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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成立90周年.我们在为过去的辉煌成就而自豪的同时,不能忘记当代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转型也正在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尖锐化.因此,必须将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与改进社会管理来维护经济改革的成果,在延续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再实现中国式的社会发展奇迹.
民生,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回顾中国近30年来的历程,民生维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民生改善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而民生全面升级又构成了现阶段的最大挑战.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与普通工薪阶层、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体,其中需要救助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12%,一些困难群体的生存境况还在温饱线上波动,他们既面临着诸多生活后顾之忧,又渴望着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进入小康生活甚至富裕阶段,他们的民生诉求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温饱追求,而是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升级.
尽管经济建设可以为保障与改善民生奠定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但保障与改善民生却并非是经济增长自动解决的问题,它必须纳入社会建设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加以解决.为此,迫切需要将民生提高到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将保障与改善民生视为国家发展与各级政府的核心使命,并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加以约束,以切实扭转片面追求GDP增长的传统政绩观.
是时候切实解决社会矛盾了
进入本世纪以来,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管治压力和维稳成本急剧攀升,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改进社会管理.造成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原因异常复杂,但主要的不外乎是利益失衡、管治失当、预期不定、信仰迷失.
一是财富分配的不公与失范,使不同群体之间收益的非正常差距持续拉大,利益失衡构成了当前的深刻社会根源.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3.3比1,体制内外劳动者收入差距以倍数计,有产者与无产者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更是无法计量.特别是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结、灰色致富等现象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损害了社会公正和百姓利益,激起许多人的不满.
二是管治失范是当前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包括：由于执法不严导致法制与道德底线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被突破,许多群体事件与极端案例都是以强凌弱、以利损义、以私废公的结果；由于官僚主义导致一些本应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由于不当行政致使矛盾扩大化.如一些地方在拆迁、征地、等方面存在不当行政或暴力执法甚至酿成流血冲突与群体事件.
三是预期不定直接放大了当前的社会矛盾.如社保体系不健全、就业质量不高、户籍迁徙及相关权益不明确、单位归属感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等,使得人们对未来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从而放大社会矛盾.
四是信仰迷失亦造成了唯利是图、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同时并存的则是社会责任、公益责任缺失.因此,推进社会建设需要客观正视上述问题与矛盾,并根据其成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凝聚追求和谐的社会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保证了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但毋庸讳言,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群体事件与极端个案的接连发生,如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重庆“彭水诗案”等一系列事件,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揭示了社会不稳定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民心安定,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增长与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和谐将成一纸空文.因此,社会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稳定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的保障性条件.只有真正形成追求和谐、维护稳定的广泛社会共识,才能摒弃以“维稳”压“维权”和以“维权”冲“维稳”的不当取向,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
给公众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
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除了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突出民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制度欠公正、不健全和缺乏稳定安全预期所带来的不安、焦虑所放大的.因此,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强化相关制度保障,制度保障与安全预期将是安定民心、提升信心、促进和谐的法宝.
在现阶段,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政策并保障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尽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并明确目标与政策步骤,同时不失时机地发展保障性住房与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事业,加快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对于近期内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有明确的目标、方向与思路以及渐进的措施,这既是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政府的约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民生保障的相关制度安排若长期试而不定,总是处于不断调整中,不仅会损害制度的严肃性与可靠性,而且亦会因地方的“过度创新”而造成制度碎片化,留下不良的后遗症.在社会保障等领域中,当前深化改革的困难大多与20世纪80-90年代年放任各地“创新”直接相关,国家与人民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因此,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努力推进与民生相关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基本制度安排走向定型.为此,重大制度安排不宜放任各地自行“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制度设计责任,尽可能步入法制化轨道.
多管齐下,创新社会管理
当前社会矛盾显性化与管治压力、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形表明：社会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继续简单地延用传统的管治社会方式已经难以奏效,必须多管齐下,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一是执政党需要强化掌控全局、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把对社会管理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位置,同时将和谐发展、公平正义、共享成果提升为全党共识,在社会管理中促进立法、行政与司法协同,并进行相应顶层设计.
二是创新政府服务机制.包括在与省级推进大部门制,减少因部门冲突与利益博弈而衍生和恶化社会问题的现象；在乡镇、街道改条条分割为块块集中,铲除基层官僚化土壤；同时采取公助民办、购买服务等方式带动公众参与社会建设,并打造阳光政府,切实奉行政务公开,重点加快预算公开与政策公开等.
三是切实强化司法权威.包括推进严格执法和司法问责制,让司法系统真正担负起惩恶扬善、矫正失范的职责；强化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既要胜败皆服的“宋鱼水”式法官,更要依法办案、敢于得罪原告、被告的典范,还有必要大力推行案例示范制,为各级司法人员提供标尺,用司法手段防止特殊利益集团侵害公众利益.
四是充分发挥党派、人民团体与宗教团体的独特功能,发展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有序治理.如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化进程,让基层工会成为一线劳动者拥护的组织,推进新型劳资关系,将改善劳资关系并营造劳资共赢的格局.
五是强化舆论的社会责任,在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有必要明确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实行严格自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编/张晓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