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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說,是次十號風球（颱風“韋森特”）沒有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和水浸事故,天文臺預警系統發揮功用,讓市民、商戶和公共服務機構做好了準備,令受災程度減至最低；
7月26日,北京市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副指揮、新聞發言人潘安君通報了“7.21”特大暴雨致77人遇難.
是颱風“韋森特”的危害大?還是“7.21”特大暴雨危害大?我說不準.不過,嚴酷的事實給人感覺,危害該大的沒有大,怎麼不該大的反而大了呢?
“韋森特”使我滯留香港,目睹了“韋森特”的肆虐香港時的雨暴風狂、和摧枯拉朽的陣式；也目睹了香港全城、社會各界所建立起來的行之有效的,並且是“心照不宣”的應對方式.據香港媒體同仁介紹,香港電臺、各大電視臺都有工作守則,風暴來臨時候,播音員需要向公眾以每15分鐘一次的頻率播報.內容包括：幾號風球、風速、走向、防風措施、本地當日至第二日的天氣預測、天文臺警報、水浸報告、紫外線、溫度、濕度等.甚至連紙媒都要通過自己所在企業的網站快速及時地向公眾傳遞著災情和天氣資訊.如此一致而有序的行動背後,香港政府到底擔任了怎樣的角色?同仁的話語讓人為之一驚：政府從來不給我們發什麼“指示”,這是一種使命與長期形成的默契.有關部門除了對、暴力及粗言穢語的節目進行監管外,一般不會對香港媒體的運營做任何干涉.颱風及自然災害情況播報,是香港電臺、電視臺重要使命之一.這叫守土有責.
面對自然災害,國內的政府部門、職能機關、公共機構應該向香港學點什麼?我們國家、政府、官員、職員的責任究竟在那裏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7月20號,北京剛剛發佈了新的《北京市防汛應急預案》,裏面規定了各部門應該做些什麼,這次的應對理應更加積極.遺憾的是,現實似乎與這個“理應”背道而馳；應急預案明確執行分級預警機制,每提升一級預警,職責部門要做什麼更加清晰.北京市下凹式立交橋排水部門把所有排水能力投入到最有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還是出現了問題,這只能說明他們的能力與這場特大暴雨的需要不匹配. 除了排水能力不夠,那暴雨預警準確發佈呢?這也不難看出,《北京市防汛應急預案》中還存在模糊地帶.龐大的特大都市,遇到這樣的挑戰時,一份預案再詳細也可能不會被執行.這就需要國家、政府部門、職能機關、公共機構,在這個浮躁的風險社會,要有警鐘長鳴的責任意識.
與其說這77人死於被漠視的特大暴雨中,不如說她死於因細微技術與管理失誤而釀就的巨大風險.我們必須從制度供給的角度,來反思其背後風險的生成與消弭,並加以切實的改進.否則,我們無以告慰一個無辜者之死.77人的逝去,檢驗出了我們社會孱弱的風險抵禦能力.它映射出的既有公職人員尊重生命意識的嚴重缺失,也有當下風險防範、善後制度上的漏洞和不規範.這種孱弱是如此不堪一擊,甚至經受不起一次熱力管道的滲水事故；這種孱弱是如此觸目驚心,轉瞬之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遭遇滅頂之災.
央視緩緩讀出了每一個個遇難者的名字,無非是讓我們記住這些遇難者.我們不僅要記住遇難者的名字,更要吸取這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教訓,弄清每一個生命的死亡原因,拿出具體措施補救那些沉痛的“意外”.最好的悼念方式是,在災難中警醒,增強社會的防災意識,在城市建設上和衷共濟,補缺制度短板、重整防災體系、集結自救能力.
風險不僅體現於宏大的“敍事”之中,也隱藏在我們生活的諸多細節過程裏.而應對這些無法預料的風險與災難隱患,唯有建立起完備的監管與職責制度體系.哀悼逝者,起於我們發自內心的悲憫.物傷其類,我們本就在命運共同體中,一起承載著現世的悲歡.他們的不幸,對這個社會是一種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