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与“活学活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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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0年代“活学活用著作”运动,对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造成了混乱和破坏,严重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一“运动”之所以搞起来又祸及全国,当时的《解放军报》起了独特的重大作用.军报在林彪的直接授意下,把“活学活用”运动由全军推向了全国.我作为军报当年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对于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在这里作一些忆述回顾.

报眼上的“语录”

党内军内国内以至国外,自动学习著作的,其实早已大有人在.不过这与林彪的“活学活用”运动无关.林彪搞这一套其实是别有用心的,他之首创并鼓吹“活学活用”,主要是利用并借助群众对著作的朴素感情与学习热情,加以渲染、煽惑和误导,使其为自己所用,早在林彪就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个月,即1959年9月,他就在全军高干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同志的著作.”他又说：“我们学习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随后他又提出了一条“捷径”中的“捷径”,“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同志的著作中最重要最精辟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不久,林彪又指示军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有关语录.”于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军报上就在发表各种消息、文章的同时,经常根据当时的宣传中心,在突出位置用醒目方式选登的一段或几句话,作为某项工作和这期版面点题似的方针指示.最初这种“语录”散见在各版上,后来又逐渐转移到第一版右上角,真正“画龙点睛”地在“报眼”位置上.我们美术组专门设计了一个标有“语录”几字的专栏图案,从1961年4月起,开始间隔一天登一次,以后就每天都有了,并以此成为军报一个特有标志.到“”前的1965年底特别是1966年中,全国各地各种报刊,包括内部出版的专业小报,都在一版报眼或刊物首页甚至封面上,照搬军报的办法和格式,以大同小异的形式,登“语录”,这成了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上的一道极富时代特色的“独特风景”.

军报的“笔杆子”们根据林彪的历次指示,将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以林彪的口气和名义,总结、概括出一个口诀式的“学习方式”,即“学习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军报上刊登的“语录”很便于部队干部战士的“活学活用”,他们常把报纸上的语录剪下来并加以分类,有的还用小本子抄录下来,成为最早的手抄本“语录”.军报由于每天连续刊登语录,更是积累了大量各种内容的专题指示,便由资料组的几个同志,除把已见报的语录按专题编出来,还从各个时期著作中,寻章摘句地选出各个方面不同内容的有关言论,辑录为一个个专题.为了配合某项中心工作,又特地选编的有关言论,用一个整版集中发表.自1961年起,连续刊登出了《同志论调查研究》、《同志论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同志论政策》、《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和《同志论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等专题语录汇编,这使部队的领导机关、政工干部,特别是宣传部门,能够最快捷省事和简便地用的指示来加强、提高和装点自己的讲话、报告及文稿,因而大受各方面的欢迎.于是,以单行本形式编辑的“语录”,也就应运而生.

单行本的问世

最早的单行本于1964年1月初印,这是一个16开本的“征求意见本”,书名叫做《语录200条》,作为当年全军政工会议的文件之一发给全体代表.人们看到这个最早的语录本后,一面提出了许多增补意见,一面要求迅速印发给全军.军报资料组的同志又按照各方面的意见,并从新发表和出版的著作中选摘出新的内容,又由原来的30个专题,增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妇女”(这是邓颖超建议增设的)、“学习”共33个专题,语录条数也新增了一倍以上,达到433条,书名也定为《语录》.

1964年5月,总政决定印发正式的《语录》,并由原编者以总政的名义为语录本写了一个“前言”,经审定后放在书前,其中有的就是林彪的原话,只是“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被时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认为不科学删去了,此事后来成为罗瑞卿反对林彪特别是“思想”的重要罪状,虽然他一直是支持出版发行“语录”的.不过最初提出用编发“语录”方式,来“活学活用”思想的,确是林彪的首创和首倡.为此,“语录”编者建议在书前加上林彪题词手迹,内容是雷锋的几句话,即“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做的好战士”.但林彪抄录时不知何故丢了最后一句,又将“听”字右边错加了一点,这个错字在初版时照样印出了,后来才做“技术处理”去掉了那一点.林彪垮台后有人揭发他的题词是“偷”自雷锋,“语录”编者说,“实事求是说,是我们请他‘偷’的.”有林彪题词和总政“前言”的“语录”本正式出版时,为了便于部队战士学习、使用和携带,总政又决定印成能装进军衣口袋的52开本,到“”中又将它印成了64开本和更小的字典纸精印的袖珍本,由于这些版本都包上了当时流行的红塑料皮,这就成了后来流向全世界的“小红书”.

继1964年5月《语录》第一个正式版本问世后,1965年8月又由军报大量印刷发行了新的版本.这是按照林彪指示和部队的“强烈要求”做的,由原来的部队干部每人一册,战士每班一册,扩大为全军人手一册,其发行总数达到了500万册以上.编者又以总政名义改写了“前言”,其中说：“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要像发武器一样把《著作选读》和《语录》发给全军每个战士.希望全体同志认真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活学活用著作的新,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从军内走向军外

《语录》在军队中的大量发行,尤其是这种“走捷径”的“活学活用”方法,很快引起各界各方面的注意.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都到部队来要或买,需求量越来越大,由几本、几十本、几百本急剧增至上千本,军报的发行科立刻成为极其繁忙的“语录”专卖店.我们美术组办公室就在发行科隔壁,只见他们那里每天来人不断,热闹非凡.来要或买“语录”本的人,除了和国务院各部各机关以及外地各单位,还有来自各位领导人那儿的干部,连朱德、周恩来、彭真等都亲自派人来要.主任杨尚昆处连续三次来人要,连身边的人都来了,连要带买,从几本几十本到上百本.有的部委和省市索性提出要求,由他们自己翻印再版,以满足各自的大量需求.军报请示总政后没有同意,仍由军报印刷厂重版加印,印数一下达到1200余万册.后来军外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军报印刷厂实在承担不了这么繁重的印制任务,只得同意为有的大部和省市提供纸型,由他们代印发行.仅一家一次就印了50万册,、国家体委和安徽等省市都获得了代印权,到“”中,在全国各地的代印点曾多达300处左右.当时我国的各级干部,都为自己能拥有一本部队出的“语录”本为荣,部队特别是军报要同地方上打交道,就赠送几本或一批“语录”本,这成了最受欢迎的高档礼品.80年代我为老革命家伍修权整理回忆录时,他也向我说了自己作为中联部副部长,1965年带队在安徽搞“四清”时,也通过关系向南京军区要了一些“语录”本,发给“四清”工作队员,连自己作报告、写总结时,也常从“语录”本中选择几段,以示自己对思想的积极贯彻与忠实执行.

“活学活用”运动从军内走向军外,引起了的注意.有资料表明,很赞赏用语录形式来推广普及他的言论思想,曾指示陈伯达另编一本适应全党全国的内容更丰富的“语录”.陈伯达受命编出了一种3万余字的“全国通用”版“语录”.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和几个大部委,也编出了内容各有侧重的不同的《语录》.但由于军报编发的“语录”本已经广为流传,不仅发行量巨大,其政治影响也很大,更因其发行在先,无形中成为全国唯一“正宗”版本,因此包括陈伯达编的那本在内的各种本子,都没能拿出来,只在内部少量印发过.这种由读“语录”带动的学习思想的运动,深得本人的满意.他在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后,又加了一句“全国学习解放军”.学解放军首先就是学他们的“活学活用”,这使得首倡“活学活用”的林彪,在全党全国的政治影响、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扩大和突出,以致在的眼里,他已上升并超过了所有其他领导人.林彪的“活学活用”运动主要是通过《解放军报》鼓吹的,流行全国的《语录》更是军报首家搞出来的,这使军报也随着林彪的“价码升值”,在全国新闻界以至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上升.到“”前夕,军报的名声及其权威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机关报《人民日报》.军报编发的“小红书”也在各机关院校和工矿企业、文卫事业等单位,逐步达到人手一册,人人都以学习、诵读和摘引“语录”来表示自己对及其思想的崇敬忠诚.这种“思想”的大普及热潮,又由国内涌向境外和海外.先是香港、澳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受了大陆的影响,通过广州新华书店以及“广交会”要求将《语录》出口,有关方面得到报告,会同总政实际是军报主持此事者,将“语录”上原有的“内部读物”几字去掉,改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公开出版,由各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翻译成几十种外文出版,发往世界各国.日文本在“语录”本还是“内部读物”时,就已在1966年4个多月内发行了30万册.“语录”本以50多种文字印出了5000多种外文版本,致使“语录”又逐步泛滥至全球各地,其发行总数据估算达到了50余亿册.当时世界人口还不到40亿,平均全球每人都可拥有一册以上,成为20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

1966年12月16日又以林彪名义发表了《语录》的“再版前言”,一开头就说：“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前言”的发表和《语录》的扩大发行,不仅把林彪首倡的“活学活用”运动推向更,也把林彪本人推为除一人以外的又一个“神”,并藉此成了的唯一“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成了由他“亲自领导”全党全军全国的唯一“副统帅”.“”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一“再版前言”,说成出自“”之一、曾任总政主任的之手.其实“再版前言”发表时,不仅还没有到总政,在党内国内尤其在军内也没有多高地位和多大影响,真正的执笔者是军报内的“笔杆子”,最初的起草者也就是“语录”的最早编发者,他们遵照林彪的要求,将他的一套又以他的名义,向全国全球广为“兜售贩卖”出去的.

“活学活用”的军内典型

军报在推销林彪“活学活用”的货色时,除了不断刊登和编发《语录》、关于著作的“学习辅导”材料及“讲用报告”等等外,还大力制造和突出宣扬了一批“活学活用”的代表人物、单位等“先进典型”.人物中影响最大的是“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三人,其中主要是廖初江,他是全军以至全国第一号“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或“学毛著标兵”.廖初江是1956年入伍的一个连队副指导员,据说他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毛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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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以至全国头号“活学活用”先进单位,是驻长春某军某团的“红九连”,这是林彪亲自发现和树立的一个“突出典型”.1961年他到“红九连”所在的军作“调查研究”,从部队干部的汇报中听说九连90％以上的干部战士,都自备并自觉学习著作,还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叫“著作是个宝,天天学习少不了”,“著作是盏灯,照到哪儿哪儿明”.林彪听罢大喜：“好的连队就是个学校,红九连就是一座好学校.”于是,军报上三天两头就有写红九连的或红九连写的报道和文章,有时一个月内就在军报的一版头条上两三次,加上和军内以及地方各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红九连的消息.1964年国防部授于该连“学习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称号,使红九连正式成为全军全国的一大“模范”.此后,国内外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和活动,都要有红九连的反应和“表态”,他们的经验体会和事迹等等,更是到处宣扬.连他们搞卫生和参加体育比赛,都成了重要新闻,什么成绩都被说成是“活学活用的伟大成果”.

60年代军报有关红九连和“廖丰黄”特别是廖初江的报道和文章等等,实际都是军报的和他们所在部队的“笔杆子”捉刀的.自红九连和廖初江等被林彪封为“活学活用”的“模范”、“标兵”后,军报的记者、编辑等“笔杆子”,不断来到和长期住在他们部队,随时发现发掘、搜集整理和总结提高他们那里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等等.有的原本是很简单的事,经过“秀才”们妙笔生花的渲染发挥特别是加工拔高,马上成为重大创造和最新成果,经军报宣扬后立即在全军全国予以推广.据军报一个老编辑说由他采写、和编发的关于红九连的见报稿件,仅剪报就积累了满满一个巨册厚本.其实红九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连队,连里的干部战士以及首位“学毛著标兵”廖初江等等,都是普通的年轻人,然而在他们头上套了令人目炫的光环后,搞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中缘由只有禀承林彪旨意,适应他的需要而制造、树立和宣扬这些“先进典型”的军报最清楚,正是军报为林彪的“活学活用”运动树起了“样板”,捧出了一批“模范”和“标兵”,使他们一一成为政治工具式的“带头羊”.

我作为军报的编辑人员之一,也为此出了不少力.我在这一时期所创作和编发的美术稿件,主要也都是鼓吹宣扬“活学活用”的.就在“”风暴前夕的1966年初春,我踏着尚未化尽的残雪来到红九连所在部队,虽然因为去红九连的人太多,我没挤进去凑热闹,但却组织和指导那里的部队业余美术作者,集体创作了一批表现部队“活学活用”运动的组画.我不失军报独创特色地要求每幅画面上都要有一条切合所画内容的“语录”,带回军报后深得领导赞赏,曾以“万物生长靠太阳”为题,出了整整一版画页.在此前后我看到红九连所在部队,有一套“拼打败”的幻灯片.由于这是宣扬林彪“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思想的,我让他们复制出来,也作为一个专题画页在军报上发表了.这使军报在以美术形式宣传“活学活用”运动上,也做得有声有色,引人注目,全国美协的《美术》月刊还派人来访问我们,要求介绍组织这种创作的经验.我当时也很得意,自以为也对“活学活用”运动做了贡献.只是我的这一“功绩”,并没有保住我在“”中不挨斗受整.

(本文所附照片,均转自“”时期《解放军画报》)

(责任编辑：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