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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领域产品质量诚信建设入手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诚信恐慌问题,不仅见效快,而且最具信服力.这需要建立健全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当下社会多领域出现的不诚信现象诱致了民众一定程度的诚信恐慌,许多人产生了不敢信、不知道信谁、什么能信乃至什么都怀疑的诚信心理危机.这不仅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而且也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指数.如何使民众对社会诚信充满信心并具有诚信信念,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与建设中的当务之急.产品质量既是反映社会诚信度的关键信息,也是民众感受社会诚信最直接的媒介.为此,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诚信恐慌问题,从经济领域产品质量诚信抓起,不仅见效快,而且最具信服力.产品质量的商业诚信,可以使民众在广泛的、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感受诚信、相信诚信、践行诚信,从而增强社会诚信信念.
一、以产品质量诚信为抓手,树立民众的诚信信念
1 产品质量问题,是引发社会诚信恐慌的主要领域.产品质量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人都要消费一定量的产品,所以产品质量的优劣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利益休戚相关.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产品质量问题,已使商业成为社会信任度最低的领域；而毒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毒胶囊等公共事件,已使食品和药品质量在公众心目中处于“基本不信任”状态.产品质量问题频发,就会使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时刻处于提防和猜疑中.社会成员购买商品时总是心生疑虑,这不仅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影响交易效率,而且会使人们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缺乏生活安全感,产生社会性的焦虑.造成社会诚信恐惧症.人们对社会充满不信任感,是谣言四起和蔓延的温床.所以说,产品质量问题既是危害人群最广泛的一种社会性问题,也是消解人的基本道德信念、破坏社会信任关系的心灵问题.
2 产品质量问题,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核心要素.保障产品质量,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也是政府尽职履责的重要表现.产品质量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维护,政府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就会受到民众的质疑,乃至诱发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因此,能否让老百姓买得省心、吃得放心、用得安心,切实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关系着民心的沉浮和民意的归顺,是政府当前搞好民生工程的重中之重.需要深刻认识到,毒奶粉和胶囊、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掺假作伪的产品质量问题,已不单是产生大量无效资本、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危及党的执政社会基础稳固的政治问题.
3 产品质量诚信,是构筑社会信任的基础.尽管我国的社会诚信建设是全方位的社会工程,但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力建设中,相比较而言,产品质量诚信的建设,既是广大民众最深切的社会期盼,也是政府贴民心、顺民意、惠民生、赢民信的当务之急.更是治理社会诚信缺失见效较快的领域.因为产品质量问题涉及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易于描述、归类、规范和奖罚.从与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产品质量诚信建设入手,让老百姓总能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使他们感受社会诚信缺失治理的成效,有利于增强民众对社会诚信的信心.换言之,商业诚信作为社会诚信的风向标所具有的导向性、显形性和广泛性,是增强人们对社会诚信信心和信念的社会基础.
4 商业是培育社会成员诚信品行的最佳道德场域.在市场经济社会,虽然人们的生活具有多领域性,但经济生活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且最具广泛性的日常活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业诚信状况,是人们感受社会诚信道德最深切、最经常的生活领域,也是培育人们诚信品行的最佳场域.商家挖空心思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商品价格或以假充好而牟取暴利,消费者唯恐上当受骗而肆意削价,这种互不信任的不良商业风气,渐进侵蚀、扩散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就会使整个社会处于诚信恐慌之中,从而加剧社会信任危机的弥散和蔓延.社会成员不仅生活高度依赖市场.而且他们的思想观念乃至信念和行为也会受到市场商业文化的影响.掺假作伪、价格欺诈的商业失信氛围,不仅会加重社会成员普遍怀疑的恐慌心理,而且会直接消解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信念和意志,诱发更多的欺骗失信行径.化解商业诚信危机,增强社会信任,绝不只是道德教育的问题,更是我国当今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社会管理问题.
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强化产品质量
目前,社会诚信建设的困难,不是社会成员对诚信道德要求缺乏认知,也不是对诚信道德公理缺乏认同,而是对诚信道德的实践原则发生质疑而消解了践行的动力.导致社会成员诚信道德知行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缺乏诚信制度的规范与约束.换言之,社会成员的诚信观念、信念和品行的形成,光靠说理的认知教育和大量的理论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在市场经济社会,产品质量诚信建设,需要建立健全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第一,建立和完善流通产品的统一质量标准,尽快扭转目前一些产品质量标准混乱不一的局面.产品的质量标准,既是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依据,也是国家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依据,更是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的依据.因此,产品质量标准是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强化产品质量诚信的前提.据报道,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是食品安全的“杂标”（全国各类与食品有关的“安全标准”高达5000个左右）所引致的执法难问题,显然,制定“质量标准”是商务诚信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对目前多重质量标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产品,要明确适用的标准指标；对那些根本就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要参照国际标准,联合行业协会尽快制定产品质量的统一标准；要对那些已不符合当代健康标准的陈旧质量标准进行及时修订或废止.
第二,全面取消产品质量免检制度,避免相关企业弄虚作假地行贿公关、投机钻营以及政府部门对免检产品质量管理的松懈.虽然“三鹿奶粉”引发的严重社会危害已迫使食品类生产企业的国家免检制度于2008年停止使用,但2001年我国颁布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仍在其他行业发挥作用.产品质量免检制度既易于产生权力寻租,也易于使政府行政机关产生选择性执法,更易于使企业在资本增值贪婪性的驱动下投机钻营,致使企业产品名而不优、名而无信.有鉴于此,产品质量免检制度需要全面废止. 第三,创建实名制的产品质量信息平台.产品质量信息公开、透明,是有效发挥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关键.产品质量信息平台,既要有反映政府监管部门对产品检测的动态质量信息记录,也要在制定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渐进实现消费者实名或表彰的相关信息记录,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对产品质量的共同监督.强化企业产品的质量责任,既要发挥好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作用,把那些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有危害的产品,筛选、拦截在市场之外,也要走群众路线,发挥好社会组织和消费者的广泛而经常的监督作用.产品的使用者是广大的消费者,产品的好坏消费者最有发言权.名优产品既需要政府监察部门的评选,也需要社会组织和消费者的推选.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可能会逃脱质检部门的抽查而幸免被罚,但任何产品都无法逃脱人民群众实际使用的实践检测.因此,必须利用现代技术,建立投诉的信息平台,尽可能地拓宽消费者对产品的投诉渠道,建立健全产品投诉记录.为了节约执法成本以及达到对市场产品的有效监察,政府部门要以消费者对产品的投诉记录为指向,对消费者反映强烈、投诉多的产品,加大监察力度,并把检测和惩罚的结果及时公布,使产品处于全程监管和社会监督之下,使不合格产品能够及时被、下架退市,减少社会危害.
第四,建立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制度,发挥信用信息传递对相关企业的市场制裁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对诚信缺失的规制和惩罚,需要依靠两种制裁力：一是对失信者的当下惩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这些处罚是失信者直接的、可见的有限代价；二是对失信者的持久性惩罚,主要是把企业或个人的欺诈失信的不良信用记录及时,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将失信者排除在市场之外,发挥“一处失信,处处难行”的市场淘汰机制的作用.这种处罚的失信代价是间接的、难于估量的.显然,在我们国家,除了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严惩失信者外,还必须要建立不合格产品的“黑名单”制度,通过信用信息的公开、传播,封杀失信者的交易机会,发挥市场的惩戒作用.“黑名单”制度可以弥补法律直接处罚不足的问题,使那些“罚不死”的失信者因市场排挤而无生存空间.
第五,加大对产品质量问题企业相关责任人的行政或法律处罚,强化企业主管人员的诚信责任.对有产品质量问题的企业,除了要进行严厉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外,还必须要加重对主管人员的惩治,罚其倾家荡产、剥夺其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提高其违法成本,真正发挥法律严惩的威慑作用.目前我国对产品质量问题企业责任人的处罚,既存在当下直接惩罚力度不够而“罚不死”的问题,更存在企业相关责任人脱壳逃脱而缺乏日后持久性惩罚的问题.企业是人格化的,责任一定要追究到具体的人.唯有把关系人民群众生命的产品质量与企业主管人员的生命、财产、名誉等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互动机制,才能真正强化企业的董事、高管人员的诚信责任,为产品质量架起保护的电网.
第六,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监察的责任追究机制.产品质量诚信的树立和维护,不仅需要制定和完善产品的质量标准,严惩有产品质量问题的企业和责任人,而且也需要强化政府监管部门及其成员的行政责任.唯有质量标准和相关的惩治制度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具有实效性,质量标准和相关制度才会不被虚设,尤其是在信息广泛传播的网络时代,对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有关产品质量问题的信息,质检部门必须要迅速作出回应,澄清事实,避免引发社会普遍的恐慌.因此,要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监察的责任追究机制,严厉打击渎职、失职、选择性执法等问题,确保产品的质量标准和相关制度的施行与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