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的社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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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着背后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层

提到白领,我就想起我一位学界朋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就致力于经济改革研究,参加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九十年代初中期,他参与了海南著名的洋浦开发区工作,担任部门要职；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他转而从事国家战略产业研究,是非常资深的专家,最近还担任了中国大飞机项目论证组成员.但他为人十分低调朴素：夏天所穿的衬衣总是很皱,磨得有些发毛的领口有时被汗渍染成了黄褐色,再配上一双军用黄胶鞋,形象就与我们的民工兄弟差不多.2002年我邀请他参加我供职的单位召开的一次会议,因为走岔了路,我没有接着他,他直接去了会场,结果被拦在了会场外遭到盘问.后来,仍然有人问我请的到底是什么人：“你看别人都西装革履,他怎么这副打扮?”我当时想动怒,后来只是无奈地说了句：“别人当然可以穿得比他体面,但永远达不到他的学术与思想境界!”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上班一般穿工作制服,下班就穿很休闲的衣服.说起来可能有人不相信,一直到1997年那年我都没有置一套西装以及与之配套的白衬衣.但有一回被难住了：我的一个学术单位邀请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年度会议,因为一位领导同志最后要接见,所以邀请函上明确写明男士必须穿所谓“正装”,即西装配白衬衣打领带.万般无奈,我花钱买了一件像样的白衬衣,借了别人一套西装,算是蒙混过关了.

最近还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即将毕业的贫困大学生找工作时,即使吃不饱饭,也要抠出费用买一件好的白衬衣.白天穿着这件衬衣到处递简历赶面试,晚上赶紧洗好晾干,第二天再穿.为了保持领口鲜白,有的学生还特地买了数个假衬领,出门前就换一条.按这些大学生的说法：没有一件像样的白衬衣,有的单位连门都进不去!

这些事一度使我很困惑：中国人不是讲“内在美”吗?可外在的衣着为何如此重要呢?后来接触了社会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排斥”的理论,就不再奇怪了.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他认为,贫困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缺少生活必需品,更可怕的是因此导致的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比如,在英国,社会风气已使甚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觉得如果不穿皮鞋就无法在公共场所露面,于是,没有皮鞋的人就实际上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不仅穷人因为没有皮鞋而不敢进公共场所,连一般人也因为买不起晚礼服而进不了贵族活动的领地.如此这般,由不同的衣着划分了社会中不同人群的活动领地,而不同的社会领地又人为地把人群分成了三六九等,这就有了社会分层.

就这样,衣着与人的社会定位联系在了一起,竟然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志：什么样的衣着打扮对应什么样的社会阶层.黑领是在最底层干着最肮脏最繁重工作的贫民,他们中很多仅靠临时性就业维持生计,因而他们衣服的领口通常是被汗渍与污垢染成了黑色；蓝领是在工厂日复一日被固定在生产线上只能被动按照机器的节奏工作、从而“被异化了”的无任何自由可言的产业工人,蓝灰色的工作服与工作帽成了他们的身份特征；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白领,则是由政府公务员、职业经理阶层、医生、知识分子、资本市场从业人员、推销员等构成的所谓“自由职业者”,在公众场合,他们永远是西装革履,扣得很严实的白色衬衣一尘不染,笔挺光鲜；而高居社会阶层顶端的被称为“金领”：金色倒不是指他们领口的颜色,而是指他们的财富积累之多.于是,在资本统治的世界中,“衣着打扮成了使万物各守本分的灵符”（狄更斯语）.

正因为“白领”是这个社会中所谓受到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私人素养、工作自由度较大、收入相对较高的中产阶层标志,因此,你的领口是否足够白,就成了能否进入“中产阶层”领地的通行证.你想成为政府公务员、企业经理、高校教师、研究人员、银行职员、医生、保险推销员、新闻记者编辑,首先要能进入这些人员活动的领地,“白衬衣”就成了通行证!

据经济史学家海尔布鲁纳“考证”：美国最有名的大富豪罗杰斯与老洛克菲勒年轻时也曾是穷光蛋,但他们有的是发财梦.而要发财的第一步,当然首先是能接近富人.尽管他们非常穷,有时吃了上顿愁下顿,但即使借钱也要讲外表上的排场：除了衣着要很得体之外,在某些社交场合,他们为了显示阔绰,甚至也用百元钞票卷着烟丝抽!这一故事应该可以为我们那些同样渴望成为企业领袖或白领的中国大学生提供些许安慰吧.

不过,我始终认为,当我们社会中已经成为白领的人士在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自骄时,当我们社会中那些还没有成为白领的人士渴望自己的社会地位能更上一层时,我们难道不应该首先怀疑这样一个以衣着划分出社会阶层的社会是否正常吗?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不能凭衣帽取人.但我们很多人却这样做了.看来这没有办法!还是马克思讲得对：是社会形态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在决定社会形态!

(二)白领的身份焦虑：无根的一群

我曾经被一位“白领”朋友拉入过某城市的一个主题餐厅.这餐厅模仿的竟然是监狱的管理.进去的人按自己的意愿被戴上脚镣,被装扮成监狱手里拿着皮鞭等刑具的服务员吆三喝四任意摆布.在这个我觉得会令正常人不安甚至窒息的环境里,我发现了那些“白领”竟然十分受用：其中一位女性白领在号啕大哭中吃着所谓“监狱相思饭”.事后说自己终于完全放松了,明天又可以以新的面貌面对工作了.

一位心理学朋友告诉我,这些到监狱餐厅用餐的白领,都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这种心理问题直接表现为他们觉得生存空间与生活环境对个人的逼压.他们进入模拟监狱,就是对这种精神受逼压的一种物理确认,然后再通过自身进入被者的角色后的情绪放纵,而将受逼压累积的不满尽情发泄出来.这就是监狱主题餐厅受到白领青睐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除了这种监狱主题餐厅之外,现在的城市还为白领阶层准备了各种其他发泄的场合：包括群魔乱舞的迪厅、情调暧昧的酒吧甚至还有供白领发泄心头怨恨的真人击打场所.

我在“百度”搜索中填入两个词“白领”、“心理问题”,出现的网页多达二十二万三千个；再填入两个词“白领”、“”,出现的网页竟多达一百八十三万个.有一份报告称,在上海,白领感觉有压力的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七,因压力大考虑过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三!

那么,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白领”们的心理压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我称之为“身份焦虑”.

“白领”第一次被作为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被系统地予以研究,应该归功于C怀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开头,他就这样描述白领阶层：“这些人的内心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在外部的生活中,他们要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纵使他们得到了行动的意志,由于缺乏组织性,其行为与其说是一场运动,倒不如说是由互不关联的竞争交织成的纠纷.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有什么独立性.”

这段话点明了白领在经济社会中面对的现实：白领是社会中最没有归属感的一群.

首先,白领阶层中的大部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是依附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阶层的.在工商企业界,经理阶层依附并听命于大资本者；“在政治家的身旁,他们是系着领带、拎着公事包和计算尺的口齿伶俐的领薪水官员”；而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从业的知识者,其地位也同样取决于其他人的评价.至于推销员这样的角色,更是要看客户的脸色行事.

可能有人会说,蓝领产业工人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资本者,白领阶层应该不算这个社会中依附性更强的.

但是,有两个社会学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常常听蓝领工人骂白领是资本者的走狗,我们何曾听过白领认为蓝领会成为资本者的走狗呢?第二,某位“白领”经理刚对着工人骂骂咧咧,一转身被老板骂了个狗血喷头,回个头来还要在偷着乐的工人面前表现出“老板很赏识我”.

对于这种现象,米尔斯这样解释：白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尤其在心理上对别的阶层的更大的依附,首先表现为白领人员比蓝领人员更不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工作.生产线上的工人,他的操作是固定的,他只要跟上机器的节奏做好属于自己的这部分操作就行,这使他与其他人在工作性质上的依赖其实很低；而白领人员完全不同,他们的工作表面上自由度高一些,但每一项工作几乎都来自于他所服务的对象的命令.

此外,使白领变成心理上更大的依附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白领人员所做的工作结果更加依赖于外在的评价,这使得“白领的工作和最终产品之间几乎没有直接联系”.当一辆汽车从企业投放到市场上去时,蓝领工人知道哪一个螺丝是他拧上去的,哪一个轮胎是他安上去的.与此同时,蓝领工人一般是固定工资工人,在雇佣期间他做好了他的生产线上的工作就不必担心上面的评价.而与此完全相反的,白领并不知道他与这辆汽车有何具体的联系,他的工作绩效只能取决于上级的评价.现代公务员制度中,低阶的公务员也取决于上司的评价；而知识分子的工作更依赖于外在评价,如果在同行中得不到好评,在读者中得不到反应,他所有的付出都是白搭.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白领的这种依附性,可以套用一句老话：白领是“皮上之毛”,常常不得不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农民的根在土地,蓝色工人的根在现代企业,而土地与现代产业是恒常不变的.只有白领阶层根植于其他人群,是变动不居的.因而,白领是社会中最没有独立性的阶层.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白领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于蓝领产业工人以及农民,但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得这个阶层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更高的依附”；这种依附让白领的安全感与保障感普遍低于蓝领产业工人及农民,这反过来又使得白领总是企图更紧地依附于为他（她）提供了白领地位的“主子”.

米尔斯在著作中还这样描写白领的“主体意识丧失”.白领为了更紧地依附于其“主人”,“不仅需要出卖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出卖人格.这些人以周或以月为单位出售自己的微笑和友好的表示,他们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愤激和冒犯倾向.他们是新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小人物,为了受雇于他人并为他人创造利润,他们可以按照那些把他们踩在脚下的人制定的规则来训练自己在风度方面的技能”.而“奴才”的形象也就是这样“练成的”!

问题在于“主子”并不总会领“白领”的情.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身份焦虑就出现了：“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所谓压力,也是在确证自我身份过程中必须依附于他人而不得不超出自己正常能力范围去听命于他人,承担起那些找不到自我且无法实现自我的任务所形成的.

正因为“白领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完成工作时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某种怨气”,所以“他们只能到工作之外的什么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柏格森曾这样描述过白领的这种心境：“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们自身之外度过的,除了我们自己的幽灵、无色的影子以外,几乎感觉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是为外部世界,而不是为我们自己活着的.我们谈话,但没有思想,我们在别人的操作下行动,而不是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但是只有自由地行动才能使我们重新拥有自我等”

既然白领“只能到工作之外的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只有自由地行动才能重新拥有自我”,前面提及的那些专为白领设计的业余活动领地才如此受到白领的追捧,而白天是绅士淑女、夜晚是野兽魔鬼的白领形象才如此深入人心.

值得一说的是,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除了来源于人格与文化意义上的依附外,还来源于对自身身份丧失的忧虑.当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依附,才时刻面临被抛出白领这一阶层的危险,而被抛出的危险又再度增加了依附性.

实际上,在历史与现实中,有很多的白领在为着维护能穿“白衬衫”的体面而受尽艰辛,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维护读书人的尊严而整天穿着那件标志其身份的破长衫一样.

有一天我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推销纪念邮票的.虽然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但一看衬衣与领带都很旧,起了皱.大概看出我对于这种上门推销流露出讨厌的表情,他竟然从挟在腋下的包里拿出几张俱乐部会员证,有些神经质地说：“看不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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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在其著作中也曾经以工业化国家的文学作品为例,说明白领时刻面临被抛弃的可能性所造成的身份焦虑.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创造了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之害的簿记员形象.尽管宾尼贝格一辈子都在为维护其白领地位而奋斗,但最后还是和他的老婆孩子在贫民窟里结束了一生,留下了没有解答的问题：“小人物,现在你们该怎么办呢?”普雷斯特利（Priestley）在《天使之路》中描写了伦敦的一群受尽折磨而又得不到任何保障的白领职业者.这些人经受着生活的磨难：他们最渴望得到的恰恰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状况而根本无法得到的.当然,最典型的还是乔治奥维尔在《为了自由》当中,通过他笔下的波林先生――一个白领推销员,说出了或许能够代表白领共同的心声：“到处都有人在说工人阶级如何如何受苦的废话.我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怎么难过等无产者受的苦是体力方面的,他不干活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由人.可是在那些灰暗的水泥墙板隔起来的斗室里,却坐着一些终日得不到自由的穷鬼.这种人只能在梦里寻找那种把老板推到井底下去,再往他身上扔煤块式的自由.当然,我们这种人的烦恼主要还在于我们都有些患得患失.说到底,我们的烦恼来源于我们成不了资产者,却又不愿意当无产者!”

就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白领其实是这个社会中最无根的一群人.

(三)社会分化中白领阶层的历史使命及未来

然而,白领阶层当时在西方世界中的出现却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在二十世纪初叶,因为“白领”这一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西方政治学与社会学者曾经认为,穆勒与马克思描述的十九世纪社会已经瓦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终于被“中产阶级”填平了!新社会的轮廓已出现在我们曾经预言快要死亡的资本世界!

对此,米尔斯在其著作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二十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者已推翻了十九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等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剧目.”

白领阶层在中国的出现同样被中国学界看成是一件大事.

我参加过一个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讨论会.在会下与一位社会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即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未来理想的所谓橄榄型转变,有赖于一个中产阶级的产生,而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就是中产阶级的最初成员,尽管目前这批成员人数还很有限,但其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使命非常重大,而且也是基本力量.

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一位老经济学家.他更是认为,所谓中产阶级,不仅仅是财富的标志,更是负责任的标志,而中国社会转型有赖于这一负责任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也认为白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

由此看来,在一个因自由市场“马太效应”而出现贫富分化进而出现不同人群之间重大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白领作为一个阶层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使命：整合阶层分歧,弥合阶层鸿沟!

白领阶层之所以被认为应该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其原因可以用三个隐喻来说明：

一是“看门狗”.不可否认的是,白领的确受惠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市民社会使他们享受到世俗给予他们的地位.米尔斯说过,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对自己的能力形成深以为然的幻觉,对制度体系产生共同的信赖感”.即他们一般情况下是崇尚能力本位的,因而也对根据能力分配资源的正常的市场制度抱以欢迎的态度.而也正因为他们对市场如此信赖,他们的状况又更取决于市场正常运作的程度,所以他们对于类似权钱勾结、黑箱操作等等可能侵蚀正常市场体系的任何异常,也格外敏感与反感.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却能在更大程度上容忍一次分配中因能力不同造成的社会分化,更大程度上支持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提供更倾向于弱势的公共服务.所以,白领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看门狗”：当市场运作不健康时,他们会发出警告；当社会出现分化的趋势时,他们利用这一阶层自身更大的张力与弹性,仍然维持着共同体的存在；同时,利用自身的政策影响力,引导政府出台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政策.

二是“螺丝钉”.从大的格局看,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社会被认为呈现出两大板块结构：一边是资产阶级,一边是无产阶级.两个板块之间的鸿沟使得社会也呈现出分裂的态势.而“白领”的出现就像是螺丝钉将两大板块拉近并拧在了一起.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中,“白领”都是连接断裂面的“螺丝钉”.有了这一阶层的缓冲,资本者再也不直接面对工人,而是通过与工人相对来说更为接近的白领经理与管理人员与工人集体谈判；政府科层制体系,也使得高高在上的政客可以通过中下级公务员接近百姓了解民意；知识人不再停留在“塔”中间,可以通过文化市场中较低阶的“白领知识掮客”使知识、思想与观点更深入民众.白领填充了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罅隙.也正因为这些“螺丝钉”的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再呈现出板块碰撞时的剧烈程度与颠覆性,而主要通过谈判与妥协达成“最低共识”.

三是“管道”.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最大的“心理安慰剂”就是保存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人上人”的梦想.而白领阶层的存在在保存这一梦想中又发挥了最大的效用：因为白领被认为是每个小人物成为大人物的“管道”.白领阶层流动性强固然使得这一阶层本身出现“身份焦虑”,但却使更低阶的“小人物”看到了希望：当边上的“小人物”上升为“白领”然后经由“白领”进一步升为“金领”时,更多的“小人物”会认为自己也有上升的可能性；即使看到“白领”下滑到“小人物”时,更多的“小人物”也会认为,看来“白领”与我们所处的阶层并不远,因而我们上升到“白领”是可及的.在一个社会中,白领阶层越强大,“小人物”上升的“管道”就越为畅通,社会也因此更加有活力.而一旦“管道”封闭后,“小人物”因为意识到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成为“人上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同时将是一个分配性冲突激烈、充满暴戾气氛的社会.

然而,尽管在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中,“白领”阶层的存在承担着弥合分歧、整合社会的功能,但如果白领人群在资本世界本身受到无尽的挤压,因而自身都不是一个自在的阶层更不是一个自为的阶层,“白领”就无法承担起这样的功能.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西方社会中,由于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影响,“白领”阶层正日益缩小.有统计表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英美等国每年都有百分之十四左右的白领的确被抛向了社会底层.于是,连西方社会学家自己都承认：原来是左右翼都拉“中产阶级”为友,现在左翼理论家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把他们归为潜在的无产者一类.“让我们给卡尔马克思捎个信：自由主义秩序下白领既不平等也不安全”!当然这也构成了西方左右翼政府更替的重大背景.

在转型期的中国,白领职业者悄无声息地步入了现代社会,无论欢迎与否,这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一种结果.我们不必对这一阶层的状况做更多的描述,但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白领阶层比任何一个阶层都弱小.米尔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描述美国白领阶层刚刚出现时的话也适用于中国当下的白领阶层：“他不清楚自己的过去,他的历史单纯得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英雄业绩可言；在他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那种可以让他在困难的时刻加以留恋和回味的黄金时代.可能正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将向何处去,他的行为才表现得狂乱而匆忙；可能正是由于他不知道威胁着他的东西是什么,他对恐惧的反应才是迟钝的.”

中国的白领阶层在分化的社会中同样“两头不搭”：当人们说到弱势群体时,白领似乎是强势；但当人们说到资本与权贵的强势时,与白领阶层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现在,我们也要建设和谐社会,所以,学界同样也寄希望于“白领阶层”能“搭上两头”,同样起到“螺丝钉”与“管道”的功能,以弥合这个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最后达到无阶层社会之前,善待“白领”阶层,使之发育成熟并壮大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而白领阶层本身也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