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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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及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了人对人的统治的观点,表征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源脉关系.同时,马尔库塞以批判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技术批判转向社会批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对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相统一的理想的描述,由于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实践过程,从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关 键 词 ：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社会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156-06

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50、60年代思想活跃,著述甚多,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他们的思想及著述不可能直接地表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至多是从自然和人的关系角度以及从科学技术的悲观情结中涉及生态危机问题.但是,如果说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马尔库塞,理由则是充分的.

一、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研究之肇始

众所周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架构中,技术理性批判是至关重要的批判视角和不可或缺的主题维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用“启蒙辩证法”这一经典表述形式,揭开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帷幕.所谓的“启蒙辩证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走向了反面,即启蒙的“自我摧毁”——悲剧性的毁灭.这种毁灭的表现之一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或者人类自身相互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全部动物和植物,如果地球符合一种著名的论断还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万物就会从最低级的阶段重新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指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拆解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制造了二者的紧张与冲突.然而,人对自然行使“统治权”的结果却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人类并没有成为万物的主宰,万物（自然）却使人类的生存状态不断出现危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毁灭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相互异化,更为严重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异化.由于启蒙精神迷信于技术理性和科学思维,以抽象的科学的理性认识描述现实,而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性思维,使人变成了无主体的客体,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交往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物的关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不仅人和自然相冲突,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相互冲突乃至相互厮杀.“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再没有手段可以表达这种矛盾了.这种矛盾是与单调严肃的世界一起运动的,艺术、思想、否定性就是从这个世界中消失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与自然界是在彻底地异化,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人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用它来做什么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悲观地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完全是悲剧性的辩证法.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根本不顾及自身,它抹去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在现实社会中,技术理性没有实现它所希冀的“抱负”：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科学和技术把人从神话和迷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使人类走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后者成为了一种新的束缚人、统治人的“神话”力量.科学技术制造的“神话”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之中,经济结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商品失去了除却拜物教之外的一切经济特征,拜物教已经将其不良影响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自由与个性被扼杀,人类完全置身于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中了.

毋庸置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没有直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但是,在技术理性文化信念占绝对统治地位而生态意识却还没有觉醒的时期,这种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主线描述人类的历史,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危险性的观点,无疑为马尔库塞分析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

马尔库塞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分析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灾难的思维路径,一方面说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表征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源脉关系；另一方面,尽管马尔库塞剖析了技术的两重性,指出技术异化下的单向度人等普遍异化现象,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对科学技术的未来社会价值充满信心.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观点充分说明马尔库塞已超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启蒙破坏自然的悲观情结,开始了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看,法兰克福学派是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发展到技术批判的,抑或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异化力量的批判都是沿着批判理论所规定的方向展开的具体的社会批判.但无论如何,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都是以对社会的现实批判为使命的.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为马尔库塞提供了进一步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视角.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转向对社会制度的深度批判.

二、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

马尔库塞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人对自然统治的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处处不自由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在此,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操纵社会的批判更是深入透彻.他尖锐地指出,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极权性质的统治力量,它不仅统治了自然,而且统治了人,“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毋庸讳言,在此,马尔库塞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技术悲观主义情绪.1968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出版时,适逢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西方冷战时期.针对冷战中的核主义,马尔库塞深刻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对自然和人的全面统治的极权主义,并从科学技术导致极权主义的维度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批判.他敏锐地指出,冷战中的核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在核恐吓中,发达工业社会民众“屈从于和平地制造破坏手段、登峰造极地浪费,屈从于防御教育,而这种防御教育既扭曲了防御者,也歪曲了他们所包围的东西”,但是,“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 马尔库塞以对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的谴责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深刻地描述了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统治.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以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技术理性控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极权主义”统治,而且,“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也作为技术,使自己永存并扩大化,而后者提供了膨胀着的吸收所有文化圈的政治权力的充分合法性”.按照传统理念的解释,科学技术应该主要具有工具和手段的特征.换言之,就其同人类生存的关系而言,科学技术具有中立的性质.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比传统“政治暴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尽管如此,其作用和威力却是以往任何统治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技术统治在行使其职能时不再使用强权和暴力,使政治统治具有了技术的性质.因为,当技术理性被冠之以“富足”和“自由”的美誉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时,它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把所有的民众都整合到现存的技术体系中,从而使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的劳动者丧失了应该具有的否定性,即不再是社会对立或反抗的力量.“富足”和“自由”使他们享受着充盈和多彩的物质生活,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技术统治作为一种极权的统治,使技术从人的解放的力量转变为人的解放的桎梏.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就此而言,它倾向成为极权主义.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事实上,现代技术理性催生的极权主义凭借着既得利益集团对需要进行的控制和操纵,不仅拥有毁灭自然和人类的物质力量,而且不可思议地毁灭了人类的否定性思维,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社会的需求结构.

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的极权主义操控着人类的需要,在真实性需要和虚假性需要中强化了后者的地位.在一定的社会中,如何判断社会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马尔库塞认为社会的真实需要是有客观标准的,即“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若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且人的劳动逐步减轻,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发展起来的各种需要都是真实的基本需要.他进一步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但它仍然不断地在制造着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则是一种虚假的需求,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政治的目的而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种需求的目的就是要使生存斗争成为人类社会的必要模式,从而使权力合法化、统治永恒化.那么,为什么发达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对“合理化”的虚假需要以及永恒化的生存斗争模式熟视无睹,却没有提出质疑、批判抑或抗争呢?马尔库塞指出,这种状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将“反对派”——无产阶级“同化”了,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追求的最重要的目的实现了.在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中,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阶级概念已经渐行渐远,甚至消失殆尽.新的统治方式全面控制了劳动者,技术理性彻底消解了劳动者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他们丧失了“内心自由”,人的思想成为“单向度”的思想,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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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于一切的利益,在当代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马尔库塞一再强调,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的工作、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状况,他们完全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同化了,劳动者和统治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同一”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在生产领域就是科学技术减少了劳动者体力支出的数量和强度,“机械化不断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这种演变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无产阶级）的概念有着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被激化,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而现在的情况表明,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及功能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继续发展,无产阶级却没有革命的意识和了.对此,马尔库塞不无痛心地指出：“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被由社会操纵的对艺术的抑制、被对于那些使被剥削者的奴隶状态永恒化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所抵消了.这样,就在被剥削者的本能结构中培植着在现存制度中既得利益而同阵营的连续性相决裂这样一种解放的前提条件却没有发生.”在此,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表示了质疑.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保证人的自由与解放,“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的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

最后,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不仅控制了社会的生产领域,而且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加强了对社会的消费领域的控制.他指出,在冷战时期,科学技术不仅为人类创造了这样的破坏力量,而且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假需求是“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征,总是被预先决定的”.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借助最新的“文化工业”手段——电影、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加强对人们的心理控制,“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别人所爱或者恨的东西”,这种虚假需求通过国家补偿分配政策和消费主义理念的大肆推行使民众认可并得到安慰和满足,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了合法性,当“单向度”的人沉浸在极大的物质满足中时,他的“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风”,尽管这种幸福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历史命运.为此,马尔库塞讽刺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事实上,这种满足和幸福是以不幸为代价的,因为他们的满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满足.资本主义制度正是通过向个人提供浪费性的生产、消费以及各种娱乐方式等社会需求,消解了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有效地遏制了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整体要求.“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身心延长物的长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疑的了.”因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使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的虚假需要上了. 虽然马尔库塞指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强了资本主义极权统治,但是他并没有像霍克海默阿多诺那样对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而是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为人类的解放提供可能性,承认科学技术的未来社会价值.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超越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异化现象而实现人类的解放提供物质条件.

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和解决生态问题途径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初,马尔库塞的《反革命与造反》一书出版.在该书中,马尔库塞第一次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并将批判的视角从科学技术领域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马尔库塞指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由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极权性质,自然不仅是发达工业社会用于加工制造的物质资源,而且也是加强对人控制和剥削的重要因素.在此,马尔库塞延承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科学技术在加强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加剧人对人的统治,并使人与自然异化的思想.马尔库塞坦言,资本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结果.

马尔库塞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为了维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资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制造虚假需要,并通过浪费性生产和消费剥削、掠夺无产阶级,使民众在对虚假需求的追求中被牵制性地“幸福而满足”地生活着,从而实现了资产阶级对民众的统治.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凭借技术的极权主义迫使大自然听命于商业组织的计划与开采,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的结果造成了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有人费劲地想使生态的政治作用‘中立化’,并利用它来美化现存的东西.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

在阐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过程中,马尔库塞以克服人与自然异化为出发点,并开始涉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关于人与自然异化的思想,从思想渊源来看,不仅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学者的影响,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思想对马尔库塞更是影响至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是被马克思作为主体来解读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它不仅仅是一种材料,不仅仅是一种有机物或无机物,而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是主体一客体,奋力求生是人和自然界的共同本质”.既然自然是主体,那么“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解放”必然成为“人的解放”的手段.这一观点被马尔库塞高度评价并继承发展.马尔库塞不仅把“自然的解放”看成是“人的解放”的手段,而且把“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看成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前提和条件.他明确指出：“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只新力量.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尔库塞认为,所谓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倒退到前工业技术阶段,而是要把人和自然从滥用技术的破坏性状况中解放出来,“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任何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因而,这种意义上的解放自然就是人自身的解放.与此同时,马尔库塞再次强调生态危机是政治问题,“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

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判断,马尔库塞断言,要消除技术理性的统治功能,克服技术异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向形而上学逆转,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从而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尔库塞所设想的新理性的核心就是在技术理性中纳入价值要素,并使之成为新理性的灵魂.尽管并未直言自己新理性设想的源脉,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尔库塞新理性的设想可以使人们联想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论述.韦伯在探究现代化精神时分析了两种理性,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二者之问的冲突与张力.韦伯认为,价值理性的核心是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理想、道德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它强调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价值内涵；与此相反,工具理性则主要强调特定行为的功利目标,关注如何通过技术、理性、工具、手段达到利益的最大化.1920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尖锐地指出,尽管工具理性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开始脱离自己内在的价值取向,丧失了宗教的原动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开始冲突趋于分裂,目的被手段所取代,工具理性猖獗的社会后果则是人被物欲所牵制,人被物化且丧失了自我.毋庸讳言,韦伯的这一观点对马尔库塞的新理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马尔库塞的基本思路抑或新的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将价值和艺术整合到科学和技术之中,实现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有机统一,从此便可以消弭工具理性的膨胀,扬弃技术的异化,摒弃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现状.而扬弃技术异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自然的解放,最终达到人的解放.他甚至断言：“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使如下转化成为可能：把价值观念转化为技术的任务——价值观念的物化.其结果,重要的便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观念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的要素.这些新的目标,作为技术的目标,不仅在机器的利用中,而且在机器的设计和制造中都将起作用.”

除此之外,在马尔库塞的新理性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艺术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艺术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应该集中地表现人的创造性本质.可是,在科学技术的极权时代,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艺术通过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联袂和现代物质生活方式的浸染,已然成为技术理性“宰制”社会的重要手段.艺术异化的根源就在于艺术理性同科学理性相分离.“统治的理性已使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相分离,或者它通过把艺术整合到统治域,从而证伪了艺术理性.”因而,要扬弃艺术的异化,必须重建技术和艺术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必定消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人类认识自然以及改造自然时态度便是温和的,方式则是优雅的,即“还原”了美学的气质.惟此,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盲目性和残暴就被遏制了.“如果艺术还原成功地把控制与解放连接起来,成功地指导着对解放的控制,那么在此时,艺术还原就表现在自然的技术改造之中.在此情况下,征服自然就是减少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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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只能靠对资源,即对大自然的全面毁灭才能生存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他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强调把自然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解放就是要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达到人和自然的统一,从而从本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毫无疑问,马尔库塞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极大的理论贡献.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威廉姆·莱斯正是沿承他的老师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路径,对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驳斥,并将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归结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利用,试图运用生态学理论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从而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无法回避的是,尽管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生态学的批判是尖锐的,但他探索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解决途径,由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不在场,实践过程的缺失,从而使他的“恢复感性的美的特性”以及自然和人被“解放”的理想描述富有了明显的乌托邦意味.

[责任编辑 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