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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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革命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阶级、斗争、革命、.当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这些基本概念将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和谐、改革、法治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才能深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形态、建设道路和发展方向.

［关 键 词 ］人；和谐；改革；法治

[中图分类号]Do-o[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41-04

科学社会主义起源于西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科学社会主义也开始了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当代中国实际以及所处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就其内容来说,它是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一、

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的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一样,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也时刻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但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它在１９世纪的那些理论对手们、区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斥之为‘乌托邦’的那些社会主义学说之处,可大致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必不可少的阶段.其次,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确实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革命阶级,它历史地承担了突破资本主义秩序、宣告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重任.最后,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进程的客观实在性,相信对历史进程可以进行科学分析,这种分析表明,人们具有认识历史必然性的潜力,而这些观点同那些以来自于道德示范和性善论的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类观点从未出现在傅立叶、圣西门、欧文或其他人的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无论马克思有多少观点与他们相同,或有多少观点是来源于他们的理论.”［１］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和思想上的超越所在.

科学社会主义主要以革命理论的面目通过《宣言》“公布于世”.为实现工人阶级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即如何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客观事实.由此马克思为业已存在的阶级斗争理论增添了自己的伟大贡献：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２］后来.马克思又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３］这意味着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并运用这个政权的力量消灭私有制,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此,“阶级――斗争――革命――”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在事实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有过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愿望.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后来的“修正主义”或“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思想根源.科学社会主义的其他内容――诸如党的建设、战略策略、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民族宗教、国际主义等学说,必须而且事实上都是围绕这些概念和线索展开的.

至于无产阶级建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４］与其说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当革命的任务完成、阶级消灭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将因失去阶级属性而成为“关于生产的科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嘱咐夺取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通过生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造就全新的人.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工人阶级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意味着革命任务的完成,过渡时期的终结,社会主义新社会建设的开始.在“自由人联合体”还没有形成、和国家政权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的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指导思想就应该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根本转变.当然,这个转变不能一步到位.执政党不能不考虑旧社会“痕迹”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不能不采取必要措施巩固革命成果和自身的执政地位.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进步标志是：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激烈,而是趋于消亡；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不是日益加强,而是逐步减弱；人的个性不是受到压抑,而是不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此相适应,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也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并且要围绕新概念构筑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这个“发展点”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建设”和“发展”的主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从“阶级――斗争――革命――”到“人――和谐――改革――法治”的新发展.

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工人阶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阶级”已经转为“人”.人,在当代中国就是所有共和国公民.在中国,1949年到1956年之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业已消灭,地主和资本家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工人阶级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但在中国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变成了“人”,而不再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属性.过去党的指导思想失误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仍然沿用阶级分析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形成的社会结构.更有甚者是人为地虚构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冲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以,“人”的概念的提出,就是要消除笼罩在社会关系上的“阶级对立”,彻底否定“阶级斗争”的思维.尽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但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某些新的社会阶层并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全可以防止这些阶层之间的关系向阶级分化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治国理政就是要“以人为本”.这就确立了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人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力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要以满足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到实践中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和谐.科学社会主义讲究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中国人看来,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状态就是和谐,即古语中所谓“以他平他”、“相应”之意.因此,和谐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仍然存在.但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已经逐渐为“社会矛盾”所取代,解决的方式已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已不再具有激烈冲突的性质,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是,受国情的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由于社会分工、职业差异、以及现实分配方式的缘故,社会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社会冲突以及社会动乱的危险性,存在着日趋加剧的综合国力竞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压力和挑战,生存竞争并没有停止,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还不能完全一致,有时甚至会发生严重对立情况,进而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在为社会主义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新问题,又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从党群关系、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但既然是社会主义,既然是执政,就应该有能力通过促进社会和谐为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改革.无产阶级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是“革命”.一旦这个任务完成,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任务就落在“改革”的肩上.因此,改革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６］但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基本适应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矛盾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改革的途径加以解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一方面,不能指望一次革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不能通过“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变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７］过去的教训在于,把革命理想化,为其增添了许多负担.几千年形成的制度和文化试图通过一次革命就全部摧毁,结果是优秀的文化遭到破坏,而陈腐的东西却死灰复燃.问题还在于,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为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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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实质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但严格地说,它只存在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１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同归于尽,是“”、“”和“国家”的自行消亡.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则是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新问题.由于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因此无产阶级一般以“人民”或“人民”的形式出现.人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使命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护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１１］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都承担起了经济建设的重任.人民对于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社会主义局部实验和探索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坚持人民,“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１２］但是,如何运用好这个政权,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的政治进程,则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面前的新课题.中国的答案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法治”就是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具体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不仅不受旧的法律限制,反而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当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应该发展,健全法治.执政党的意志通过程序转变为国家的意志,并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拓展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自行消亡的“自由人联合体”.如果用这个标准判断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得出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如果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按照这个标准建设现实的社会主义必然遭到失败.反之,如果用今天中国的改革去裁决科学社会主义,也容易得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而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维,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的基本轮廓也就日见清晰了.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理想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已见雏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一个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解放前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度,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所赖以确立的社会化大生产并没有形成.中国人经过长期探索,特别是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生产关系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适应了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且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多层次性的基本国情,有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工程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社会.通过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为社会主义的成熟和发展创造物质前提.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回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中,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这些国家自身资本主义发展固有逻辑的结果,而恰恰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与其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本身,不如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不如说社会主义还不定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强文明和谐；现代化的发展要有党的领导提供政治保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工人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但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步骤不能跨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1956年“三改”目标实现了,但“一化”的任务却没有完成,这就导致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脱节,而传统的“苏联模式”又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原因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长期偏离正确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形成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老路,又超越了落伍过时的“苏联模式”.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展开和实践.

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实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以后,未来社会的发展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以往人们认为,1956年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远未达到这个程度,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上百年的发展过程.至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也有别于西方.大体说来,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分封或郡县制的集权的农业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社会、新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看作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经几十年的建设,但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还不能照搬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早地移植到现实的中国土壤中,必然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中国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但是“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１３］党作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既肯定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认识到了它的发展程度,以及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方位.尤其是“小康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找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理想和中国国情的结合点.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既实现了与历史传统的承接,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只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才能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基本实现现代化,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的成熟；只有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向高的发展阶段演进.

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这条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