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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的一天,我进入纽约世界博览会自由企业展厅避雨.这个厅里标识牌的主要部分是一个蚁群,上面写道：“两千万年来进化停滞,为什么,因为蚁群是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体制.”
（斯蒂芬·杰·古尔德： 《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
知识分子关心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未来,所以即便是书写在标识牌上的广告词,也能令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这样的偶遇者印象深刻,当然古尔德不会同意说蚂蚁在两千万年前停止了进化.进化论相信,生物体主动适应环境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当我们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人类社会时,问题变得有点复杂—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好的?主张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仅仅提供了判断的标准而没有给出答案.古尔德大概也不会同意说蚁群是社会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但是古尔德恐怕很难抗拒类比和联想的诱惑,将蚂蚁分工协作的高度社会化行为与人类作一番比较,他的前辈赫胥黎主张人类生活就如同一场没有止境、没有约束的战斗,不仅仅局限在那些狭隘和暂时的家庭成员的联系之中,霍布斯式的个体对整体的抗争是生存的普遍状态.克鲁泡特金并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他在《互助论》中用蚁群当作证据来反驳宣扬个体自由竞争的赫胥黎,证明互助协作、为集体利益奉献自我是隐含在动物体内的天性,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
古尔德、赫胥黎或者克鲁泡特金,不管他们实际上如何理解和解释进化论,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动物所表现出的特定行为,不是当作戏仿和隐喻人类的思想游戏,而是一个不能回避、必须解决的严肃问题.克鲁泡特金的挑战迫使进化论思想家必须处理这样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利他的道德行为?在个体自由竞争的进化之路上,道德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第一个选择是承认自由竞争理论并不完美,慷慨无私、利他、牺牲精神等美德是人类自然天性中的一部分.在命运的适当牵引和激发之下,某些人的特质决定了其命中注定要实践美德,成就高尚的人生,和他内在的感情或者道德命令都没有关系,这一带有精英主义和宿命色彩的观念,其思想谱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荷马时代,我称之为“悲剧英雄假说”.
该假说也是通往神创论的捷径,即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神的完美安排,不过自文艺复兴伊始,逐渐摆脱宗教桎梏的欧洲思想家们更愿意用自然律来替代神的律法,更愿意研究人的理性而不是神性,更愿意相信科学而不是经典教义,我们正身处在进化论所支配的观念时代,信奉着进化论的基本命题：
如果自然的平衡和谐不是通过预先设计好的模式从上至下推行,而是从初级向高级自然演化的结果,那么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终将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麦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
处于进化中的人类社会所能拥有的最好状况,是在给定自然禀赋条件下全部个体行为所产生的某种暂时性的整体均衡,在这一观念体系里,道德或者神存在也好,不存在也罢,都无关紧要.
第二个选择是悬置对人类本性的讨论,尝试为道德行为找出一个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解释.
美国博物学家乔治·威廉斯说：“当一位现代生物学家看见某种动物正在为其他动物的利益忙碌时,他只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有谁在指使这一动物这样做；另一种猜测是这一动物非常狡猾,虽然正为自己的事忙活着,却让其他动物一点都看不出来.”经济学家大概会把威廉斯的评论当作略显刻薄的揶揄吧,不过他们确实在干着和生物学家们差不多的活儿,尽管道德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寻常普遍,但在经济学家眼里道德行为本身要么是一个伪命题,要么是一个错误答案,只有出于自私自利计算的理性行为才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慷慨无私、利他、牺牲精神无疑是某种动机隐藏得如此巧妙,以至于我们都没法发现其真意的狡猾行为,我称之为“隐匿理性假说”.
工蚁每天拼命工作,搬运食物、修建蚁穴、照顾幼蚁,当蚁群过河时,工蚁会滚成一个大球,将蚁后、幼蚁置于球心,而处于外层的工蚁则被水流冲走淹死,为整个蚁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蚁感动了克鲁泡特金,但在进化生物学家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见解.遗传偏好理论认为,因为工蚁没有生育能力,只有整个蚁群家族发展壮大,自己的基因才能借由基因相近的亲族存续下去,基于裙带关系的利他行为因为内在的遗传动机,彻底摧毁了蚂蚁原本的集体主义道德形象.遗传偏好理论也为尴尬的经典经济学家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经济人模型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父母愿意拼命赚钱以便在死时给子女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而不是在他们活着时随心所欲地消费,按理说后者才是符合个体理性的行为.
遗传偏好理论让生物变成了基因的奴隶,基因命令我们行善,也可以命令我们为恶,一切的前提是有利于基因的存续,一切的失败源于基因的缺陷,人类看似凭自由意志行事,但最终胜出的是那些符合遗传偏好、将基因传承至下一代的理性行为,自由意志甚至是可疑的,也许仅仅是基因制造出的某种幻觉,让我们安于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样的意见所产生的世界观比“悲剧英雄假说”下的人类状况更糟,悲剧英雄对抗天命作出牺牲,尽管人类的自由意志无法违抗宿命,但至少能够通过西绪弗斯式的存在主义反抗,获得崇高的胜利.
第三个选择是坚持自由竞争理论仍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全部本性,但是生存资源稀缺、天敌环伺的外部环境决定了,只有在种群内部进化出强制秩序来协调、矫正个体间的过度竞争行为,避免暴力泛滥,鼓励互惠合作,整个种群才有更大的机会存续下来.
研究囚犯困境的博弈论证明,单纯依靠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合作,因为对个体来说采取“总是背叛”的策略会导致集体稳定.设想在一个系统内,如果所有的个体从一开始就不愿合作,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单一的个体可以指望用单方面合作的策略来取得比背叛策略更好的效益,换言之,一个所有人都不讲道德的世界可以阻止任何讲道德的个体进入并且取得竞争优势,正如霍布斯的断言,没有政府的人类社会只会堕入“所有人对所有人之战争”的地狱.
麦特·里德雷在《美德的起源》一书中追溯了这一思想谱系,达尔文是在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后才形成了以个体竞争为基调的生物进化论,即能够存活下来并且成功繁衍出最多下一代的个体生物决定整个种群的生物特征.马尔萨斯的观点传自亚当·斯密,而亚当·斯密又传自大卫·休谟,大卫·休谟的直接源头则是霍布斯.道德可以看作是社会强加于个体头上的一套实用的、武断的原则与传统,合作的基础并非利他主义,而是相互交换自己需要的利益,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道德规范和政府机构、宗教组织等存在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人类社会成功摆脱“囚犯困境”,即在个体没有个人激励去合作时保证他们无论如何也得做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我称之为“制度矫正假说”. 不同于人类社会,动物世界中非裙带关系的合作现象非常罕见,以至于经济学大师米塞斯论断说：人之所以异于野兽的,是以社会合作来代替致命的敌对.“野兽”世界中互惠协作的现象尽管少见,但绝不是完全没有,杰拉尔德·威尔金森（Gerald Wilkinson）观察到栖居在哥斯达黎加的吸血蝙蝠会彼此分享食物.吸血蝙蝠有最大的进化动力来摆脱囚徒困境,因为吸食动物血液的生计很不稳定,在自己无法获得猎物的夜晚得到同伴的喂食是非常重要的生存保证.只顾自己偷偷吃饱而不管别人的行为仍然是非常有利的,为了彼此防备对方,吸血蝙蝠们乐于相互整理羽毛以便观察对方是否独享美食以至于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一旦谁被发现并贴上“没有道义”的标签,它就无法再得到同伴的喂食.类似的例子还有非洲的黑短尾猴、热带清洁鱼等.生物学家推测,因为互惠协作的发生不仅要求个体间维持频繁交往的密切关系,而且要有能力识别对方并且对其过往行为保持记忆,能达到这种智力要求的动物并不多.
进化论是这个时代的洪流,现世公认的睿智观点来自于大多数人的赞同,而非神秘的天启,代表着时代的回响,而无关理论的对错.道德曾经被排除在进化论的视野之外,正如我们熟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对他的《道德情操论》知之甚少,经典经济学相信自由竞争之下的市场经济加上政治能够自然进化至供需平衡的丰裕社会,个人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道德行为因为不符合经济人假设,被看作是人类受制于传统习俗的不理性行为.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不同社会文化下经济运行的比较观察,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欧美主流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经验表明,信任度较高的社会文化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组织的效能也更高.
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研究发现,道德是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一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实打实地影响甚至制约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和潜力,这并非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传统智慧,而是“知礼节而仓廪实,知荣辱而衣食足”这种因果倒置的全新发现,因此发明了“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来重新定义人类道德行为背后所潜藏的巨大社会经济利益.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终结了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计划vs市场”争论,同时也唤醒了欧美社会某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克鲁泡特金的挑战变得日益重要—如果过去二百年西方社会的经济发达、国家强大得益于传统文化、道德与宗教,而道德规范随着经济发展却不断遭到挑战和破坏,那么保卫社会就变成了比发展经济更加优先而贴近本质的任务.市场在消费而不是生产道德—社会资本,即便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我们也需要警惕和害怕失去道德,但是进化论视野下的道德更像是一个充满神圣情感的谎言,是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而将人类具有自私自利倾向这一事实掩盖起来,自欺欺人地相信慷慨无私、利他、牺牲精神等美德是人类自然天性中的一部分.
如果放弃情感这个看似不可靠的支柱,理性是否能够独自承担起重新夯实人类道德行为之基础的重任呢?假设我们相信人性的贪欲和自私,认可人类为了自身存续和利益的最大化,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抗甚至侵害身边的同类,结果理性将从根本上排斥没有任何动机的行为,实践道德行为的人被看作是因为慷慨无私、利他、牺牲精神有机会换取荣誉、自豪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即便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和高兴,也算是一种“自私”的理性行为,只有缺乏感情的冷漠之心才被允许称作无私,赞同这一康德式道德观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道：
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这就是同情等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基于同情的行为是自私的行为,因为别人快乐你才快乐,别人苦恼你也难过.因此对别人的同情可以帮你实现自身价值.
试图将人类行为束缚到理性铁笼中的结果,是强化了追求必然性的理性精神和追求自由意志的现代精神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我们时代独有的神经焦虑症,而无法铸造出可靠的道德行为之心理基础,因为人类的道德行为由个体内在的强烈情感（passion）所驱动,是心中涌动的一种本能,是“非如此不可”的冲动,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对情感的理性思考.正如费兰斯·德·威尔说的那样,情感并非是理性的对立面&
该文为道德方面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与进化视野下的道德,或社会资本相关发表论文，可作为法律社会学专业道德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下载教你怎么写道德及个体及社会方面的优秀学术论文范文。
#65306;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推理和思考,但如果没有情感依附于他们所面对的各式各样的选择,人们不会得到决断或信念.这是道德选择的关键,因为无论怎么说,道德的组成之一就是坚定的信念.这些不是—或不能—来自冷漠的康德唯理性；它们需要对别人的关心,以及对是与非强烈的内在情感.
道德情感来源于对文化的社会学习,几乎所有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学习都表现出一种盲目因袭的态度,产生基于观察式学习基础上的强烈的归属感与融入感（Bo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Based Observational Learning）,BIOL不是依赖于某种有利可图的原因,如食物,而是源自于个体与他人相像这种社会化的.人类独特的生长曲线匹配了学习复杂文化的需要,从婴儿到成年之间会经过一个青春期生长突然加快的时期,这种现象在动物界中唯独人类才有,包括猿类在内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生长速度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现象意味着人类具备一个长得不成比例的童年期,生物学家巴里·博金（Barry Bogin）相信,儿童和成人的身体尺寸有大的差别有利于建立师生关系而不是产生对抗,使得儿童可以更好地向成人学习.但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传授美德,而是试图去理解和解释道德行为,维特根斯坦从根本上否定了教授伦理学的可能性,因为伦理学“就是告诉某人应该如何去做,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建议另外一个人如何去做?只能想象一个教师在某种方式上高出他所施教的人：当他试图就他们的苦难提供建议时,与他们一起受难（除了耶稣基督,那还能是谁?）”.
对个体而言,我们通过学习获得了某种社会情感,以此驱动道德行为,道德情感是自由意志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对社会而言,道德观念塑造了整个人际网络的形态,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硬条件.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只要文化成功地扩散和传播到整个群体,报偿就在这个水平上发生了,不管个体是否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自然选择会支持那些更成功的文化、更成功的道德,所以今天个体的强烈情感仍然会成为明天被称作“道德”的社会规范,在进化论的视野下,有关道德的正确问法应当是：
道德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哪种道德可以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