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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来方平先生于9月29日去世的噩耗,顿时使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国莎学界又失去了一位领军主帅,我也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前辈.
方先生一生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勤奋耕耘,成绩卓著.上世纪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批国内知名莎学专家,为我父亲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进行校勘,并补译了父亲未能译完的部分.由于历史原因,这套《莎士比亚全集》到1978年才得以出版,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莎士比亚译本之一,方先生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0年代,方先生发起并身体力行地用诗体重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并于2000年出版了他主译主编的《新莎士比亚全集》,吸收了国际莎学研究的新成果,并附有翔实的背景资料,为我国莎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方先生也成了我国莎学界在新世纪中的领军人物.
我第一次听到方平先生的名字是在1956年.那时,母亲买来了刚出版的《亨利第五》,是方平所译.这是父亲的翻译生涯中最后着手翻译的一个剧本,当时没有来得及译完.出于本能的感情,我对这个方平译本也特别关注.这本书深入浅出地展现了一幅英法百年战争中亨利王叱咤战场的生动画面,为我以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莎士比亚历史剧打下了基础,也使我对方先生的治学严谨和学识渊博深为折服.
在当年为父亲的译作进行校勘和补译的前辈学者中,方先生是我有幸谋面的惟一一位.我第一次见到方先生是在1989年4月,那次我应邀参加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莎士比亚425周年诞辰纪念会,会上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前辈,使我激动不已.以后我在多次中国莎士比亚学会活动中都见到过方先生,他显得非常慈祥友善.当然,每次活动他都是主角,很忙,我们只能作些简单交流.但每次交谈,方先生都表示了对我父亲的深切情谊和对母亲的关切和问候.我知道,方先生和父亲都是莎士比亚的知音,因此他们之间的情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1989年12月,为纪念父亲逝世45周年,上海翻译家协会草婴、方平等一行近20人来嘉兴探访故居并看望母亲.母亲也为有机会和这些久仰大名的翻译界友人,特别是神交已久的方平先生相聚而兴奋不已.他们赠送的题有“译界楷模”的匾额为父亲的译莎业绩作了十分精当的概括和评价,也成了现在修复后的故居的镇馆之宝.
2003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准备出版我整理的《朱生豪情书》,打算请人写序,我自然就想起了方老.只是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了,担心他身体和精力能否受得了.一联系,方先生一口答应,我请出版社把排印稿送去后,方先生马上就埋头仔细阅读,很快写就了一篇4000多字的文章,他将其称为《导读》,一方面是出于谦逊,同时我觉得也是非常得当的.《导读》对全书内容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和概括,对父亲的总体业绩和这批书信作品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评价,对读者理解全书的内容有很大帮助,为这本书增色不少.
方先生在中还告诉我,在我为《朱生豪情书》所做的注解中,有些关于英国历史文化背景的内容不很准确,他已经替我改过了.我既感到不安又感到庆幸,不安的是这次在大师面前出洋相了,庆幸的则是幸亏有方先生把关,避免了带着错误出版.方先生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当得知我是学理工科出身时,没有表示一点责怪的意思,只是再次告诉我,都已经帮我改过了.我也深为方先生的热心、认真和大度所感动.
去年,嘉兴市政府修复开放了父亲的故居.在筹备展出的过程中曾经为展厅的前言所用标题费了一番斟酌,后来想起方平先生在《朱生豪情书》的《导读》中的那句话：“如果纪念碑上只准备选用一行铭文,那么这样一行也许可供考虑：我们通过您亲近莎士比亚.”大家都觉得这个概括既精炼又贴切,于是一致同意把“朱生豪让我们亲近莎士比亚”作为展厅前言的大标题.
故居建成后,门楣上的“朱生豪故居”五个字也想请方先生题写.已经86岁高龄的方老又一次表现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自己买了笔墨和宣纸,大概觉得书法不是他的强项吧,他把“朱生豪故居”五个字横的竖的写了一大堆供我们选用.去年9月份我去方先生家取他的题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方先生.那一大堆有题字的宣纸和充满对父亲情谊的谈话至今使我感动.
方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每次我走进朱生豪故居的大门,就好像看到方平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治学作风,他的人格魅力,都将永远留在我们后辈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