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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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连市政府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建设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农业国际化进程、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等方面,肩负起应承担的责任,在具体做法上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抛开其中的地方个性特征则可以看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则是回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府责任”这个重大课题的关键.

[关 键 词 ]大连；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责任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1-0035-02

在我国众多城市中,提到大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座城市的港口、工业、贸易、旅游,农业似乎不值一提.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以来,大连的农业、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收入也在逐年提高.从2001年到2006年的6年里,涉农区、市、县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4.4%,2006年达到1199亿元,是2000年的3.24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递增17.6%,2006年达到54亿元,是2000年的2.65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5%,2006年达到390.46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1%,2006年达到6984元,是2000年的1.87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4.7%；2006年大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91：1,远低于全国3.22：1的水平.透过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大连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增添了新的魅力.

在当今中国的农村,有以工补农的苏南模式、龙头带动的潍坊模式、农会领衔的台湾模式等.而大连则主要是政府推动,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主动进入应扮演的角色,并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一、启动“北三市开发”战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大连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到上个世纪末,城市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相形之下,农村的发展却落后了许多,尤其是大连北部的庄河、普兰店、瓦房店三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面对城乡区域发展失衡愈益严重的局面,大连市政府在2001年启动了“北三市开发”战略.

“北三市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对北三市的财政上缴实行了减免,同时还决定每年由市财政转移支付5亿元,而实际上每年都要高于5亿元,第一年就拨付了6亿元,2007年仍然计划拨付6亿元.尤其是市政府投资2.1亿元建设的贯穿北三市20多个贫困乡镇的交通大动脉――东西大通道,直接推动了贫困乡镇的脱贫致富.“北三市大开发”战略还引来了外部资源的大规模投入,包括乡镇龙头企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100多个项目在这里落户,不仅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也改变了北三市长期以来经济上拖全市后腿的状况.2006年,北三市农业总产值达到115.09亿元,比上年提升6.4个百分点,对全市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53.1%.如今的北三市,不仅成为拉动全市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而且沿沈大高速公路、黄海大道、东西大通道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城镇,县域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农民把“北三市开发”战略称之为“最得民心的惠民战略”.

党的十七大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大连市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条件较好的涉农县市区,而是选择了条件最差的北三市,找最硬的“骨头”啃.这样的工作布局,在短期内是难以出“政绩”的.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需要锦上添花,更需要雪中送炭,只有使那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使富裕地区加快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切忌把新农村建设当成政府的“政绩”工程.

二、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完善支农惠农政策

大连市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高度出发,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并以强有力的政策助推农业、惠及农民.继2001年实施“北三市大开发”战略,每年安排5亿元资金支持北三市以来,每年都出台1-2个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2002年,在全国率先取消果品特产税.2003年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加大了对27项农业项目的资金投入.2004年,出台了《关于加快低收入乡镇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对全市16个低收入乡镇实施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等10条政策措施.2005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实施意见》,在坚持原有支农政策不变的基础上,又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新的扶持措施.2006年,制定了《大连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纲要》,明确了到2010年大连市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及相关政策措施.

近年来,大连市先后出台了18个支农惠农文件,基本形成了完整配套的支农惠农政策体系.市级财政向“三农”转移支付平均每年以30.2%的速度递增,大大高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2006年达到19.6亿元,六年投入“三农”资金总量达到70.4亿元.原农业部杜青林部长到大连调研后曾说,“大连的支农政策是我看到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最有含金量、最具操作性的地方文件”,并向全国转发了大连市的支农文件.

强有力的支农惠农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吸引了城市资金、民营资金甚至国外资金的跟进投入.连续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平均每年以35.1%的速度递增,2006年达到了777亿元,比2000年增长6.1倍,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加速农业国际化进程

作为中国东部地区最开放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大连注重把农业国际化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和目标,以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国际标准、遵循国际规则为主攻方向,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政府每年组织数十次较大规模的国内外招商引资和经贸洽谈活动,吸引国内外客商投资大连农业,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目前,农业外商投资企业已达16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10亿多美元.已获得进出口权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460多家,其中出口额超过百万美元的企业有181家,超过千万美元的有16家；出口额超过千万美元的有鱼类、贝类、肉类、水果、麦类、饲料、大豆、油脂等12类产品.农产品出口已遍布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额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6年达到14.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2.4倍.

在加速农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大连市还通过实施农产品的品牌发展战略,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目前已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298个,绿色食品生产基地48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205个,绿色(食)品牌208个,有机食品43个,创国家、省、市名牌产品57个.大连韩伟集团的“咯咯哒”商标率先创全国农产品驰名商标,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的“獐子岛”商标创全国水产品首个驰名商标,大连理想食品有限公司的“林家铺子”罐头、大成宫产有限公司“鸡宝宝”熟食制品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2006年,农业部公布的全国首批96个名牌农产品中,大连有5家企业的产品榜上有名.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自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之后,广大农户的生产经营所面对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内市场了,而是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因此,2007年的1号文件特别强调,“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但若没有政府的引导,让千家万户的农民自己“走出去”,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在中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大连市先走了一步并取得了可喜成果,政府的牵线搭桥和组织引导功不可没.注意培育地方农产品品牌,帮助企业搞好相关认证和推介活动,这同样体现了政府的一种责任意识.

四、推进“三个广泛覆盖”,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连市政府把解决好农村的民生问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市政府将教育、医疗、低保这三个当前农村中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作为重点,通过推进“三个广泛覆盖”,促进了民生的安定.

为了实现农村教育的“广泛覆盖”,大连市的农村义务教育已经从过去的“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义务教育政府办”,全面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已有29.1万名农村中小学生享受了“两免”政策,2200多名困难家庭的学生领到寄宿生生活补助,仅教育这一项全年就直接减轻农民负担近1亿元.2004年大连市曾一次性投入3.75亿元,对全市256所农村中小学校舍全部进行了改造,并新建农村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24所,不仅改善了农村教育设施,也推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为了实现农村医疗的“广泛覆盖”,市政府出台了《大连市新型合作医疗实施方案》,有211万农民参加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87%,参合农民的筹资标准达到55元以上,其中市本级财政人均补助30元.市级财政还投入2.7亿元,将全市78所乡镇卫生院、急救分站、妇幼保健站全部进行了改造,使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为了实现低保的“广泛覆盖”,让农村的困难居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出台了《大连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将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1500-1800元,并由市县两级财政全额出资将低保对象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市共有4.8万农民享受低保待遇,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

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管理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它与一定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要解决好当前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单靠政府或社会作出几件善举,不能说于事无补,却只能是一种局部效应和短期行为,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说,而且往往是高成本低成效.只有加强以民生为取向的制度建设,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治本之策.大连市在解决教育、医疗、低保问题上都伴有相应的制度出台.当然,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而且还应当有问责,不能问责的制度势必流于形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无限责任”政府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有限责任”政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应当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市场的逐利性和经济人行为特征,决定了不可能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即使是在那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例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日本的“一乡一品运动”,也都并非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同时也有政府“有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

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主导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应当是回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府责任”这个题目的关键.而且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发挥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使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新要求实至名归.大连市政府在这方面的实践与探索,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责任编辑 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