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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茅于轼先生在《同舟共济》杂志发表文章《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文章开始,茅先生就提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矛盾也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茅于轼分析说,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不讲理,或者要讲理却没有地方.一些人愤闷焦虑,就将情绪发泄在他人身上,造成社会冲突,甚至心理极端者会走上街头、走进校园,制造件.民间社会的败坏,已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各种极端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就是一些地方民间社会败坏造成的民间自残.
基层组织与民间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或乱象,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模式已经蜕变,过去的乡村熟人社会,渐变成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温情状态没有了,只有经济利益关系,而新城市生态中并没有建立新的道德价值准则或体系,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行政权力一家独大,没有足可以制约的力量与方式,使民间社会受打压,造成冤屈与不公,有理申诉难.
地方政府的行政应该有法治底线与伦理底线,现实情形却正好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的焦虑只有一条,就是经济发展,而文化的发展、民间社会的发展、基层政治的发展,往往停滞不前.
我们这个社会不仅要讲理,有地方讲理,还应该回到常识.应该是常识,法治应该是常识,权力有效监督是常识,财政公开与官员财产公开更应该是常识,有冤有处申,也应该是常识.
我们主流媒体更多地谈民生问题,民生与民怨,本质上多是问题.中国式的“增量”,也在一步步前进,譬如农民与城市市民同比例的代表资格,公开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等等,但这样的增量敌不过基层的各种“对策”,国家应该在改革方面有更大的步伐,扩大民众在官员任免考核中的话语权,培育基层民众自治组织等等,使维护民众基本权益的组织有力量抗衡行政权力的滥用.只有权力受制约,权利有保障,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总之,茅于轼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是日常伦理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其实质却关联着社会整体的改革与进步,单面的经济发展,而没有政治、文化、道德、民间社会的发展,社会必然心理与精神失衡,造成人们普遍的焦虑心态、不安全感、不幸福感.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