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社会一个疗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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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能更好地转型吗?很多人都明白：就看未来的5年、10年了.这也是“”后,人们的普遍期盼.

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确不少.它以普遍缺乏信任和不安全感为标志,来到了“是否变坏”的临界点.不下大力气进行“社会拯救”的话,也许会积重难返.

很多东西“再也不能这样了!”―包括社会治理的思路,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社会演化

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是过去把它弄成了这样,而如果走不出过去,他一定会和未来过不去.对于社会来说,也如此.

如果以2003年为起点,10年来,中国社会大致是这样演化的：

城乡结构很大程度上被重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变得不可逆.农村日益空心化,而城市则游荡着收入低、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权利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应地,在2005年的时候,还在轰轰烈烈地要搞“新农村建设”,但现在已很少提了,口号变成了“城镇化”.

社会结构继续“断裂”.由于这10年来,早已没有普遍受益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或可以强势地影响到资源、权利、机会分配的游戏规则的精英群体,要维护、扩大自己的利益份额,只能是加剧对中下层利益的挤占.“中产阶层社会”还只是一种想象,就已陷入困境.

社会冲突加深.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以及结构畸形,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由拥有权力、金钱的人指向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它导致社会在精神上被败坏,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撕裂社会团结.而在权力―资本的剥夺中,各种件层出不穷.甚至,情况达到这种地步：政府为了政绩,我行我素,批建各种在环保上有疑问的项目时,也激起人们的社会,比如厦门、大连的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

当社会坏了,不稳定的时候,政治的稳定也就是一个问题.这10年来,在控制社会上,思路也有所调整.调子就是“社会管理创新”.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表明,高层意识到继续按照既往的权力控制模式“管理”社会已经不行了,这是对执政的一个挑战.问题是如何“创新”呢?

2007年,件更多.这一年,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把“社会管理创新”定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定位延续至今.

为此,从到地方,在个别权力机构的职能上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层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少了严打色彩；广东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强化“社会工作”的职能.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也在“创新”.

但思路是很清楚的,就是稍微换一种方式,保持权力能够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控制.在真正对社会的“管理”上,并没有放多少权还给社会；而对社会的建设,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推进. 什么叫“社会”

社会的变化已经天翻地覆,政府的调整和创新步伐有些跟不上.这种“不匹配”为社会问题的继续发展埋下了伏笔,也会使得爆发的问题比消除的问题来得更多,个别地方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原因太多了.

最根本的,就是得重新理解什么叫“社会”.

广义的“社会”,说白了,就是一大一起进入一个空间,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所以社会就是一个“合作体系”.“合作”干什么呢?创造财富,分配利益,维护秩序,进行文化创造或娱乐,等等.换言之,人们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就是在“社会”里搞的.搞出问题了,当然会败坏“社会”.

狭义的社会,则是一个和“政府”相对的,具有某种独立性的领域.

当一个社会变坏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的失败.因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受损的人不想玩了,但又逃不掉,怎么办?冲击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也就出现.

这也与政府的错位有一定关联.从理论上探讨,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对于广义的“社会”来说,政府缺位或（和）让自己成为一个参与社会竞争的利益集团,相当于没有政府,社会成为一个“自然状态”意义上的丛林,弱肉强食,这是典型的“失败社会”；另一种是,政府不仅在广义的“社会”领域内呼风唤雨,说一不二,也完全控制了狭义的社会,把社会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此也就相当于没有社会,什么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这10年来,中国当然没有出现这两种极端情况,而是它们的复杂组合.在广义的社会领域,本该履行职能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却因为没有利益,需要付出成本而缺位甚多；在狭义的社会领域,本该让社会得到自我治理,却因为有利益需求,想获得权力控制的力量感、安全感而不肯放手.

在中国不少地方,这两种情况如影随形.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件,比如社会不公,其本质,乃是某种权力在利益驱动下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指向的,应该是对政府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的“管理”.

未来的5年、10年,在“拯救社会”上,应该是变“管理”为“治理”,使社会获得充足的疗伤空间,能够正常地“发育”.

事实上,对于广义的“社会”来说,像治安、食品监管等,可以说这是在进行“社会管理”,但这种“社会管理”,说穿了就是政府按照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能,依规办事.在这里,政府是主体,“社会”不过是被管的对象.

但狭义的社会有所不同,那是一个具有某种程度自治的领域,政府介于其中,应该是“社会治理”―社会本身（社会组织和群体）平时可以搞定自己的很多事情,无需政府“在场”,在其和政府相遇时,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不是就要被“管”,假定政府有权命令他们.

可以说,就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说,不太适用于“管理”这样的概念.它太容易惹事,让政府遏制不住自己去控制,去干涉的冲动.

到目前为止,在未来的5年、10年中,新一届执政高层在社会治理上的思路,从高层的最新论述中,可见端倪.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这隐喻着一种突破.未来的5年、10年,在“拯救社会”上,应该是变“管理”为“治理”,使社会获得充足的疗伤空间,能够正常地“发育”.

只是,“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的社会治理思路,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能形成法律,界定好政府和社会彼此的关系和活动领域吗?如何判断哪些是“社会可以做好的”,谁来判断?政府如果在社会自治的领域,不愿意退出怎么办,谁有责任,有办法让它退出?

只是放社会一马还不够.社会已经病了,还需要把欠账补回来,给社会治病.而这些,在未来的5年、10年更为关键.

药方无非是“维护社会公正”、“健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抑制房价”、“约束权力”、“破除户籍阻碍”、“实现国民平等待遇”等等.都是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都是社会溃败的杀手.对于新一届执政高层来说,面临的考验已不是重复地说它们,而是真正付诸行动,见到实效.

未来的5年、10年,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也应受到法律和公民权利的约束,考虑对于社会结构,对于人们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以前对房地产的定位,还有各种房价调控政策,固化、扩大了中国不平等的利益秩序,严重伤害了中下层,导致社会结构,还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新的政策的出台,当以对法律,对公民权利的敬畏,对社会负责为前提.

人类历史上,在还没有政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社会.而当有了政府以后,社会好与坏,与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息息相关.未来的5年、10年,建设一个好社会,某种意义上和建设一个好政府,差不多是一回事.

因为说穿了,社会的问题,其逻辑原点,还是权力、权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