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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少社会平等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
不该出现的对立“峰点”
2009年“十一”刚过,辽宁省抚顺市小瓦村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征地拆迁,因大多数村民认为拆迁补偿款分配不合理,个别村干部有侵占补偿金嫌疑,于是决定.10月9日,赵明阳的叔叔赵宪俊带领200多名村民,目标是赶往几公里外的李石镇开发区管委会,小瓦村村支书臧玉全和村主任刘某.时年16岁的赵明阳也被拉上一同.村民在行进途中,被10余名手拿大刀、镐把的不明身份人员截住.双方言语不合,很快发生肢体冲突.混乱中赵明阳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入一名拦截者身体.随后警车和救护车接报后赶到,被刺男子已死亡.
被刺男子名叫李小龙,抚顺市望花区人,是受朋友岳霞所托前来“平事”.邀请他们“平事”的,是臧玉全.臧玉全在任小瓦村村支书期间,为阻止村民,指使岳霞等.案发前一天,岳霞纠集了李小龙等20余名社会闲散人员持刀闯入赵明阳等两户人家,威胁不许.当晚臧玉全在宴请岳霞等人时,再次指使他们在次日一早堵截村民,最终引发群体性冲突和件.
记者采访获悉,2010年6月,抚顺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赵明阳提起公诉,臧玉全、岳霞等也一并被公诉.同年9月,抚顺中院一审判定,赵明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臧玉全、岳霞则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刑2年和有期徒刑1年零2个月.一审宣判后,赵明阳不服提起上诉.今年1月,辽宁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期关注研究社会矛盾和社会人群的辽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认为,这种悲剧的背后,更是凸显了当前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不畅的严峻现实,甚至,由此引发阶层矛盾对立达到“峰点”,创造社会阶层向上“平等”流动的通道已刻不容缓.
平等“向上”流动难
自2010年以来,辽宁省5户被拆迁典型家庭中,包括2户失地农民、3户城市下岗职工,他们的遭遇发人深思.
原来,沈阳市在2005年前后,加大对城区的改造,以及对城乡接合部的重新规划开发,随之而来的是征地、拆房不断出现,在这期间,出现了一批被强拆居民.沈阳市皇姑区居民陈世茹、张艳菊、李栋和沈北新区农民王世斌是被拆迁的典型,也是“专业户”,其中陈世茹、张艳菊、李栋属被强拆,王世斌属正常拆迁但一直对补偿方案存在不满.
铁岭市政府南迁是当地近年头等大事.如今,铁岭市政府、铁岭县政府都已搬往在铁岭县凡河镇几个村子上建起的铁岭新区,由此也引发大量拆房行为.大凡河村村民李凯是最“典型”的一户被强拆户.其“典型”之处在于：他家是全村唯一未签订拆房补偿方案的一户：妻子卜洪霞因越级共计被拘留3次、训诫1次、警告1次,2009年7月起被劳动教养21个月：李凯被拘留2次.
据上述5人及他们各自所在的地方政府分别证实,之所以在拆迁补偿上数年来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并予以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对补偿价格上始终不能思想统一,以及在拆迁时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手续上存在巨大分歧.这5人目前只有王世斌拿到了补偿款,其他4户家庭由于始终没有拿到事关“生存发展”的补偿款,经济来源和家庭收入受到很大冲击,当事人本身及家庭成员“向上”过渡改变命运甚至成为“中产”成了空想.
侯小丰以及为王世斌等失地农民代理过诉讼的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认为,社会中下层群体庞大的直接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迄今为止,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会的55％左右,再加上城市失业、下岗或买断工龄人员,这两类人群近些年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很大变化.
他们提醒,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如果社会的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一种潜在威胁,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是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一大难题.
“中产”新定义：总资产不低于300万
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向“中间阶层”过渡的愿望始终非常强烈,并且始终充满了信心.于是,影响社会阶层“平等”流动通道构建的核心因素也就此出现,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
然而,有关“中产”的一种新定义,还是叫人惊诧,发人警醒！
去年底至今年初,东北某地党校举办了一期社科教研系统的“骨干研修班”.在期间的一堂课上,主讲的“教授”称：“中产阶层”的定义与大多人想象的状况并不一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跟踪发现,时至今日,“中产”的标准是房屋、汽车、家庭存款等加在一起,折合起来达到人民币300万元.低于这个数字的,在目前的中国根本算不上“中产阶层”.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参加了上述“骨干研修班”的大学女教师透露,听了这个定义后,感到既震惊又失望,原本以为自己的家庭就算是“中产”了,没想到“差距”很大.在辽宁某高校担任大学生辅导员工作的付瑶告诉记者,自己是硕士毕业,丈夫也在同一个大学做一个学院的副书记,女儿5岁,一直以为是“中产”家庭,可实际上自己一家是介入“中产”和社会底层之间的一个群体.
沈阳市一些接受采访的工薪阶层人士坦言,自己没有大幅涨薪的希望,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没有创业自立的可能,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中彩票”,否则一定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不仅“中产”不可及,向动倒是“大有希望”.
侯小丰、陈宝龙等专业人士指出,当前造成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不够畅通,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观念、机制、体制等,但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那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户籍、出身似乎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久而久之,会滋生两个“不利局面”：一方面,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仇司法”等不良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
以“三个结合”打通“梗阻”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刘志超认为,不能否认,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国民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党和政府强调“以人为本”,也为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向上流动进行了体制、机制上的积极探索和推动.但是目前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阶层固化”尚未有消退痕迹.
为了根治部分阶层向上流动通道“梗阻”,创造“平等”通道,刘志超建议,当务之急可以考虑推迷“三个结合”,并作为国家重大建设目标去抓：
首先,结合国家“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重大任务,把统一思想、聚集民心、惠及民生、稳定发展大局的任务,作为先行工程来抓.同时,建设好实施系统工程的管理体系,组织相关领域部门联合攻关,上下互动,形成合力,把项目落到实处,增强民众对疏通流动通道梗阻的信心,让民众尽早得到实惠,化解社会矛盾.
其次,结合法制建设、制度创新,围绕阻塞社会阶层平等流动通道形成的诸多因素,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司法等部门的作用,组织行业专家学者和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参与调研,制度设计和立法准备工作,推出一批适应国情、民众认同、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用“制度”保障流动通道的畅通有序.
再有,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发展纲要的贯彻落实,推进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的合理布局,并推进教育资源、教育结构的调整与整合,建立国家中小学、幼儿园师资资源流动调配机制.此外,推进跨市区、跨城乡招考制度,缩小城乡间、校校间教育质量的差别,让广大民众子女有平等机会接受优良教育,扭转“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等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