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农村社会冲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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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然而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地方政府要从农民增收、保护土地权益、增加财政补贴、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农村件的预警机制等方面着力,有效防范农村社会冲突.

【关 键 词 】税费改革 农村 社会冲突

农村税费改革后社会冲突状况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着农村城市化、工业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社会的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严峻,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社区分化日益加强,社会秩序受到了很大冲击,各种纠纷和冲突不断显现出来,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冲突主体发生转换.税费改革前,农村冲突主要是农村内部农户之间或者村落之间的纷争,且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同时也存在因农民负担和计划生育问题引起的干群纠纷,但所占比例很少.税费改革后,农民针对村干部、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干群矛盾比较集中.

冲突热点发生转移.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冲突主要由农村“三提五统”的收缴、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问题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解决,取而代之的是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农村矛盾.从纠纷的种类来看：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调整纠纷、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土地征用纠纷.

冲突内容日趋多元.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农民负担、乡镇政务和村务公开、干部方法和作风、社会治安等方面.改革后,冲突的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出现了扩散化趋势,在原有冲突内容继续不同程度存在的前提下,土地问题逐渐成为冲突热点,同时出现了环境污染、民工工资、基础设施冲突、司法问题与针对私有制企业的厂社矛盾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冲突烈度加剧.税费改革前,农民向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方式主要以“沟通”为主.即使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也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时和信访就成为农村社会冲突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税费改革以后,农村社会冲突的强度呈现出日趋激烈的态势,表现为：一是集体呈上升态势；二是来访比例居高不下,来信比例偏低；三是越级比较活跃.

组织化程度高.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矛盾相对说来是自发的、分散的,矛盾的个体之间交往也不频繁.税费改革后,相当多的农村矛盾和纠纷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共同的利益目标把大多数人维系在一起,参与人员越来越复杂,对政府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准确,越级的组织日趋周密,使基层政府工作难度加大,防不胜防.

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剧烈变动和调整,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着经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针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极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而且由于彼此间联系的技术手段的改进,他们极易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串联,从而形成某个具有社会影响的共同话题,从而为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①可见,农村社会冲突的产生有其宏观背景原因.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冲突又有其产生的特殊原因.

农民利益受损是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最直接原因.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基层政府、开发商无视农民的土地权益,对农民的土地房屋强征强拆、补偿不公,或侵吞克扣征地款,使农民失地又失业是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尤其是税费改革后种地负担明显减轻,各项惠农政策带来良好政策预期,许多农民开始努力寻求更多土地耕种.当政府及其官员侵占自己的土地时,他们更有可能起来反抗,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基层财力下降是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间接因素.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入相应减少,再加上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乡村两级收入来源很少,而乡镇事业发展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使得其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导致基层政府不得不依赖于“以地生财”,土地问题成为基层政府与农民新一轮冲突的焦点.

基层政府行为失当是农村社会冲突的导火线.基层政府处于与农民打交道的最直接环节,其政策执行水平、工作方式方法、道德精神品质倍受群众的关注和监督.据笔者对情况分析,超过50%的重复和群体不同程度与干群关系有关.一些本来不大的矛盾由于体制的挤压,激化了干群紧张关系,酿成了重访和集体等激烈冲突.

农民利益表达和维权制度化渠道狭窄是引发农村社会冲突的制度救济原因.现阶段,各地区为农民提供的利益表达和维权渠道十分狭窄,而且还存在一些弊端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

信访作为农民最常用和最主要的意见表达渠道,是农民联系各级政府的一条重要纽带,但由人为因素导致的信访系统信息沟通障碍却限制了信访功能的发挥.这种沟通障碍表现在上达渠道不畅和反馈渠道不畅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信访进行截留和隐瞒,使民声无法及时反映到上级相关部门；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干部对农民信访重视不够,鲜能做到及时回应并拿出解决方案,结果导致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

法律是农民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现实中司法诉讼存在的一些因素却使农民望而却步.首先,由于涉及农村的群体性案件尤其是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基本不予受理,阻塞了司法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维权通道.其次,维权成本高和基层法院的工作效率低也影响着农民对法律维权的选择.再次,基层法院欠缺独立性,在审判时容易受到政府部门或人员的干扰.

有效防范农村社会冲突的策略

为了有效防范农村社会冲突,地方政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

多途径促进农民增收,改变农村弱势地位.农民阶层一般通过自身生活水平的变化来对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认同度做出直观的评价.因此,地方政府只有大力促进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通过农业制度创新和对农业的智力支持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多途径促进农民增收,努力缩小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减少农村社会冲突的根本途径.

尊重农民利益,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土地纠纷的发生,无疑与土地制度的设计缺陷、不合理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也有非制度层面的原因.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基层政府及其官员错误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树立尊重农民权利、保障农民利益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实现、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的有效途径.

增加对乡镇政府的财政补贴,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政府财力削弱的实际情况,增加对乡镇政府的财政补贴,“放活”农村财政管理模式,扩大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自主权,缓解乡镇政府财政困难.同时推进乡镇政府机构、人事、职能等方面的改革,改变机构臃肿、队伍膨胀、财政入不敷出进而与农民夺地争利的状况.

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改善政府部门工作作风,树立服务型政府形象.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彻底改变以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政府部门形象,及时为农民排忧解难.

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实现农民表达权.首先,要继续巩固信访在农民意见表达中的“咽喉”作用和地位,坚决杜绝政府部门“压信不办”和“压案不查”事件的发生,使农村问题和农民意见能及时传递到政府有关部门,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其次,法院要按照法律规定,敞开大门接受农村的案件,尤其是对于涉及农村土地纠纷的案件,不能采用不予受理的方式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要加强司法独立性,做到公正司法,同时注重司法效率,用法律武器解决久拖未决的社会矛盾,以展示法律和法院应有的威慑力.

建立农村件的预警机制,将案件处理在萌芽状态.首先,组织有关单位、部门、企业、基层组织的沟通,建立信息共享和共同防范的联动机制,构建科学的预警机制.一旦有件发生的苗头,就要组织相关的单位和职能部门积极到基层化解矛盾,将群体性案件处理在萌芽状态.

其次,充分发挥律师在化解农村社会冲突方面的作用.如建立律师在代理重大敏感案件过程中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将律师在咨询或代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引发群体性案件的苗头及早向上级单位汇报,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预防,减少和预防矛盾激化.

再次,政府可通过购买律师法律服务的方式,推行“一村一律师”制度,形成律师参与化解农村群体性案件的长效机制.县域律师是农村法律服务的主要力量,县域律师有能力、有条件通过自已的工作和创新服务成为化解农村社会冲突的主力军.为此,政府部门每年应从预算中拿出一笔专项资金,根据律师的工作时间和效果来支付其相应的工作报酬,确保律师参与化解农村群体性案件的长效性.（作者分别为河北工程大学法律系教授；河北工程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注释

①于建嵘：“当前我国件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14～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