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负向度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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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械整合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社会获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于社会发展而言,社会分化也有两重性,一是发挥着积极功能,属正向度的分化,二是对社会发展不利,属负向度的分化.目前中国社会负向度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分化“不够”,社会分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二是社会分化“过度”,整合不足.当今中国最需要警惕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负向度分化.经济层面负向度分化表现为断裂,社会层面负向度分化表现为失衡,文化层面负向度分化表现为疏离.我们的社会必须做出相应的、灵敏的调整,有效阻止负向度的分化,以利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及现代化的发展,进而实现我们所说的理想型社会,即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相融汇的社会.

关 键 词 社会分化 负向度 断裂 失衡 疏离

作者 1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2张秀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实习研究人员.(杭州:310025)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械整合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产业的分化、收入的分化、社会阶层的分化、组织的分化、结构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弥合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张力,使整个社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共时态存在.也即这股力量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可能是发挥积极功能的,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是负向的.因此,我们关注社会分化,在认识其作为社会变迁过程中“发展的突破点”意义,看到其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功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当下中国社会负向度的分化.

目前中国社会负向度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社会分化不够,社会分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有许多反常因素还在阻碍着它,不让它达到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发展阶段,即分化的初步性、不彻底性、不平衡性.其二是社会分化过度,整合不足.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后一种情形更值得关注.正像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所说,“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警惕的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负向度分化.这三个层面实际上又是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当这三个层面负向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打断社会的正常演进和转变过程,把中国社会推向“高风险社会”.

经济层面负向度分化:断裂

“断裂”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断裂观念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理论方法”,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领域组织形式与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及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断裂.[2]中国当前社会断裂现象主要表现在由于经济利益分化过度,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联系的断裂.

而经济层面负向度分化导致的断裂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基尼系数明显升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0.317到1998年的0.386到2000年的0.409再到2008年的0.469,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了0.4的警戒线,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乐观者认为,虽然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但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而“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3].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比如,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4]尽管争执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富正在高速向社会的一极集中.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而2005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5]

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于贫富分化的预警,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值,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的主观感受.浙江省是全国基尼系数最低的省份之一,因为浙江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大.然而,我们的调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于2008年11月~2009年1月开展的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大型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59份)却显示,民众普遍感受贫富差距大,并深感数年内还会有所加剧.

比如,在询问“您是否认同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的说法”时,不同社会群体认为“同意(包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竟达到80%左右.其中,国家公务人员中有80.0%的人同意这个观点,经理人员为84.6%、私营企业主为71.9%、专业技术人员为80.6%、办事人员为77.3%、个体工商户为80.9%、商业服务人员为78.5%、产业工人为79.9%、农业劳动者为83.6%、失业无业人员为85.7%、学生为75.8%、其他人员为88.4%.可见,不同的职业群体都深深感到自己身边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在对“未来贫富分化趋势的判断”上,超过50%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认为“未来贫富分化会缓和很多”和“有所缓和”的只有261人,占22.8%,认为“没有变化”的有230人,占20.12%,认为“有所加剧”和“加剧很多”的占57.04%.不论是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偏低或偏高收入群体,对“未来的贫富分化趋势”都持不容乐观的态度,认为“缓和很多”的比例相当低.总体而言,不论是对当前贫富差距状况的评价还是对未来贫富分化的趋势判断,民众都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可见,贫富分化无论是从客观统计还是主观感受上,都成为不争的事实.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6]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马拉松”式的淘汰也在进行着.社会财富的拥有者会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舆论工具等多种力量影响涉及社会发展的各种决策,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筹码.相反,那些经济收入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却在社会发展中掉队并被甩得越来越远.比如,对于城市失业者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已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回到过去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也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7]这些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有限与不平等,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将被不断弱化甚至丧失,发展空间将变得更加狭窄,从而最终被主流社会所排斥.

社会层面负向度分化:失衡

社会层面负向度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的简单化和一致性,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一直是政府单一主体的行为.在我国制度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利益已经分化,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公众已经明显区分为不同利益群体.无论典型市场经济国家抑或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证都已证明,当社会运行与经济运行呈现为主体多元化时,政府单一主体已经无法单独处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也难于调节日趋复杂的利益格局.当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时,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即如何使不同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表达并力求利益关系均衡,引入利益集团这一社会和政治机制是尤为必要的.[8]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已经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善治的重要因素.

利益集团的存在对于地方政府的善治兼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它既是促进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推动因素,但也可能成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加剧社会分化,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的潜在诱因.[9]目前社会利益冲突主要并不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往往表现为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表现为强势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难以进入政策议程,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呈现一种失衡的扭曲,潜藏的社会碎片化危机有可能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危害.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许多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10]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盟,合力排斥他人对权利的分享和对市场利益的分羹,如此发展下去,“精英”们所获得的利益变得越来越多的同时,底层被压抑的人才、所积蓄的不满等也将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当达到临界点,“精英”们的所得会如一堆累卵轰然倒塌,只留下一地狼藉――这并不是“你予我取”的“零和游戏”,而势必会形成对社会秩序、财富等的巨大破坏.[11]

与利益群体相对的是权利贫困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政治权利往往无法正常实现.以农民工为例,他们很少参加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一方面可能是农民工自身的意识不够,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一些地方干部担心建立工会组织会妨碍招商引资,一些企业经营者怕农民工组织起来捍卫自身权益.这样,相当多的农民工实际上丧失了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也难以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管理企事业单位的权利.郑杭生等人的调查表明,政党组织更多的是在干部和工人等非农户口的人员中发展其组织成员,而在农业户口的城市农民阶层中发展的比例很小,农民阶层中很少有人获得党员身份.同时,在村委会选举问题上,许多农民工表示“身在外地,选举时我不知道”,“对候选人不了解”,“选举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对自己不重要”等,导致此项政治权利无法实现.[12]另外,由于户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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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现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这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状态使这种对政府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难以得到缓解和集中的话,就可能由于政治参与的剧增而产生政治动乱.[15]可见,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利益诉求问题,化解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逐步提高政治体系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适应性,通过逐步的政治变革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就会导致政治风险的累积,增加政治发展的代价,甚至使得整个社会趋于失衡.

文化层面负向度分化:疏离

社会分化的加剧必然会对社会文化带来影响,直接体现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社会文化同样会反作用于社会分化的过程.在社会学看来,秩序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现代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元素,而社会文化则可以称为“基石的基石”,因为社会文化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规律性、均衡性、连续性.因此,文化层面的负向度分化可能直接动摇到社会秩序的基石.今天中国文化层面的负向度分化主要表现有二:

首先是社会认同的分化.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集体观念,对于社会团体而言,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许多研究发现,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并处于封闭社会状态的民族国家,人们之间会有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间达成匹配就更有可能,也就更容易形成总体性的社会认同.但当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日益提升,并趋于快速开放时,其社会成员之间已有的依赖关系与合作机制就会面临严重挑战,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间的匹配会越来越困难,社会认同的分化也会快速形成.[16]

若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基础层面的社会认同出现了高度匹配和快速分化两种情况.[17]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社会认同以阶级认同为轴心,体现为人民对国家的总体性认同在基础性领域的三个方面高度匹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深地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会导致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趋于分化,也促使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间的不匹配程度加大,一些社会阶层对过于强调扩大经济总量,以市场为主导的福利渗透方式的认同趋于分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被对话的一方,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境遇有了不同的解释和预期,组织社会的传统方式所依赖的政治社会条件不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企业和社团,以及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治理环境.

比如,在城乡分割时代,农村人与城里人的交往和互动都比较少,甚至许多农村人都没有见过城里人,他们并不知道城里人怎样看待农民,只知道国家把他们当作农民(或叫公社社员),所以他们对农民的制度性身份认可成为理所当然.[18]而作为未来中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青年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认同上则呈现混沌的特征.他们通常认为,除了农村户口,自己已经是城市人,大多数事情可以和城里人做得一样好,在住房条件、城市印象、老乡关系、行业类型、培训机会等要素上,表现出了比其他农民工群体更高的重视程度.概言之,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生活习惯上已经不再是农村人,并主动适应城市生活,但是在自我身份认同上仍有些摇摆不定.

其次是社会信任的不足.信任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一书,可以说是信任问题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齐美尔强调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认为信任促进了交换,并且是社会中重要的合成力量.相对于西方的普遍主义信任,中国信任在更大程度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社会信任关系主要建立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因而道德情感因素起着明显的约制作用.[19]具体而言,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基本构成主要有三个部分:与自己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以及来往密切的朋友的特殊信任圈子,其信任值最高,与自己具有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的一般信任圈子,其信任值居中,包括生产商、网友、销售商以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圈子,其信任值最低.

随着社会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加速,社会分工使人们的共有知识减少,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易变性增强,这削弱了熟人关系网络和熟人信任的效力,而新的陌生人信任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或建设得不够完善.[20]因此,不仅过去对陌生人信任的缺少现象依然存在着,对于“熟人”也产生了怀疑,如社会上流行的“杀熟”.当善良的人们屡屡被不诚实的人们所欺诈,当这些不诚实的人屡屡因欺诈行为而获取不正当利益并且不受任何制裁,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谓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其结果是要么诚实的人们被淘汰,要么诚实的人们放弃诚实.当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深的程度,扩展到一定广的范围,社会就必然出现信任危机.

文化层面负向度分化,一方面直接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个人价值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精英群体呈现价值错位、新社会群体呈现价值不平衡、基本阶层群体呈现价值困惑等特征.[21]另一方面则导致了社会信任的危机.而这两方面直接导致人际关系疏远化与紧张化.

社会分化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会引起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之所以当前中国出现了负向度的社会分化,并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是因为在分化的过程中,社会整合度不够.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分化加速、社会整合亟待提升的发展阶段,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系统功能分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前进,社会整合的方式、内容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社会分化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某些领域或某些阶段难免会出现负向度的社会分化,社会结构就必须做出相应的、灵敏的调整,冲破已成定式但往往僵化、停滞的社会结构,促使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进行社会整合,以利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及现代化的发展,进而实现我们所说的理想型社会,即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相融汇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