡村的支柱经济,生态博物馆不能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手段.农村应以最根本的农业为主,保持长期和谐的生活生产状态,保持传统文化的纯正,才能不在对外开放中沦为弱势文化.苏东海在总结梭戛生态博物馆经验时说:“居民是自己文化的主人,政府和专家只是当地文化的暂时的代理人,只有实现了居民从名义上的主人到达了实际上的主人的角色转变,生态博物馆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博物馆也才能真正得到巩固.”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2008年第11期.
(二)参与性
生态博物馆的参与性很强.一方面体现于旅游者亲自参与劳动工作,有更多的机会与当地居民共同工作与交流,能更深刻的了解到真实的社区文化;另一方面体现于当地居民对于生态博物馆规划建设的参与,并因自己为当地的改变所做的贡献而感到满足和自豪.这种参与性在加拿大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特别突出.加拿大生态博物馆强调公众参与,重视社区往事的共同回忆,加强信息资料中心的建设,并且面对当地居民开设大众博物馆学课程,使专家与社区居民取得共同认知. (三)利他性
生态博物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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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他主义色彩.生态博物馆的目的地不同于普通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生态博物馆大多建立于偏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或经济较落后的传统村落.参观者或研究人员是抱着对旅游目的地的居民、环境、社会有所付出和贡献的主观意愿而前往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因此而获得旅游者在某方面的帮助,也同时因旅游者在当地的消费而获得经济利益.简言之,旅游者可以通过生态博物馆为社会、为他人做出一定贡献.(四)教化性
生态博物馆不仅保存过去的历史,而且把历史和现在、未来联系起来,以发展为目标,强调居民不应该从他们生活的社区分裂出来,而应对社区的保护和开发做出贡献.生态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是其不同于风景旅游区的重要特征所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提高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认识,二是增进游客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了解,三是为研究者提供良好的平台.正如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到的生态博物馆的“镜子”属性:“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当地居民为发现自己的形象观察自己,寻找对所处的土地及其先民的解释”乔治亨利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安来顺译,《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通过这面镜子,居民认识自己的文化,增加文化自豪感,学习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从而达到“自我拥有、自我保护”的最终目的;游客通过生态博物馆这面镜子,走进村落、认识村落,观察并体验当地文化,从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了解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与传统文化的弥足珍贵;同时,生态博物馆也方便了相关研究者获取资料,为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记录、统计、保存、展示与传承建立良好的制度与平台.
(五)可持续性
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性包括当地文化和环境两方面.
生态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它将积极保护当地的文化、环境,并帮助社区获得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更好的发展,建立一种当地村民、参观者与社区和谐共生的关系.文化独特的保护价值应该继承下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但我们不能阻挡他们向现代化演变,在发展中将要消失的东西,都用现代手段详细的记录下来,收藏并展示在生态博物馆的资料中心,当地村民的后人与外来的参观者都将会看到他们文化延续的轨迹.从这一点来说,传承当地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博物馆公益属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
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对象是属于公共产品的景观资源,如法国的索勒特索生态博物馆,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法国的博莱塞生态博物馆,是为了保护当地候鸟和淡水龟栖息地而建,加拿大的“岛上居民之家”生态博物馆,是为了保护一个因盲目开发旅游业而日益受到破坏的自然文化区.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地球资源的科学意义将使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受益.
三、中国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实践中的公益属性表现
生态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已经历了近20年时间,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实践中,都或多或少的取得了保护文化、提高村民文化自觉性的成功经验,但也有偏离公益属性的种种不协调现象.
(一)理论层面
生态博物馆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其西方性特征明显:目的是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展示、运行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和管理、资金供给主要源自民众和企业的集资.而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多为由政府与专家发起的行为,对当地居民来说,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被强加的,保护本土文化的行为是被动接受的,这种“保护”始终都是为了满足外界需求.
在对生态博物馆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和实践的情况下,我国的专家学者对生态博物馆理论的研究也较局限:一是主要集中于对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的追踪研究,二是主要从旅游学、区域发展的角度对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因此,也不难判断,在既缺少对评价体系、设立标准、管理模式等等的系统研究,又缺少对生态博物馆的景观资源宏观的分析与研究的情形下,当然无法建构中国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理论体系.
那么,研究、消化和借鉴他国的实践与经验有利于加速形成适于本地发展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如英国学者彼得戴维斯研究表示:“生态博物馆的标准强调地方重要性,强调地方的地理和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地方的经济和产品的重要性,强调地方的独特性和特点,以及当地居民的需求”彼得戴维斯:《评价生态博物馆现状和“成功”的标准》,张晋平译,《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法国的雷恩生态博物馆和阿尔萨斯生态博物馆,具有专业队伍和博物馆设施,它们按照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会(MLA)的认证条件进行认证MLA的认证条件包括:a.博物馆运作和管理,b.为参观者提供的服务,c.博物馆公共设施,d.文物藏品保护和管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博物馆达到这些标准,也是为了建立博物馆的信任度.;意大利生态博物馆结合政府立法的形式进行管理,特兰托(意大利北部城市)市政府为了保护和促进地方文化,保护区域内环境和历史遗产,颁布法规规定生态博物馆“将农村地区的历史性进步位于中心位置,保留农业转型过程中留存的痕迹,包括基础结构和居民聚集区.从所留存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中,可以没有偏见地,通过研究历史和文化资源,读到人类历史.重建这一地区走向文明的过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玛葛丽塔科古:《生态博物馆和地方政府》,张晋平译,《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加拿大学者皮尔马兰帝(Pierre Mayrand)将建立解释中心和进行居民培训的制度用于建立魁北克上比沃斯(Haute-Beauce)生态博物馆的案例中,并根据追踪的反馈结果修订计划.
(二)规划层面
(1)规划模式多样性不足: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规划模式,分别以贵州中挪合作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为代表.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是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前提下建立的,不仅是探索性的行为,更是一个创造性行为,对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提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1+10”建设规划,则是充分研究和吸取贵州发展经验的产物,成为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新起点.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的社会背景和选点标准的非常相似,都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两地的发展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和借鉴性.尽管广西生态博物馆创造性的提出了“1+10”的建设规划方案,但仍未能有效解决当地文化在对外开放中沦为弱势文化的问题. 2010年,浙江安吉继承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的规划模式,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建立起“一中心四大类多个展示区”的规划结构,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开创下良好的基础.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以建设安吉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景观为核心,并且以当地举办的“美丽乡村”的乡村建设活动为基础,继贵州黎平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之后,在村民自我规划、自我建设、自我管理的民建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公众参与的力度上,有了较显著的突破.但不难发现,安吉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过度流失,所以“安吉特色”成了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生态博物馆的三种本土化模式在数量上、在类型上与中国地域广大、民族多元、历史悠久的大背景、大环境明显是不匹配的
(2)经济利益驱动:贵州生态博物馆最初的规划阶段中,就已经确立了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的原则.现实告诉我们,“不论是搞生态博物馆也好,还是搞文化保护区也好,如果不和村民的脱贫致富发生联系,是不会得到村民拥护的”胡朝相:《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特别是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消除贫困、脱贫致富、发展经济奔小康才是首要任务.只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才能得到当地政府和社区村民的拥护和关注,村民才能自发地起来参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
从实际来看,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对当地居民来说最大的收益是切实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政府的项目资金与扶贫政策改善道路设施、提高居住水平,村民可通过为游客提供餐饮食宿、贩卖工艺品、组织表演团队等来增加收入.但与此同时,也开始形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属于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传统技艺无人继承,那种流于应付的民俗表演与讨价还价的生活变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和新的独特文化,本土文化在开放发展中难免沦为弱势.
挪威博物馆学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在协助中国建立梭戛生态博物馆时曾坚决反对居民向游客兜售旅游产品,且要求资料信息中心也不能像一般博物馆那样收取游客的门票费.他反复强调,生态博物馆绝不等同于一般的旅游景点,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展示当地文化,而非创收.但是现实却不尽如意,梭戛生态博物馆馆长徐美陵曾说:“早些时候的确是按杰斯特龙的要求去做的,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存在很大的困难,首先是社区内居民的脱贫太强烈,无法控制,也不忍心去控制;其次是博物馆如果不适当收一点费,就根本无法维持下去.”潘年英:《矛盾的“文本”梭戛生态博物馆田野考察实录》,《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反观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发自觉的保护行为,生态博物馆的职能基本不包括推动经济发展的需求,更不需要成为扶贫扫盲的工具.“经济利益”已经成了本土化实践中衍生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理论的新特征.
(三)实施层面
(1)建设速度缓慢.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20余年我国共建立生态博物馆24座,但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7.5%,较改革开放之初的19.4%提高了28.1个百分点,城市建设的日益扩张不断侵蚀美丽的乡村和宝贵的农田,不断破坏古老的街道和积聚地方文化的巷弄.文物古建失去与其协调的环境,非物质文化失去其存在的文化空间.正如梁思成先生对当年北京的思考:“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屈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梁思成:《北京城――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文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一些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之后,开始反思发展思路,倡导重塑人文尺度的城市发展模式.我国近年来虽然开始重视文化空间的保护,实施建立生态博物馆、建设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历史街区等一系列措施,但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建设速度不成比例,保护跟不上建设.有些“先拆毁、后重建”的“保护”行为,更是忽略了文化空间的不可再生性,各地区各民族自然而然的原生性的、祖先传下来的文化生活一旦流失,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破坏,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2)保护力度不足.我国至今建立的20余座生态博物馆,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等西南、西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其中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就占17座.其共同特点是生态博物馆所在地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传统民族文化丰富、受外部影响较少.以我国物质文化的多样性而言,我国生态博物馆保护对象类型单一,保护力度不足.
中国生态博物馆主要汲取了挪威经验,以民族文化和村寨生活为保护重点,但生态博物馆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世界范围内生态博物馆的主题各不相同,各具特色.
法国生态博物馆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历史学、地理学和地区经济活动方面.比如最早建立的克勒索蒙特索生态博物馆,是为了保护并复兴克勒索这个法国18世纪晚期重要的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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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工业文化;法国博莱塞生态博物馆是一座12世纪的城堡,它的保护范围内有很多珍稀的鸟类和植物,并且是欧洲淡水龟的栖息地,博莱塞生态博物馆一方面致力于保存和介绍博莱塞地区的建筑、景点、乡村等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保护本地自然遗产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瑞典生态博物馆着重考虑近期的,接近生活的文化遗产.比如博格塞根(Bergslagen)生态博物馆以“钢铁铸就的小镇”为标语,这里曾经是瑞典钢铁的主要产地,以保护工业遗产景观为主,并进行一些工业考古活动.英国的可马丁屋(Kilmartin House)是考古资源丰富的不列颠岛屿之一,它虽没有以生态博物馆命名,但是具有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内涵和工作模式,它以保护考古学遗产和丰富的自然遗产为主,包括古老的基督教石刻、中世纪风格的古堡和工业革命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