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身份》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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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霍耀良执导的电影《特殊身份》,在电影制作创新上紧贴本土化路线,为破除“文化折扣”具有积极意义,而在技术与叙事意义上则乏善可陈.影片叙事难寻“江湖义气”,浸透浓郁的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伴随两岸社会文化互动交流的深入,从“江湖义气”到“社会良知”的观念转型,定基于社会道德底线的退守和坚守.影片的结局皆大欢喜,带有中国电影的文化烙印,诠释了中国梦的精神力量,讲述了别样精彩的中国故事.

[关 键 词 ]道德底线；社会良知；江湖义气；中国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CTY001）.

一、探寻电影制作创新：技术与叙事意义上乏善可陈

《特殊身份》（Special ID）是2013年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制片商联合制作,甄子丹、安志杰等人主演,霍耀良执导的一部警匪动作片.影片讲述了香港卧底陈子龙缉拿悍匪、扬善惩恶的故事.猫捉老鼠,捉贼,天经地义,也是香港警匪片一以贯之的文化意蕴.一部叱咤影坛的《无间道》远渡美利坚即是明证,能够被好莱坞用欧美社会接受的文化认知模式翻拍,已经指明香港警匪片独树一帜的电影艺术或民族文化竞争力,一个城市、区域抑或民族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典型案例,也是特指香港这一地点历史生成的独特社会文化生活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港人治港,港人或在港片商拍摄的香港警匪片,具有社会文化叙事的纯正性和合法性.内地片商主导拍摄港片这一行为事件本身,换作具有标志性电影风格的港片时代,是一件让影坛尴尬的事情.

伴随香港回归祖国这17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突出成就,内地影迷的港片情结已不再满足于租借“古惑仔”系列录像带,而是寻求破除“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方面的强烈诉求,这种大众文化诉求的实现具有复杂的社会进程背景.从受众的角度而言,受到两岸社会体制和文化差异的影响,除了一些激进青年或“痞子蔡”无业群体,大部分受众很难认同香港警匪片呈现的风格、行为和价值观,影片消费力大打折扣,受众期待经过本土化处理（文化转换）的境外产品.从市场的视角而言,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以票房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让片商追求多元化的文化风格,丰富的电影题材,考虑受众的实际需求,成为一种良性状况的市场进步行为,致使片商从本土视角再现港片文化风格的愿望日趋强烈.

在电影制作创新意义上,影片为破除“文化折扣”魔咒,以“自己人”可以接受的逻辑,或者说电影审查体制机制能够理解的范畴,讲述了想象中久违的香港警匪故事,这或许是惟一值得认可的本土化创新之处,此外在技术与叙事意义上乏善可陈.对于技术运用而言,除了刀光剑影、疲于奔命、赛车追逐中的“蒙太奇”技术应用,影片无处发现好莱坞技术“奇观”,哪怕“时间”技术的延时审美体验,抑或是武斗战戏份中融入技术元素的构思创意,仅仅是传统学院派电影拍摄技法的全景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电影重伦理叙事、轻技术应用的思维定势和现实状况.

对于叙事结构设计而言,采用了直叙一贯到底的方式,辅以插叙主人公陈子龙的人生“回忆”,以便让剧情叙事更完整、更饱满.影片没有设计太多的伏笔和悬疑,甚至陈子龙的卧底身份也提前亮底,影迷期待的“阴谋论”或“终极时刻”化为乌有.影片叙事趋同于《虎胆龙威》系列,在刀光剑影、擒拿格斗、步步惊心、扣人心弦且不断变化的荧屏故事中推进叙事过程.犹如一个“眼睛跟不上屏幕的视觉文化产品”,只是实现过程不是倚靠技术特效的展示,[1]而是以一种落伍的电影制作模式或变通技法,即剧情叙事节奏的提速来实现的.此外,在影片创设的文化语境中,力求呈现香港警匪片特有的“古惑仔”和“大排档”形象,不论是在香港街区这一文化身份的界定和表达上,还是长毛熊、波王坤（坤哥）、成哥、大声发等角色的命名和行为上,均力求再现纯正的港式文化风格.其中也掺杂了港式与内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镜像,具体反映到陈子龙与内地方静的认识分歧以及做事风格的迥异上.

二、坚守社会道德底线：从“江湖义气”到“社会良知”

这是一个“小时代”,没有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也没有全民瞩目的“当代问题”,任何民族化、地方化的文化生产都化为记忆的断片,有些是破罐子破摔,对现实深感无奈；有些则是装腔作势,尝试建立文化霸权.正所谓零零碎碎、纷繁杂芜.对于沧桑百年、不断求索的中国人民来说,或许正处于一个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大时代”.社会道德传统分崩离析,社会文化新秩序亟待建立.如果说香港警匪片中融入“古惑仔”文化叙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传统,那么伴随香港城市文化的同质化发展,以及两岸统一后香港社会文化日趋规范化,而逐渐褪去了往日的光泽.不只是香港有“大排档”街区,首尔、广州、深圳等地也有牌坊无数的灯红酒绿,旅行者仅仅是在想象成分上,享受港式“大排档”的文化渲染.影片叙事中已难寻“江湖义气”,猫往死里逮耗子,废寝忘食地抓罪犯,罪犯拼老命地搞钱,不说拜金主义,至少透露一股浓郁的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影难逃历史“魔咒”,委屈于大众的口味制作,在满足趣味消费的同时,更注重整体文化氛围带来的审美快感.[2]或者说近年来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不断刺激国人脆弱的神经,一些影片（例如《搜索》）展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严重的道德焦虑现象.[3]

陈子龙很难说是《天下无贼》中的那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贼”,充其量是一个懂行规、知规范、行孝道的“武夫”.影片也无法建构诗意升华的道德情境,惟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性感触,尝试坚守社会道德的底线良知.大街上一字排开的阵势,义气冲动贯通全身血液,在梦里回忆起这一幕.或许可以归结为学校教育的骄人成果,诸如“不要讲什么哥们义气,管好你自己”,“哥们义气可以当饭吃吗”,“江湖义气、流氓匪气”等话语训诫.影迷们可以清楚看到,曾经敢作敢为、叱咤风云的“扛把子”,变身为西装革履并且拥有“大产业”的商界大佬.“小混混”已经失去了往日赖以赢得人格尊重的观念土壤,或者说“古惑仔”自我认同的优越感,“很拽”“很拉风”“很有安全感”的义气观,已经淹没在经济全球化的洪峰下,淡化于“有用”抑或“无用”的利益判断中,这不得不说是社会转型的真实写照.吊诡的是,对“古惑仔”系列电影的负面批评并未随着社会进步发展而成为一种思想共识,[4]反而平添了对背信弃义、道德沦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更深追索. 一些先进文化的代表不仅无法再代表先进,甚至连最基本的地域认同都无法保存了,为了GDP和金钱荣誉,祖宗、先人、传承,什么都可以扔掉.[5]这种变化是基于香港自身文化的褪色或变异,棱角已经磨平了,还是基于香港回归、两岸统一的文化感染.无论从制度规制、经济援助、社会治理、文化交流等方面而言,内地对香港城市发展的辐射力均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内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香港各界主动参与中国梦崛起的“黄金时期”,这种文化互动与渲染的过程将更加深刻彻底.影迷们也可以看到,影片中那些难以逾越的沟壑,那些激发躁动的纸醉金迷,那些所谓梦想的人生归途,都回归到“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的诘问中,哪怕让电影丧失剧情的“紧张感”,更富“流水账”色彩一些.影片抛出了道德问题,却无法告知答案,让观众自己去解构逻辑,走出压抑内心深处道德良知的心灵迷宫.

陈子龙率“兄弟们”给老母过生日,令其“小弟”保护老母的人身安全,这是对传统孝道观的坚守.但在“人人享有出彩机会”的新时代,“小弟们”的人生和家庭安全怎么办?占领道德制高点背后遮挡住的人性“阴影”,哪些边缘价值是被我们淡忘的?处于价值观分裂时代,影坛精英建构了《天下无贼》《集结号》等“道德神话”,也炮制了《非诚勿扰》《人再途之泰》等“消费盛宴”,在道德“两张皮”（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影视话语秩序中,很难说有折中的巧妙迂回选择.不可否认电影艺术的社会道德建设责任,不容置疑《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主旋律榜样电影的感染力,[6]社会正能量能够建成道德基础,反面叙事也不代表失效的道德建成路径.影片摆脱了香港警匪片中展示人性“丧心病狂”丑陋一面的固有模式,在“社会良知”这一认知框架中画了一条线,试图建立影像对于社会价值观的示范传播效应.Sunny对陈子龙的老母下狠手,因为一句触动良心的话撒手,“我儿子已经没有亲人了,无论什么我都帮他扛.”如果北京女童被摔案、复旦投毒案等恶劣犯罪事件的行为人,能够理解这一社会镜像,会作何感想,又会改变一些什么.

三、中国梦诠释：讲述别样精彩的中国故事

影片从剧情开始就能猜到结局,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好未来,带有中国电影制作的文化烙印.不同的是,以往港片中卧底身份的结局都没有好下场,陈子龙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披荆斩棘、九死一生,博得人生出彩的机会,最终实现名正言顺的身份这一人生梦想.正如《特殊身份》片名一样无厘头,因为“现在当不靠英文,都讲普通话啦”,“有疤也能当”,陈子龙算是特殊情境下的特殊警员了,影片算是狠狠娱乐了观众一把.故事的美好结局再现与诠释了中国梦的精神力量,现实残酷,梦想为真.同样,对于中国电影转型发展和“走出去”战略而言,讲述了别样精彩的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TIM BLACKMORE.The Speed Death of the Eye： The Ideology of Hollywood Film Special Effects[J].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2007（05）.

[2] 包燕.娱乐诉求与道德诉求的失衡――重新审视张石川电影《劳工之爱情》之大众性[J].电影文学,2009（12）.

[3] 杨光生.透过《搜索》看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焦虑[J].电影文学,2013（23）.

[4] 项羿,王莹.“古惑仔”系列影片中的“朋党”亚文化剖析[J].电影文学,2008（23）.

[5] 肖知兴.内地、内生与内心[N].经济观察报,2014-03-24（43）.

[6] 周亚同.电影艺术的社会道德建设责任[J].电影文学,2013（03）.

[作者简介] 黄璐（1981―）,男,江西宜春人,硕士,河北理工大学体育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媒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