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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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就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而言,罗特曼(Yury Lotman)的界说有着直接意义.他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Ibid.).罗特曼所提出的可接受的观点和态度乃是指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王友贵,《中国翻译》,2003,(5).）.译者是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的个人经历、教育程度、实践目的、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不同,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其翻译活动.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告诉我们：语言之间不可能有完全透明的互译活动,文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因为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郝吉环,《语言与翻译》,2004（2）).同理,翻译是复杂的活动,译者不仅受到自己所处年代的制约, 还受到政治观点、读者的审美情趣、社会语言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不同的文明状态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作品.

本文选取十九世纪英国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的两个译本：李霏野译本（简称李译本）和黄渊深译本（简称黄译本）,对比分析意识形态对译者选择文本、理解文本以及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的影响.

二、翻译的动机与文本的选择

选择哪些作家与流派的作品来翻译,明显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其中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本选择有着重大影响.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在谈到影响翻译的选择因素时说:“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与处理有很大影响,这是事实.”（转引自邱明明,《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7(1))由于李霁野与黄渊深处于不同的时代,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翻译动机.

《简爱》初到中国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人们急需引进新的思想和新的风气,更迫切地找寻人类的平等、妇女的解放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1935- 1936年间,李霁野先生的《简爱》一书应时而生.李霁野先生翻译《简爱》,绝非偶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翻译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李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更多地围绕着改造社会的政治变革,服务于急迫的现实斗争与当前的社会需要.因此,译文不可避免的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黄译本完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应译林出版社之约重译并于1994年刊行.九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黄先生重译《简爱》的原因完全不同于李先生.在1994年版的译后记中,黄先生陈述了他重译该书的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对《简爱》的偏爱,黄先生被“原作深厚的内涵和优美的语言所吸引”,认为重译这部作品是“一次艺术上的享受”；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有几个译本是“十分必要的”, 多个译本代表着不同译者对这部作品的不同理解和传达,“正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阐释,人们才接近完成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此外,“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因而不同时代就非常需要有适应这种变化的不同译本了”(黄源深.《译后记》1994: 525).

三、意识形态与对原文本的理解

译者对原文本的解读过程必定会受到其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接下来的翻译过程.换而言之,同一文本经过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译者的解读,其译文差别会很大,即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翻译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文化和历史背景等渗入其中,影响其对原文文化信息的理解.

《简爱》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圣约翰,其形象在小说英文原著中本是正面角色,可在中国这个特有的文化语境中却长期被当作反面的宗教人物看待.其原因是中西方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作者从简的视角盛赞圣约翰的温和仁慈和献身宗教的热忱,在小说末尾交代人物结局时,甚至说他“坚决、忠实、虔诚”,“精力充沛、热情真诚地为自己的同类含辛茹苦,他为他们开辟艰辛的前进之路,像巨人一般砍掉拦在路上的信条和等级的偏见”.（黄源深,1994：523）换言之,原文本中展现的其实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圣者形象.可圣约翰这个形象,译介到中国之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徐菊.从接受美学看《简爱》中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李霁野在译序中评论说,“圣约翰表面上是一个只热心传教的正派人,实际上是要别人为他牺牲的自私自利的人”（ 李霁野,《译序》1982：25）；黄源深在2001年出版的《简爱》前言中也指出,圣约翰“声称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上帝”,可内心深处“隐藏着极端自私”.（ Charlotte Bronte,《前言》2001：IV）

而中国的评论家则对他的禁欲主义大加抨击,认为他代表的是“虚伪怪诞的宗教文化”,他是“用所谓的神恩来压抑人的一切,是以宗教狂热掩盖其勃勃野心”(吴晶,1994:22).与罗彻斯特相比,他“奉行的是另一种大男子主义”(张蓉燕,1992:88),是简爱的又一个压迫者.诸如此类的批判之辞,在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里比比皆是.

四、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意识形态影响着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在具体翻译时的遣词造句,采用的译文文体,乃至有意误译、节译、改译都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使然,决非偶然.法国作家雨果曾有过一个一针见血的说法:翻译是对译入国的“侵犯行为”.正因为如此,翻译家在译介异域文化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过程亦即意识形态的生产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勒费弗尔(Lefevere,1992:14)指出:“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资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

李霁野是鲁迅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深受先生和当时译潮的影响,为忠实于原文和借鉴异国语言,译文风格主要采用了欧化汉语的语言特点和直译的翻译手法.语言有些“洋味”,句式上基本保持原文形式和结构.黄源深则认为,翻译要“谋求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统一”即：译者“既要表达原作风格,又要具有自己独特风格”(黄源深, 《中国翻译》1999(2)). 潘 红在评价黄源深先生《简爱》译本的审美特点时指出：“黄源深先生译本的成功在于对原著神韵氛围、整体风格等审美的成功把握和再现小说激越情感和诗般语言时所取得的和谐平衡.”(潘 红, 《福州大学学报》2002(2)) 因此,黄先生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意译的翻译策略,以期再现原文的艺术风格.例如：

Example1: he was not quick either of vision or conception. (P3)

李译本:他的目光和感觉都不敏捷.(P5)

黄译本:他眼睛不尖,头脑不灵.(P5)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搭配,英语中 “quick”一词,既能修饰“vision”又能修饰“conception”.李译本模仿了原文的搭配,用 “敏捷” 修饰 “目光”和 “感觉”,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黄译本借用汉语中比较口语化的搭配,“眼睛不尖”和 “头脑不灵”,描绘生动,又忠实原文.

Example2: The ground was hard, the air was still, my road was lonely. (P100)

李译本: 地是坚硬的,空气是静寂的,路是荒凉的. (P131)

黄译本: 地面坚硬,空气沉静,路途寂寞.（P123）

以上例子的原文描写简爱在罗切斯特家做家庭女教师时为女管家菲尔费克斯太太送信时一路的情景.原句中的词几乎都可以在译语中找到对等的词.原句的句型为主语―――谓语动词―――表语,与汉语的句型相似,句子结构也比较简单.李译本严格按照原文主系表结构,将其翻译成欧化句式:“是等 的 ”并列结构；黄译本则根据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心理将其处理成汉语中常见的四字结构,并把“road”意译为“路途”, 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李译本严格按照原文, 采用欧化表达,往往生硬拗口.黄译本语言晓畅, 文学性意味浓厚, 更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但考虑到译者所处年代、政治观点、读者的审美情趣、社会语言等因素,译本不可避免的具有自身的历史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五、结语

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 对文本的理解,也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取,也就是说, 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和控制的活动.翻译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游戏,而是受社会、文化、历史、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着的活动.因此,翻译研究的重点也应从文字转换的语言层面延伸到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