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出版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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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表明互联网络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出版企业的产品传播提供了快速通道,同时也使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出版企业立足社会的基石,如何在传统出版优势与现代数字技术优势有机整合的同时,实现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双重的社会责任,构建新的责任内涵和责任体系,是目前以数字化出版为趋势的出版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 键 词 ：数字化　出版企业　社会责任　策略

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无论是对国家政策的把握,还是对行业企业自身现实的认识,抑或是对数字化时代到来的判断,我国许多出版企业已经把开展数字化出版作为一项关系到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任务来看待,积极推进数字化出版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由于出版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其市场化趋势,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面临数字化生存的考验.

一、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国人认识“数字化时代”概念源于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出版与文化传播形式,数字化通常被理解为“将文字、图像、声音等通过数字化技术处理成数字形式储存在数据库中,通过对数字的处理,以电子书刊、数字报纸、音像、游戏、动漫等表达形式,通过网络或光盘提供给读者”.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出版企业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组织形式――数字化出版企业,从而对传统出版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数字化为出版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传播方式,致使出版行业的不法分子为追求一己私利而丧失应有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数字化为出版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拓展了空间,一些诸如网络版权、电子版权等数字化版权维权责任以及数字产业、网络产品等文化建设责任需要出版企业进行重新审视和学习.

通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延十分宽泛,包括“坚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等”.毋庸置疑,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类型,出版企业不仅需要担当应有的社会责任,更应发展自身特有的社会责任.“在思想文化教育部门和所有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或传播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讲求经济效益等而绝不允许‘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冲击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泛滥而不受到批评和制止”.

二、数字化时代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重构

1.传统出版产品遭遇“数字”浪潮

早在2002年日本书展上,各种数字产品和纸质图书就已平分秋色.在中国,2008年中国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达到53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42％；2009年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达799.4亿元,同比增长50.6％,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出版业,数字出版产业形态初步成型.越来越多数字出版企业的出现,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同时也使得出版企业对数字产品的依赖程度加深.以至于有人惊呼数字化的“洪水猛兽来了”.众多出版企业纷纷投入人、财、物等资源在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传播等环节,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互联网为载体,以数字化为形式进行经营运转和实现盈利.这势必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传统出版产品生存的空间.人民日报网络版开始收费就是数字浪潮在高端报刊领域的一个典型事件,而中国知网、万方、维普、龙源等等也奉行一种读者付费消费的数字化经营理念.

2.数字化出版面临版权危机侵扰

当前,数字化出版主要存在传统出版业数字化、物联网出版、内容资源库、多媒体资源、按需出版、移动终端出版等六种模式.无论这六种模式是如何的数字化,都须明确一点,即任何出版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强烈的法律责任意识来约束自己的每一个出版活动.“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联结,它通过各种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来规范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为其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有效地创造财富”.在数字化出版过程中,出版企业必须对出资人、员工、读者、商业伙伴(经销商、供应商、其他竞争与合作伙伴)、政府、社区、其他利益相关方等承担起对应的社会责任.否则,因数字版权问题而对簿公堂就在所难免.近年来,因没有获得其数字版权情况下,擅自将作者论著以数字化形式进行销售而被告上法庭的法律案件屡见不鲜.魏剑美状告龙源期刊网站、叶延滨诉新浪以及33家学报等杂志起诉重庆维普等事件焦点就在于数字版权受侵.

3.出版企业数字化经营亟待破冰

首先,我国出版单位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企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必然要求出版单位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并举的双重属性的出版企业.因此,出版企业不能够因为其社会责任放弃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也不能单纯一味地摒弃社会责任而走向拜金主义,近年来一些低俗文化现象,如披露明星绯闻个人隐私的报刊、渲染暴力恶搞成风的网站、以励志为幌子宣扬厚黑教人使诈的图书等屡屡出现,就是一些出版企业置社会责任而不见、弃社会责任如粪土的恶果.其次,面对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出版已难以适应数字化出版流程的要求,急需实现出版社内部出版流程的数字化再造,调整和优化出版企业的组织结构,实现“编辑、出版、发行、财务、编务”等子系统的数字化,从而使出版企业建立数字化管理模式,形成数字化盈利模式以及提高数字化水平.此外,随着出版行业竞争的进一步激烈,图书报刊出版市场要实现更为直接、快捷的服务,须突破出版产品在核心层和形式层的局限,从其延伸层进行服务营销.

三、数字化时代出版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策略

自从英国学者谢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以来,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颇多.倡导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是将出版企业的行为目标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目标接近,“使企业的经济行为与社会发展、自然生态平衡相一致,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在特定情况下,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某些文化工程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强调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1.教育策略：培养企业数字化出版的责任意识

责任属于思想意识范畴,企业是由社会人组成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可通过教育进行培养.数字化时代的出版人,提高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培养符合数字化的出版精神,不仅能够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树立了企业品牌,使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企业数字化出版的责任意识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遵纪守法是相一致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为出版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社会又能够促进出版企业的发展.

2.政策策略：完善企业数字化出版的政策动力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健全的法制、完善的政策、有效的管理机制是出版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催化剂”.当前,我国数字出版的现状与政府政策法规的完善程度并不相适应.一方面,中国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尚不完善,现有法律用于数字出版明显滞后,版权授权不规范,数字出版标准落后,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和出版社的出版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我国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连年攀升,2006年近200亿元,2007年超360亿元,2008年达到530亿,2009年超过750亿元,2010年总体收入规模升至1051.79亿元.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出版企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资源配置向先行改革的出版发行单位倾斜,使其尽快享受财税优惠政策.其次,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出版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这样有利于出版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为其社会责任的承担提供经济基础.

3.机制策略：构建承担数字出版制度体系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企业,出版企业数字化出版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为了让出版企业能够顺利出版数字化产品,为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便捷、高品位的数字产品,充分发挥数字出版物的文化影响力,须构建有利于数字出版的制度体系.为此,应当在出版全行业内“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领导”,形成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数字化动态管理.与此同时,把出版企业社会责任基本理念和原则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机制与市场运行系统中去,运用数字化手段为企业发展提供新途径.再者就是在出版企业内部形成优秀人才成长的环境机制,从编辑这个一线出版人入手,激发编辑实现自我修炼,“使之成为既懂传统出版又懂新媒体技术的优秀人才,是迅速实现传统出版转型的自我救赎”.

4.监督策略：营造利于数字化出版的舆论氛围

首先,加强社会对出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媒介和等社会群团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和制度安排,以促成出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利社会环境.其次,建立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促导机制,以加强社会对出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再次,政府和出版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对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与引导,努力构建、完善出版企业职业道德规范.启动并完善社会舆论监督系统,鼓励公众和读者积极出版企业不负社会责任的行为,有效抵制不健康作品的发行,监督出版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数字化时代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求.数字出版由于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等特点,已经成为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创新营销模式的必然选择.能否在数字浪潮中坚守住自己的一份“责任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成为出版企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