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经营中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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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晋商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开拓,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财富,还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其中晋商的经营理念是其商业文化的核心,而晋商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是其经营理念的一种突出表现.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集中体现在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家国一体观和回报社会的舍利取义的价值观.

关 键 词 ：晋商 经营理念 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55-03

中国的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释诸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货殖文化.而这一文化在明清时期晋商的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在社会责任方面,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

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其对社会责任的履行集中体现在与国家命运与共的家国一体观和回报社会的舍利取义的价值观.

一、家国一体观

在中国商人经营理念中首先应突出的一条是爱国,这是大节问题,是商人安身立命的第一要义.

(一)捐输助饷

捐输助饷.晋商的急公好义,为了报效朝廷,在历次的平叛和防务等活动中,他们都踊跃捐输,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佐四川的金川防务,太原等府州绅士孟赢等人共筹本钱110万两,并由郭继传等率伙商赴川办军需物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100万两.

“张氏,讳英,字灿如,号韬庵,别号朴叟,等乾隆戊辰输入白镪千,助金川军役；乙酉大吏檄缮邑治城,复输千金助工役；癸巳复输金万有二千,助金川饷；嘉庆庚申以剿秦、蜀诸省逆匪,复输二万金以理军资.承理河东鹾业凡十余年,征课额引,岁如期纳无误,督鹾大使俱优奖以示劝.”(《诰封中宪大夫布政司理问显考韬奋府君行述》,《定阳张氏族谱》.)

盐商程凤南,“业盐两淮,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助军需.淮安饥,施粥助账.拯治甚众,官给好义可风额,给九品顶带,以示奖.”(光绪《太谷县志》卷5,人物、义行.)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51～1864）,票号商的捐输活动最为活跃.从咸丰二年（1852）二月起至咸丰三年（1853）正月一年间,“各省督抚将军及所属文武官共捐银1290553两,绅商士民捐输银4247916两”(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页.),在这些捐款中,山西一省的捐输名列榜首,400多万两的绅商士民捐银之中,山西计共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将近160万两,占当年商民捐输的37%.(《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的奏折》,咸丰3年正月26日.)

之后,朝廷因“库藏支绌”,又以“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山西商人“急公好义”之名,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如当时官吏的奏折称,“军需浩繁,库藏希已告匮,是目下最急最重之事,莫大于筹备军饷.虽然各省举行捐输,为数无多,无济于事.等因见本年春夏之际,京城商民大半息业返里,晋省之民携回重资岂止数千万两.县志京师劝捐寥寥,即由资财聚于晋省之故.等是以奴才等公同商酌,将详切情形,函知晋抚哈芬,漏拟七八两月之间,该省必可劝捐数百万两,以资补助.”(《军机处录副》《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右侍郎罗衍为召募津门十三人而助军威的奏折》咸丰3年10月初3日.)咸丰三年（1853）正月以后,清政府以铸炮、助饷等名目向商贾勒捐.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13家票号捐银6000多两.(《东华录》,卷19,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中,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清）徐继畲《松翕先生全集》文集卷3,《复阳曲三绅士书》)

当时,许多商人还为了取得职衔而积极捐输.如咸丰三年（1853）六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哈芬为绅民捐输恳请资励奏折清单》称：“平遥县李箴视由同知职衔捐银四千两,拟请议叙知府职衔”；同年七月初八日《山西巡抚哈芬为河东商人捐输恳请鼓励的奏折》中,有“平遥县光禄寺署正职衔李箴言捐银二千八百两,拟请议叙员外郎职衔”,还有李家李兰溪捐银1400两,拟请议叙光禄寺署正职衔并加一级的记录,李家李兰泽捐银1800两,拟请议叙通判衔.李箴视是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言是他的弟弟,李兰泽、李兰溪则是本家兄弟,一年内仅日升昌东家的捐输银就达到了1万两现银的规模.

清政府因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在号召各地商民捐输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一些官员还想到向晋商借款,以暂时解决朝廷的燃眉之急.如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上奏：“臣闻山西富商,在京师开设账行,数十年于兹,乃于来来春间,因湖北江南贼匪不靖,忽尔歇业西去,收回恐银不下数千万两,等若蒙皇上明颁谕旨,饬令本省大吏,详察殷实之家,恺切晓谕,暂时与之挪借,以助国用”.(《军机处录副》《左副都御夫周祖培为设法筹储经费以济国用的奏折》,咸丰3年6月初5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晋商不断为政府垫付各类开支,如同治时,左宗棠用兵新疆,山西票号先后借饷银863万两.1890年百川通为两广垫汇海军经费5万两,(《两广总督张子洞为汇解海军备用银款的奏折》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军录》洋务运动,海军类,卷号528.)等等.

(二)为国杀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商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国家不靖之时,商人常常直接参与国家的军事行动,为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生命.晋商这方面的事迹在史书中也屡见不鲜.如嘉靖年间,巡盐御史莫如是为抵抗倭寇,选取山西、陕西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五百名商兵,等以备城守.((明)郑晓：《郑端简公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骁勇善射者五百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

顺治二年（1645年）闺六月,苏州城上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一面发矢射之,一面缒人下城杀去,伤被数人方退.(叶绍袁《崇祯纪闻录》卷5,转引自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三)力争主权

清后期,英国福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了山西盂县、潞安、泽州、平定、平阳五处煤铁采矿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及各票号纷纷解囊,集资15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煤矿资源.

时人严慎修言：“余尝闻友人言,当晋人购矿于福公司时,约定赎款二百七十五万两,其时库款无余,所依赖者全属票商.交款之日,福公司暗托与有往来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票庄,而票庄当日不动声色,不爽时刻,纯然以彼外国银行所周转之票相交付,于此,外商固惊讶不置,而晋商金融界活动之力若何,亦可以睹矣.”(《晋商盛衰记》,转自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1937年,第6章.)

1919年,山西掀起抵制洋货运动,山西商界先后成立了“山西商人自强会”、“太原商界抗日救国会”、“山西商界抗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这些事例都体现了晋商经商不忘报国的价值观.

二、舍利取义

舍利取义、乐善好施、积德行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对于德,孔子多有论述,他说：“为政以德”、“君子怀德”.也就是说,为政者当以德性为本.晋商中不乏把积德行善、乐善好施作为他们的经营理念者.他们在经商致富后,并没有忘记回报社会,在社会救济、修庙筑路、创办义学等方面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一)社会救济

晋商的社会救济活动很多,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赈灾、扶贫、救助等.

在赈灾方面,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岁歉,清代永济人刘向楠,输粟数十石,赈村人,各给银两使谋生,赖以全活.(光绪《永济县志》卷13,义行.)明代襄陵人高瓒,嘉靖初年,贾游江淮,值岁大灾,目击心怆,而高瓒也病危,遗言于子说：死无所嘱,唯出金买粟赈此饥饿,死而瞑目.明代沁水商人张希鲁,少商游,万历丙戌值大,输粟千石,诏建坊旌之.山西商人“张维口,等虽操业商贾致富,誓与兄弟同居不有私蓄.道光丙午岁歉,捐粟帐饥,赖以全活者甚众.”(光绪《稷山县志》卷6,孝义.)

在社会救助和扶贫方面,也有很多记载.明代有陕西三原人陈海,贫而坐法,山西蒲州商人范世逵见之,怜其旅困,为之出资赎.未几,陈海窃范氏重资亡去,人皆责之,范氏说：此人吾与之恩厚,偶利迷,尔稍后,当自来,已而,果然.

明代山西马邑商人覃表用“好义喜施,里中称为善人”.清人张佩“建桥修路输金赈贫.又设义冢二所,以待村中之贫而无葬地者.”(嘉庆《灵石县志》卷9,行善.)

清人荆百达,山西孙家庄人.幼好读书,以家贫贸易河南.因始不染市井气习,年迈归里,修理祠堂,教训子弟.亲族糊口不给者,尽力周恤.乡里称赞.(光绪《续猗氏县志》卷上.)

在其他社会公益方面,晋商也有很多事迹可陈,如清人甄建,商贩为业.尝由高平曲肆归里道经府城,拾票钱三百余纸.密访知为邱村郭某所遗,亲至其家还之,时嘉庆乙丑（1805年）冬也.(光绪《潞城县志》卷4,忠义孝悌录.)清人段春风,字子和.为人谨厚,早岁贸易河南,得秘术医畜,全活无算.或谢以礼,弗受.远近以活人术匾其门.(光绪《稷山县志》卷1,艺术.)

吉立栋,字建堂,靳城里人,曾服贾广陵.心念其母,乃迎养旅邸,重义气,乐施予,邑令以心端行淑旌之,旧志称其重义轻利.(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31,人物.)

马学良,农家子,少孤贫,贸易西秦.忽念朝夕离母,即弃归.及母殁,庐墓三年,不入寝室.每出必禀命墓左,不异生时.乙丑岁饥,以八十余金济贫困.汾水夏涨,有溺死者,人皆畏避,马学良独买棺收葬,其孝义皆人所难能者.(光绪《稷山县志》卷6,孝义.)

(二)修庙筑路

晋商致富荣归故里之后,在当地的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诸如修路筑桥、建庙修庙等,方便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

如清人“张捷三,山西白驹村人,业商.管理村事,主张公道,出私款补修南头坡路.俾便利车马”.(民国《翼城县志》卷29,孝义.)灵石县张佩,贸易直隶,闻母失明,弃商归养.以经商所获之利,建桥修路,输金赈贫.稷山县刘世英,业贾致富,凡修桥、筑路、浚沟洫,皆独任其劳.“孙士杰,字俊臣,赋性好施,贸易京都,修桥路以济人行”.(光绪《稷山县志》卷6,孝义.)

乔廷楹,“至修桥补路犹其小焉者,耳如北平关帝庙城南北关音堂重修募化,公之力多”.(民国《重修安泽县志》卷11,人物.)

清人阎天杰,兴教坊庠生,捐守御所,乐施好义.出应盐务,运发陕西长安、华阴两县.商事五年之间,盈利数万.旋辞商,归家.昌修庙宇,周济贫乏,每于岁暮,设饭施衣.终身不倦.(光绪《续猗氏县志》卷上.)

盂县人张炽昌,“贸易关东,平生性气慷慨,曾出资建迎辉门外关帝庙.”

“从九,管耐思,字德容.中年丧偶,不再娶.尝贸易宁夏.有同游者失其资斧不能归.管倾囊助之,不责其偿.居郭外别墅,博览古籍,修族谱、造家庙,以奉木主俾昭穆不紊,闾里颂之”.(光绪《稷山县志》卷6,孝义.)

另外,很多大型公共工程的兴修,诸如水利建设,也都有商人的身影.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盐院萨春上奏说,“仍照历年奏案商修姚暹渠,民挑涑水河成例,将姚暹渠仍归商办以省民力.”(光绪《解州志》卷16,艺文.)可见商修水利几乎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成例.

(三)创办义学

各地的学堂、私塾是百姓最为关注的事情,事关子女的教育甚或是未来前途.晋商在外致富后,往往回乡设立义学,供贫寒子弟读书,对提高当地百姓素质,培养子弟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如清代永济人刘向楠,于村中设义学,效果非常好,贫族子弟后多有成就.(光绪《永济县志》卷13,义行.)韩杰,字汉卿,例贡,鸿胪寺序班,业贾游吴越,胸次洒落绰有风致,宗族贫者建义宅以处之,生养死葬悉瞻焉.戚友称乏,多方帐助,捐金修学为诸生倡.生平所绩,以仗义散尽.(民国《新绛县志》卷5,孝义传.)

秦奎炎,山西上阳村人.少壮业商,而喜读小学.尝于村东购,废寺创立书院名曰：“归儒”,并延请山西芮城知名文士薛仁斋先生主讲.(光绪《永济县志》卷13,义行.)

任士宏,字永兴,永济人.贾于绛.铢积得千金.临终嘱其子,有善举当以相助.后值绛城重建书院,即出此金,倡捐大工始基,士林至今赖之.(光绪《直隶绛州志》卷12,寓贤.)

上述晋商之恩厚待人、好义喜施、赈济灾荒、修建寺庙、筑路修桥、创办义学等积德行善之举,乃是晋商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小结

商人们的种种义举,在史志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中国商帮及商人一向崇尚的“家国一体”、“舍利取义”、“以德治商”的经营理念,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商人群体社会责任的一种外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