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开放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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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4日,台湾选举落幕,中国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马英九、吴敦义以51.6%的得票率胜选,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苏嘉全虽然败选,但得票率也高达45.6%.与此同时,两大党在本轮选举后还分别赢得113个“立委”议席中的64席和40席,再度联手掌控“立法院”九成以上席位.两党并立的政治格局益发明显.

但台湾的两党制还只是在选举层面日趋稳定,就政党功能而言,尚不算成熟.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过分重视选举本身,而缺乏拟定公共政策的专业能力和开放态度.

因此,民意代表在胜选后应更主动地在公共政策论辩和制定过程中,引入社会里的专业精英和利益攸关方,以推动台湾的代议制制度向更透明、更开放、更负责的方向发展.

两党政治稳定但不成熟

稳固两党政治的选举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因素产生于1996年的选举,那是台湾首次由全体民众直接选举领导人.虽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顺利当选,但那次选举过程中反对派力量逐渐抬头.当时许多民众不满台湾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党长期执政的现象,并认为只有支持一个有力量的反对党,才可以对抗国民党.

这股累积的不满情绪遂被党外力量,尤其是民进党吸收,后者逐步与国民党代表的力量形成对立.之后,两大政治群落分野愈见明显,反对派得以转变成能与国民党抗衡的政党.

由于国民党疏于经营南部,民进党在1997年县市长选举中首次成为地方多数派,具备了随时挑战执政党的能力.之后,又因国民党分裂,民进党得以提早在2000年获得政权,并于2004年再度执政.即使在2008年失去政权后,民进党依旧维持了和国民党并立的形态.

第二个重要因素与选举制度有关.两大党控制下的立法当局在2007年修改法律,把“立委”席次由225席减为113席,同时规定得票率在5%以上的政党才有资格分享34个不分区及侨选“立委”席次,并推举“总统”候选人,此举形同扼杀了其他小党.这一效应很快在2008年“立委”选举中浮现,巩固了两党地位.

简而言之,民进党1997年在地方选举中大胜,2000年又成为执政党,催生了两党政治结构.另因选举制度变化,两大党在“立法院”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挤压了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稳定化了台湾的两党政治.

但这种稳固只是选举层面的,要充分发挥两党政治的功能,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必须有承担责任的能力.“政客”（politician）只关心下一次选举结果,而“政治家”（statean）则不仅关心选举结果,也关心下一代的福祉.

由于国民党与民进党严重对立,其争议又涉及敏感的“统独”意识形态,这导致台湾选举关注的焦点经常是以动员为主的选举行为本身,而非公共政策.两大党都不是注重公共政策的政党,而是注重权力的政党,更关心如何赢得选举.

而台湾政治在地方层面其实是一种“仲介政治”.地方上的派系与政党结合,派系中的“桩脚”（台湾各地能影响选举的民间人士,俗称“桩脚”――编者注）依附于政党,并为之服务（买票作票）,所以政党并不需要通过满足公共需求来获选,反而为了赢得选举,可能出卖或利用公共政策,甚至与黑金妥协；为了赢得选举,也可能与激进的政治主张妥协.

这样做非常不利于社会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容易在社会内部形成政治对抗局面,挤压公开表述政策并展开充分讨论的空间,令人深感忧虑.

一个成熟的政党应该在政策论辩中广纳各方意见,以形成各种政策,而不只是为了巩固各次选举才拟订临时政策,这种临时政策通常未经过缜密分析和辩论,也可能会徒然增加政府开支.例如,在美国或英国,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历经多个听证会的考验,或经受众多研究分析的审视.各政党也必须通过党际协商和辩论,整合不同意见,同时听取利益攸关方和公民社会中不同专业人士的意见.

在成熟的政党政治中,政党拥有权力,但要为下一代福祉负责,并承担长期发展的责任.以此观之,台湾的两党政治还不算成熟.

在两党占据大片江山的选举结果面前,难掩落寞的宋楚瑜已成为两党制下各小党艰难生存的现实写照.

选举前夕,宋楚瑜在亲民党甘泉服务处台东党部对记者高调宣称,“三党不过半（即三个主要政党的“立委”席位均不过半数――编者注）,人民才有伴.” 2006年在台北领导“倒扁”红衫军运动的总指挥施明德也倾向于制,72岁的他在去年11月成立了“台湾国民议会党”.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法案往往因两党恶斗而无法推进,所以两党制并不完美,台湾应该向欧洲的制学习,而只要有5%的充满智慧的选民,“立法院”里就能出现有理想的新政党.

然而,在2012年选举结果面前,无论是宋楚瑜充满感彩的竞选演讲,还是施明德冷静理智的政治分析,都显得软弱无力.

小党空间逼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许多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无法传递到“民意代表机构”.

本次选举中,宋楚瑜在台东拉票时打的就是“弱势群体牌”.12月9日上午,宋楚瑜飞赴亲民党台东甘泉服务处,为自己和亲民党“立委”候选人林正二造势.当时围聚在党部周围的是以老人为主的当地选民,宋楚瑜的演讲也很有针对性.他一面抨击马英九政府在改善民生上无所作为,一面大开选举支票,“今后所有的空置房子都要装修,变成老人村,让老年人得到好的照顾,政府应该为每两位老人配备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照顾；这些钱,我已经筹到了,就是改革不合理的税制,把浪费的钱省下来.”

尽管宋楚瑜的言辞不免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党近年来对待边缘弱势群体不甚得人心的态度.

除了弱势群体,一些并非边缘的特殊人群也不满意两党共治下的表达空间.潘翰声是绿党松山市信义区候选人,成立于1996年的台湾小党绿党旨在推动环保建设.绿党因为经费拮据在1999年一度停止活动,直到2004年才重新活跃起来.潘翰声告诉记者,现在绿党主要以知识分子、律师为募捐对象,不过他本次竞选资金也只有250万元新台币,而对手国民党的费鸿泰上次选举花费就是2400万元新台币.

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

相比政党政治,台湾公民社会近些年来发展得更为成熟.比如,现在台湾若有人,就必须主动对社会负责.者需要公布纠察队（公民自任）的部署,并负责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卫生.社会能自主控制行为,是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我认为台湾的公民社会已逐渐成熟.

可惜的是,台湾的政党并未与公民社会同步发展.政党热衷追求权力,却没有重视本该优先获得关注的公共事务讨论与公共政策整合.一个政党最主要的两项工作可以概括为“人”和“事”,“人”就是提名优秀的专业人才为政府做事,“事”就是制定尽可能完善的公共政策.然而,当前台湾的政党并未能很好地肩负起这两项职责,既没有积极邀请专家和利益攸关方讨论公共政策或预算,也没有从长远的视角出发培养所需人才,所做的一切多只是为了选举考虑.

因此,台湾要完善自身的代议制政治,除了鼓励更多有能力的专业型人才成为民意代表外,就需要发展公民社会,形成所谓的“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让公民社会中的精英来弥补代议制专业性不足的缺陷.

此外,由于代议制在实际运作中很可能发展为政商主义,所以也应该允许公民社会中的专家和各种公共政策的利益攸关方（例如,地方上的各类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通过正常渠道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监督政策制定者.

比如,经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台湾教育和经济都颇有成效.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发展势头有所衰弱,高科技产业停滞不前,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困难,但文化和创意产业仍很有竞争力,我们应该考虑将这些领域的力量引入相应的公共领域.

我想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提名少数精英以备政策顾问,而是要彻底放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权力运作过程,台湾的问题重点不在选举,即不在权力的形成,而在权力的操作（manipulation）.选举结束后,胜选的民意代表必须放开权力操作过程,让更多专家和利益攸关方进入其间,这样他的权力才能更透明,更有力.而没有能力的权力必须,检验其能力的标准就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只有经过这样的改造,政党政治才能变得更成熟,才能肩负起整合意见、制定政策,和培养人才的任务.而代议制也将因为公共治理的引进而变得更透明、更开放、更负责.

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力量（例如,专业化程度、资金充裕度、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热忱度）已全面超越政府的力量.因此,台湾应该更多让社会负起公共责任,让社会来监督公权力的运用,这样才能让代议制迈向更成熟的阶段.

本次选举的结果表明,不少台湾民众已经在理性的政策诉求与感性的族群政治之间做出了取舍.这次选举的核心是经济议题、两岸关系议题.选民最终理性地判断出：两岸如果能保持稳定对双方都有利.从经济的层面而言,两岸的投资、观光旅游业、特别是台湾的服务业在大陆未来会有市场潜力.台湾的服务业有很多创意,比较精致且富人文气息.许多人提出服务业可以去大陆的中小城市谋求发展.

2012年1月14日,这个年轻女士在台北一个站投完票后准备离开.本次领导人选举的率为74.38%,为历史新低.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道格拉斯雷伊（Douglas Rae）曾从技术层面将两党制定义为：两大政党合计拥有国家或地区最高立法机构90%的议席,而同时没有任何可以独立控制70%以上的议席.这一标准被国际政治学界广泛接受.

虽然国民党民进党双雄并立多年,但台湾“立委”选举却是在2012年第一次达到了这个标准.本次选举后,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别赢得113席中的64席和40席,总席位占比约为92.04%,各自约占56.64% 和35.40%.

在两党制下,为了不让小党有机会得到过多选票,两个主要政党的利益光谱就会尽可能地宽广,以容纳足够多的群体利益.这就使得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能够体现在政党的政策里,而不至于被政府所忽略.

当然,不少情况下,候选人的政策和纲领,沦为政客拉拢甚至欺骗选民的手段.政客们只是在竞选中高喊口号,当选后却形成政策跳票,不能兑现承诺.不过这种事情虽层出不穷,但到了下一次选举,选民通常不会再支持这些政客或政党.因此,台湾的选举机制会迫使政府政策尽量偏好社会公众利益,而不是政府官僚利益.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背景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两党都在努力讨好民众,力图使自己的政策符合公众利益,以赢得公众支持.

而马英九在选战中也走访了台湾的很多地方.与选民互动,使他得以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发现帮助他摆脱了蓝绿对立的政治,转而关注地方民众关心的经济、福利政策和生活问题,并以此来争取选民.

马英九也吸收了对手蔡英文的一些理念,包括要寻求公平正义、要照顾弱小困难的中下层等.因此他当选后立刻承诺,每半年要与“在野党”领袖会谈一次,每个月会邀请公民团体对谈,以加强政府和民间的沟通,使基层关心的问题能够被纳入政策.这说明政党在选举竞争过程中,不仅有针锋相对,还能彼此学习并成长.

而这次选举中的政策辩论,包括候选人动员选民的讨论会,也使台湾民众深切体会到了的内涵.过去,不少选票是关系票、金钱票,现在慢慢走向政策票.过去选民只关心个人利益,现在慢慢关注到其他人的利益.在彰化、云林、嘉义、桃园、高雄,不少与黑金势力和地方派系接近的人物,选前呼声很高,但最终都落选了.这表明选民的水准在改变,不再会为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权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都不够成熟,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被大陆所诟病：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过度对抗、地方政治的腐化,以及过于强大的黑金政治和派系力量都是被诟病的对象.不过,即便台湾制度迄今为止从某些方面看依然令人难过,但尚不必因此气馁.

其实,美英两国制度发展早期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例如,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那段移民大迁徙和经济开始腾飞的日子里,美国的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一段时间里,底特律、克利夫兰等地选出的议员七成有犯罪记录.后来经过地方选举提名制度等改革,美国的代议制逐步走向了成熟.

因此,大陆不要因为现存的缺失,而严厉批判台湾制度,因为的成熟有一个渐进的成长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台湾民众现在之所以有能力自主地管理社会,就是因为在很多选举带来的冲突中,发展出了需要安定、秩序、清洁的诉求.这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