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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80年初学科恢复以来,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呈现一种多元路径的局面：民族学逐渐发展为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则呈现两种路径：构建独立的大人类学,以及构建与社会学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关 键 词 ： 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６８１穴２０12雪０1－0026-08
The Division of Ethnology from Anthropology and the Multiple-path of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Building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MA Xue-fang
Abstract：The discipline building of anthropolog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reflected a multi-path situation since the recovering of discipline building in the early 1980s. On the one hand, ethnolog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branch whi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Minzu", on the other hand, two approaches he been practiced during the building of anthropology: to be an independent "Broad Anthropology", and to be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ology.
Key words： Anthropology； Ethnology； discipline building
一、1950年代的学科改造
1950年初,党和政府开始致力于改造旧中国的学术体系.为此,党和政府开展了一系列运动.有关旧中国学术体系的改造,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有关学科体系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一系列改造的目标是试图将旧中国的带有资产阶级印迹的学科体系,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学科体系,将原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阶级之一部分.对于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关旧中国学科体系的改造.这一改造运动,深刻影响了1980年之后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学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资本主义统治进行修修补补的,从服务对象、思想体系上说,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货色”,因此,“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1].而且,许多人认为,社会学以研究社会问题为首要任务,而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学没有存在的必要.[2]尽管一些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等人试图论证社会学有被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3],然而,社会学仍未能避免被取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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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过程中,旧中国学科体系中与社会学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学科,也未能幸免.以文化或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被认为是带有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色彩的伪科学”[4],因此被取消.
有关旧中国学术体系的改造,受到苏联学术体系的巨大影响.受西方影响的学科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而苏联的学术体制被认为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在苏联学术体制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属生物学学科门类.因此,旧中国学科体系中,研究体质的人类学被有限度地保留下来,主要存在于两个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以及复旦大学生物系[5].1980年之前,中国大陆学科体系中,“人类学”属生物学类,指的是研究人之生物特性的体质人类学.
民国学术体系中,与人类学同义的“民族学”,在新中国的学科改造运动中,却有与人类学迥然不同的命运.苏联学科体系中,包含“民族学”这一学科,而且,苏联体系的民族学被认为有助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解决[6].再加之,1950年,党和政府面临对诸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和确认的工作.因此,苏联学术体系的影响,加上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族学”这一学科被保留下来并被加以改造.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列入国家的《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和《中国科学院规划任务书》[7].在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下,民国时代的各种民族学派,都被统一改造融进一个统一的学派——中国马列主义民族学——之中.王建民认为,改造后形成的中国马列主义民族学,与民国时代的民族学相比,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历经各类改造运动的洗礼,学者们都先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以之指导自己的研究.林耀华1951年即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分析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完成《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并在1956年和他的学生黄淑娉加入了中国.
第二,在研究目的上,从以纯学术研究为主,向为解决民族问题而研究、为民族工作服务而研究转变.
第三,在研究分工上,由综合研究向对少数民族的区域研究转变.
第四,在研究对象上,由文化研究向民族研究转变.
第五,从学者个人研究向集体研究转变.[8]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学科转向是,在苏联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们对民族学学科的定位由民国时代的“社会科学”变为新中国时代的“历史科学”[9][10],民族学被定义为“主要是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上各族人民的文化特点和生活特点,并结合着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的资料和成果,研究这些特点的历史变化和发展,考察各族的起源、分布和各族的历史、文化关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