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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存在吗?” “这无关重要.他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下一个问题.” 在《1984》里,犯人温斯顿和秘密奥勃良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次简短的对话.温斯顿想探寻老大哥作为人类肉身的存在,而奥勃良在“他存在”之前加了一句“无关重要”,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心虚.老大哥总是以一张脸而不是全身像的形式出现,表明他作为权力象征的符号性已经完全压制了他作为人的生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老大哥似乎是不会死的.奥威尔想写作一本末日之书,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抗拒老大哥,他让温斯顿在小说的结尾“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 《1984》写于1948年,距今已经有60多年.这些年里斯大林被掘墓、齐奥塞斯库被决、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卡扎菲死于士兵之手,一些事情似乎又在提示我们,《1984》之后还会有事发生.1978年,写《发条橙》的安东尼伯吉斯出版了一部叫《1985》的长篇小说,不过究其内容,还算不上对奥威尔的直接回应；5年后,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也写出了一本《1985》,接上了奥威尔留下的悬念――老大哥死了. 道洛什久尔吉出生于1943年,如今住在德国柏林,是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布达佩斯出生,从小接受正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后来又去苏联的莱蒙托索夫大学学习历史.不过他告诉本刊记者,正是因为在莫斯科见到了许多和理想相悖的现象,他才对苏联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他用俄语写的第一篇论文探讨了中国汉朝的赤眉军起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思想信徒了.回到匈牙利后,他还建立了以思想武装的反政府组织.他有些自嘲地说,这可能只是因为他没有到过中国. 1973年,30岁的道洛什久尔吉第一次从朋友那里读到德文版的《1984》.此时距他作为“毛分子”而受到迫害已经过去了两年,他坐了7个月的牢,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出版著作,一禁就是19年.还好他通晓俄语和德语,得以靠翻译苏、德的专业书籍谋生.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作品从70年代末起渐渐被翻译到当时的西德.如今在德国,最著名的作家、诗人之一恩岑斯贝格也翻译过他的作品.此时的道洛什久尔吉不但在国内丧失了表达权,甚至丧失了表达,他说：“当时的匈牙利知识界充斥着虚无态度,拿什么都不当回事,人们的脑子里不是嘲笑就是怀疑,只有这样人才活得下去,人们也都习惯于这样.”他把自己假想中的读者设定在西德,在他读过《1984》之后10年,他在西德出版了续作《1985》.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老大哥死后怎样? 《1985》这么描述老大哥去世的过程：“12月10日零时32分,老大哥的病情突然恶化,由于伤风流涕,不幸病逝.”这个描述出自于老大哥死亡的医学报告,在同一份报告里,关于他病情的描述几乎是乱七八糟.老大哥先是被摘除了左肾,然后手脚被截肢,然后被截肢过的左手又被截肢一次,在被250名（纯属偶然）专家组成的医疗委员会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后,老大哥毫无尊严地死去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道洛什久尔吉承认续写一部伟大的经典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他试图绕开奥威尔的语言和文体另起炉灶,用他特有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杂糅的视角来叙事.整部小说的第一页是一篇“历史学家自序”,类似于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的“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等赴某地候补矣”的引子.在一个遥远的年代（2036年）,以貌似客观的姿态告诉我们《1984》里的那些主角们的下落：温斯顿后获短暂自由,又被,写了一本回忆录,死于车祸；裘丽娅在革命失败后又成了新政权的亲信,当上了教育部部长；而奥勃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不是因为极权时代的所作所为）被捕,关在精神病院了此残生. 道洛什久尔吉说,在历史剧变中,知识分子常常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了.他们能提出一套一套方案,也可以用文字把自己变成巨人,可真相是政治家根本不害怕他们.小说之所以早早透露这些我们熟悉的主人公的命运,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大洋国在老大哥死后爆发了革命,“革命”成了裹挟个人命运的狂潮,温斯顿和裘丽娅分属不同阵营,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1985》探讨的不只是维权倒塌后革命的可能性,更是在书写那些从狂喜到落寞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引人注目的是,《1985》是以一种消解的书写方式继承了奥威尔.在奥威尔那里,人的精神不可能脱离肉体而存在,温斯顿自以为坚贞不渝的爱情最终在肉体的恐惧面前溃不成军,而在《1985》里,知识分子们面临着纯精神上的困境.老大哥一死,哲学家派逊斯的恐惧忽然无处安放,无法承受精神压力而,书里说他“就像海底的比目鱼,只能生活在高压之下,一旦上岸,自己就会粉身碎骨”.而随之而来的自由,有多少人做好准备了呢?温斯顿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漂亮的外国女记者来采访他,不同的女人要求和他上床,但他也变得软弱了,裘丽娅说他虽然“是攻势最猛烈的精神领袖,可一旦他要亲自出马与谁正面交锋,他就会变得犹疑畏缩”.他自己也说：“要是整个斗争都能用文字进行该有多好!”道洛什久尔吉说,在这种背景下,哈维尔是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大多数人最后都会是温斯顿这种结局.这和奥威尔在《1984》里对温斯顿的定位是相同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是“Everyone”,而裘丽娅选择了和他完全相反的道路,当上了高官. 许多人认为《1985》的成功之处在于小说的预见性.小说发表几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华约瓦解,发生的事似乎和老大哥死后有相似之处.但久尔吉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更多是从匈牙利本国的历史取材,斯大林是最符合他心目中的老大哥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他倒是满怀尊敬.书里写的“革命”更像是匈牙利1956年的“十月事件”.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后,匈牙利人走上街头,推倒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并和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匈牙利党员纷纷退党,人数由87万骤降至不到4万人.苏联后来出兵镇压了这次起义,并组建了新政府.在《1985》中,革命最后也失败了,领袖们被软禁或毙,大洋国被欧亚国占领,人民迎来了新的暴君.这不仅仅是“老大哥死后怎样”的问题,而是“革命之后怎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反乌托邦的.道洛什久尔吉在提醒人们,革命不是一了百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谈到未来,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会好吗?作为一个旅居在德国的东欧知识分子,道洛什久尔吉是悲观的.2036年的历史学家在前言、脚注和后记里的发言和“温斯顿、裘丽娅”们的革命形成了一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在前言里,历史学家还在感谢历史研究所所长,到了正文的脚注里就开始咒骂这位所长,他被窃听、跟踪,最后被关进精神病院,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道洛什久尔吉如今依然经常批评匈牙利政府,承认匈牙利的化进程困难重重.就在2010年末,总理欧尔班还通过了新的媒体法,依法成立的“媒体委员会”对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新闻报道具有监管权,“不平衡”、“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报道将被处以最高70余万欧元的巨额罚金.道洛什久尔吉忧心忡忡地说,匈牙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89年的时候反对党希望外国能借助经济压力来迫使匈牙利改革,结果西方根本不闻不问.“苏东剧变”20年过去,久尔吉说,如今的匈牙利具有一切国家的特征,却变成了一个没人喜欢、死气沉沉的地方.就像老大哥死后的大洋国,人们从铁屋子里苏醒,却不知该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