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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0年1月17日,在北京德国医院有一位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因病去世.在他的治丧委员会人员名单里,有湘中大儒王运的得意门生、湘潭才子杨度；有《近百年湖南学风》的著者钱基博非常欣赏的湘人章士钊；有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有一个当代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的湖南人的名字：.
这位去世的北大教授就是杨昌济（1871―1920）,表字华生,又名怀中.
杨昌济是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候的老师,让功成名就之后,痛感“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的杨开慧则是他的女儿.因此,按照传统中国的封号格式,杨昌济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开国“国丈”.
更为巧合的是,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的另一个著名的湖南人杨笃生,和杨昌济是同族,前者是后者的族孙.1911年8月5日,杨笃生选择在英国蹈海,他存世三封遗书,其中之一,就是写给这位比自己仅年长一岁的“怀中叔祖”的.
湖南人的天下原来这么大,却又这么小.
杨笃生（1872―1911）是湖南长沙县人,原名毓麟,又名叔壬,再名守仁,字笃生,生平以字行.笔名常用者,有“锥印寒灰”、“三户遗民”、“湖南之湖南人”等.杨笃生为1897年拔贡,同年考中举人,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湘省,他是个亮点人物,当时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并积极为《湘学新报》撰稿.1902年,杨笃生赴日留学,入读中国人所办之清华学校,非常用功奋进：“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讲堂受课,不肯休.”1904日俄战争将起,杨笃生作《满洲问题》《新湖南》等时论文章,发表于《游学译编》,影响当时舆论甚巨：“每著一论,精神迸露,义气凛然,读者深为感发.君故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参见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笃生后见国势日危,遂无心向学,“欲奔走呼号”,以救亡扶危,归国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无所就”.这一期间,杨笃生的主要志业其实是在沪与于右任等人主持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杨担任主笔.于右任夸奖他“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坚确之辞义,抒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黄兴称赞他“思想缜密”,实为“美材”.与此同时,杨笃生还主持参与组织了北京的活动,“党人能自制炸弹,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损伤一目.1909年,杨笃生前往英国留学；1911年,他在利物浦蹈海.
杨度（1825―1931）则是湖南湘潭县人,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更名度.他是王运最喜欢的学生,师徒二人同是“学剑学书相杂半”、“只知霸道不知儒”的策士脾气,有些“”气味,醉心于“帝王之学”.1902和1903年,杨度两次赴日留学.他为人活跃,风度翩翩,其在日本的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曾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回国之后由于张之洞、袁世凯的联名奏保,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辛亥改元之后,杨度成为袁氏政权的喉舌要角,先后担任过学部副大臣、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等职.1915年,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成为“筹安会六君子”的首席代表.帝制失败后,他则作为“帝制祸首”被下令通缉.此后的杨度似乎乏善可陈,他先是避居天津、青岛,潜心佛教,继而游走于各派军阀乃至青帮首领之间,纵横捭阖而无甚可观.1928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1931年病逝于上海.
杨度和杨笃生年龄相差仅三岁,又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这一期间,两人因同样关心时政、文辞犀利、见解卓越、理想高蹈等原因,被同学之士并称为“湘中二杨”.
至于杨昌济,他亦曾在1903―1909年间就学于日本,主攻教育学,却未曾像以上“二杨”一样夺目与耀眼：杨昌济的才性,更近朴素治学一流.1909年,杨昌济和章士钊一起,考入英格兰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回国之后,1913―1918年间,杨昌济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等处任教.1918年,受蔡元培邀请,杨昌济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直到两年之后去世.
二、
杨昌济与杨笃生同族同龄,只是按照血缘“论资排班”,他要高出笃生两辈,祖孙二人情谊分外深沉.杨笃生决心赴死之前,特地给杨昌济留下遗书并赠遗物,可以证明；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对杨笃生无尽无休的绵绵思念,更可以证明.情深意长的祖孙二人不仅曾一起就学于长沙著名的城南、岳麓书院,后更同在日本、英伦求学多年.
留英期间,杨昌济有诗赠杨笃生,追忆的正是二人早年同学共读、一起携手出游、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情境：
城南携手日,岳麓纵谈时.
山水足清兴,苍茫寄远思.
风云幻,身世剧推移.
五夜闻鸡起,千秋信所期.
城南书院坐落在长沙南门外,故址即现在的第一师范学校,为南宋理学家张创办,其名望仅亚于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当时张与莅临岳麓讲学的朱熹时常过往,并彼此易地教学,四方来从者络绎不绝,使得湘江两岸渡口人来人往、晨昏不绝,时称“朱张渡”.杨度的老师、那位引领湘籍学人一代的畸人王运,弱冠也曾就读城南书院,并于此崭露头角,与邓辅纶兄弟等人号称“湘中五子”.
由杨昌济诗中所述看来,他与杨笃生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确非同凡响,前者在《达化斋日记》中,时常昵称后者为“阿麟”（杨笃生原名杨毓麟）,也是铁证.杨笃生传世诗作中,也有唱和“华生先生”并客客气气请这位“叔祖大人”“训正”的.
1896年九月初三这天（按,《达化斋日记》民国建元之前均以夏历计时,之后均以西历计时,以下同此）,杨昌济日记追记了自己写于几年前、自认为“稍可”的若干诗作,其中不少都与“阿麟”杨笃生有关.壬辰年（1892）九月初四写的一组《杂感》,居中一首就是描述了他与杨笃生的同学生活：
一夜城南宿,阿麟文战酣.
抛书谈杂事,携伴上青山.
棋借钱为子,床连睡为安.
清明好时节,何惜醉愁颜!
尽管1892年杨昌济尚未入读城南书院,但这不妨碍他前往看望杨笃生并留宿.次年（1893）杨昌济方始入学,参加清廷科举的恩科考试之后,杨昌济本来答应与杨笃生一起出外游历,不料节外生枝,他没能践约,杨昌济为此深感内疚和遗憾：“与张静斋朝岳.先本约笃生同往,以静斋迫欲往,故背之,深以为恨,又百感丛心.”因为念及作于１８９２年的如上这组《杂感》,于是,在1893年的同一天（九月初四）,杨昌济又有针对于此的续作：
昔与阿麟会,城南夜着棋；
今朝翻负约,令子独探奇.
落落真孤往,飘飘系我思.
吁嗟四百里,风雨独哦诗.
这组诗作当中,杨昌济屡屡发出“耿耿孤灯伴,谁人与唱随”、“浮生时聚散,此感付苍茫”的怀念与孤零之情,对朋友的依恋之情可谓深厚.他甚至富有画面感的,把自己和“阿麟”组织成一道合二为一的风景：
比舍有高士,飘然常去来.
袖携《工部集》,同上定王台.
碧浪湖边橘,三闾庙里杯.
行踪殊落落,谁识不羁才?
杨昌济与杨笃生共同的好友章士钊曾经回忆：“光绪戊戌（1898年）,湖南行新政,开放言论,君（即杨昌济）与族从孙守仁（杨笃生曾用名）,各发抒见智.”
李肖聃（即李淑一之父）在《杨怀中先生事迹》一文中,讲述祖孙二杨的区别,更为明确些：“（二人）刻意为学而志趣不同.守仁务记览,为辞章,而怀中好治经；守仁好谈时务家言,而怀中守程朱氏之说.”虽然杨氏祖孙二人在好学深思的层面上大有相类之处,但和性情激烈、个性强劲,日后成为中国主持“”第一人,最后不惜殒身的杨笃生相比,杨昌济更显得厚道、平和、随意、宽容,这一点雍容风度可时时见诸《达化斋日记》.
1909年,杨昌济能够由日本转赴英国留学,似乎也是出于杨笃生、章士钊的合力推荐：“丁未（1907年）,守仁依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职秘书,同赴英伦,余则以文字见赏于光典,并得偕往.逾年,吾与守仁论荐君,光典乃调君由日转英,于是吾三人同处一地,交相淬厉者亘三四年.”（章士钊《杨怀中别传》）
1911年7月,杨笃生在利物浦蹈海.从目前存世的达化斋1914、1915两年日记看来,杨昌济在有生之年对这位好友兼族孙频频怀念,情义相当感人.
1914年5月27日,杨昌济收到章士钊所主办的《甲寅杂志》,他阅读杂志的过程,近乎一个和杨笃生的精神对话的过程.杨昌济先是承认《甲寅杂志》所刊马一浮、谢元量、王无生、王国维等人的诗文“均斐然可观”,继而他又抄录了马一浮与王无生的书信,然后评价说：“余昔闻笃生言,谢元量、马一浮之能文,今乃见之.格高气古,固湘绮、太炎之流.”
5月29日,杨昌济开始思考儒术与佛、耶、回三教的异同之处,于是再次回忆起杨笃生在世时所持观点：“（笃生）常言宗教者必说未来,而孔子但说现世,故不得以儒术为宗教.”杨昌济因此得出结论：“此则儒术本非教之意义也.”接下来几天,杨昌济的思路似乎一直在宗教问题上游走,6月1日的日记中,他对杨笃生的怀念还是与此话题有关,但内容更加细腻入微：
犹记余在城南书院与笃生同读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至“冥谪尤重”,笃生讥其不典；盖此乃佛家言,三代两汉之人无此等思想也.余寄兄诗有一语云“和气致休祥”,笃生亦颇疑之；余虽仍而不改,不忘吾友之箴规也.
杨昌济在日记中还对此进一步说明,“和气致祥”是世俗因果之说,性格激烈的杨笃生大概因此“颇疑”,而杨昌济则比较认同“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的民间智慧,所以“仍而不改”.祖孙二人亲密交往之外,其性格差异也跃然纸上：杨笃生讥笑沉湎佛学的宋朝人苏东坡（子瞻）将佛教思想强加于尚未曾接触过佛教的三代两汉人身上,他显然是个十分严谨、容易较真、不大通融的人,这从他日后的著述与行止,都可以证明.年轻的杨笃生似乎在学识积累、文化底蕴上,较之年龄略长的“乃祖”杨昌济更为犀利、飞扬些?!从杨昌济在日记当中不断的追忆可见,除了情感关联,他对杨笃生的思想与见地无疑十分佩服,乃至笃生死后,他还在苦思冥想笃生生前的某些言论观点,并予以反思考辨或者接纳吸收.难怪６月３日检讨到“长沙乡间习惯,于寝室中置尿桶,臭不可闻”这样的生活小恶习的时候,杨昌济还是要回忆起杨笃生：
余闻笃生言北京人向来在街上出恭,庚子各国联军占领北京乃禁之,如有人在街上出恭,警兵即捉其人,以其身上之衣拭去粪秽；自此以后,北京人乃不敢在街上出恭.
1915年3月10日,杨昌济开始整理己酉（1909）、庚戌（1910）两年的日记,他又再度想起这段时间“与笃生往来最密”,然而“今已不在矣.追念前游,不胜惆怅”.惜乎这两年的日记似乎已经失散,否则,我们对于这一对祖孙的融洽关系与彼此影响,当有更多的了解和体会.
这以后十天,3月20日杨昌济在旧书店购得《皇清经解》一部,共三百六十本,“完全无缺,价钱三十串”,杨“甚以为喜”,并在21日的日记中追忆道：“余家初无此书,而笃生家有之,固笃生多看此书,余则所看甚少,因借读不便也.”杨昌济还感慨地说：“使当时我家有此书,则余之获益必较多,此又足证余致功于实事、实物之说,正所谓无母财则不能生息,无谷种则不能生芽也.”――1915年,杨昌济已经四十四岁,他的追忆中,居然还保持着一点点与“老同学”、“小族孙”杨笃生比学问、赛进步的悻悻与不甘呢等这样的一对湘“杨”,孙之于祖,其影响大矣,其作用显矣.
1915年3月27日,杨昌济又再度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考,他回想在北淀读书时,英国学生尝开会讨论“意志自由与否”问题,信奉耶教（基督）者多反对“意志自由”,当时信奉佛教的杨笃生也曾与此会,则“主张意志自由甚力”.英国学生于是反问杨笃生：“君为谁造?”杨笃生答曰：“吾为吾造.”听到这话,英国学生的反应是“瞠然莫知所对”.
看得出来,忠厚慈和的杨昌济,很有些赞赏乃至羡慕杨笃生个性当中让人生畏的勇力与傲岸.这种性格决定了杨笃生一生的选择,包括他最后选择的主动赴死.杨笃生的人格魅力显然曾经深深吸引过、征服过性格略显温软的杨昌济,这也算一种心理互补吧.
这年3月31日,因读《汉书》中“裸葬”之说,杨昌济感慨中来,他又一次想到杨笃生之死.杨昌济对杨笃生的思念,确实到了触景生情、随机而动的程度：“同在此地球,是处处青山可埋骨,必归葬故乡,未免多事.”杨笃生蹈海后遗体被发现,当时即葬于利物浦,此“本吴稚晖发议”,但杨昌济亦表示了“赞成”.杨昌济并征引性恂信中之语,以志“亡友佚事”：“如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涛东返；不然,则大陆沉沉,猿鹤虫沙,生者且不知死所,归骨又奚为乎?”性恂即杨德麟,为杨笃生亲兄,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谭延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因主张反袁甚力,1913年被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杀害.
老实讲,笔者读到此节材料的一刹那,陡然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彭德怀请示是否要归葬国内,就有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类似表态.
就《达化斋日记》中的反复追念而言,说杨笃生是对杨昌济影响最深的人,恐怕都不为过.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与女婿,亦必然间接受到来自杨笃生的影响,学界目前的关注还显不够（台湾已有两本关于从杨昌济到的湖湘文化嬗变的研究专著,大陆尚难见及）.
第一次出现在《达化斋日记》中是1915年4月5日的事,大约就在因第一师范学校加收杂费等事,发动同学驱逐校长张干,险些被开除之后.杨昌济日记的描写相当细致.看来,甫一亮相,就让他的杨老师很是“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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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生,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后来,在致章士钊的信函中,杨昌济不止一次以“海内人才”称许蔡和森、.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本人也是杨昌济非常欣赏的人,在《达化斋日记》中,章“秋桐”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杨笃生,杨昌济特意抄存了不少“秋桐曰”的观点,这是认同,也是佩服.更为有趣的,章士钊原号“青桐籽”,正是由于1911年挚友杨笃生的突然死亡,让同在英伦的章士钊颇感伤心,遂改号“秋桐”,以志旧朋物故凋零之痛.至于日后章士钊在新、旧文化大战中不肯媚俗从众、宁愿坚持己见、自说自话,甚至弄得灰头土脸、人人喊打,于是再度改号“孤桐”,以志知音者稀、独立寒秋的趣事,就当另文分梳了.
三、
“湘中二杨”的另一株即杨度,既然非长沙此杨,而是湘潭彼杨,当他出现在杨昌济日记中的时候,难免就稍微客气而略显生疏了.
1914年11月17日,杨昌济有书信给正在袁世凯政府当差办事的杨度,讨论湖北汉口商场“借款已成,开办在即”问题.信中意思大旨,可归为如下几点：第一是杨昌济认为“此举将为全国市政改良之模范”,希望杨度“全力注之,勿以为事小不足为也”；次则追溯中国历史,认为管仲、子产、商鞅等人“皆能经营市政”,孔子亦“注意于市政之改良”,但此事“却大不容易,非真有本领人无能为力也”.杨昌济坦然承认,“能改良物质生活者乃不愧为办事之才”,汉口商场事对杨度而言为“办事第一遭”,杨昌济殷殷希望他“办事须专精须坚忍,目无旁视,耳无旁听”、“努力立千秋之伟业”,连嘱“千万千万”.杨昌济最后还期望杨度“现办此事当勿以政局政权为念”,并举加富尔“恭耕十六年卒成统一意大利之大业”为例,证明“成大功者固不汲汲于一时也”的道理.
这些叮咛,似乎暗示了性情傲慢、目无余子的杨度不屑“细事”的风格,很让他平实温厚的湖南老乡不大放心?要知道,1910年因为湘粤铁路风潮,杨度跟当时湘鄂两省激愤的地方人士闹得很不愉快.民国建元,更因为襄助袁世凯夺得大宝,杨度被湖南国民协进会视为“汉奸”,被“宣告死刑”,以致南京的胡汉民、汪精卫不得不联名通电为之缓颊,孙中山更特意致电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请其保护杨度的家属与财产.
曾和杨度同时留学日本的杨昌济,两人一起参加过“中国学会”,但因杨度热心政治尤其热衷仕进,而杨昌济“自度非破坏才,志在学问”,不久即分道扬镳,关系相对疏远.不过,为人仁厚公正的杨昌济对杨度的才情识力,还是非常推崇的.
1902年10月21日到11月5日,杨度与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之间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谈话汇录以《支那教育问题》为名,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三、二十四号.旋印单行本,当时流传甚广.朱德裳《癸卯日记》1903年3月6日,记下了自己阅读《支那教育问题》的感受,以为该文“至为透辟”,他又特意提到杨昌济于此的反应：“怀中先生（即杨昌济）推许备至.”
至于杨度的老师王运,他似乎是几代湘人的共同“宗师”,杨昌济亦莫能外.不仅1899年杨昌济要把王运的“公羊之说”列为“在所必钞”的功课,即使到了民国之后的1914年,在杨昌济的视野当中,“海内之讲经学而文章古雅有汉人风味者”,王运的排名甚至在章太炎之前.尽管杨昌济把王运与肃顺之间的生死交游张冠李戴,按到了李鸿章头上,暗示了他对这位湘籍大儒的了解不算深透,但杨昌济仍然据此推论：这位貌似滑稽玩世的前辈乡贤,受友之惠而能思急友之难,“于辞受取与,非漫无抉择”,保持了“去古人之风谊不远”的良好风度.当然,当文质彬彬的杨昌济看到《湖南公报》上对其时出任袁政府国史馆馆长的王运箴规不断,他还是禁不住为王“不能禁士大夫清议”的“老气横秋”表示了担心：“老前辈一举一动,四海瞩目,不可不慎.玩世者世亦玩之.”至于王运因为出山北上携带号称“棉鞋大被”之仆妇周妈而受到报纸攻讦,杨昌济的看法,就要高出俗流许多：“王先生容有可议之处,诸报纸亦自低其品格.此等事言之亦丑,乃誊之报章,徒使人作三日恶.新闻记者浮薄之习,良可叹息.”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作风”问题,没有影响1915年杨昌济还在日记中摘抄王运的著述《读墨要指》.
说来很有意思,“湘中二杨”杨笃生和杨度居然都和清末“宪政五大臣出国考察”有过关系.杨笃生不仅跻身载泽随员列为从游,而且是吴樾投弹刺杀事件的策划主持者!杨度更绝,他虽身在异域,却是最后成文的“宪政考察报告”的一手炮制者,活脱脱一个“御用”!
四、
“地气刚坚,民风强悍”的湖南,似乎一直是一个让他人十分好奇而自家又颇为自恋的省份.近年来湖南电视台屡屡发起“超级女声”、“快乐男生”、“舞动奇迹”、“名声大震”等歌舞娱乐节目,每每居此类节目在全国收视率之首,也算一种证明：很少有另外一个地域能如湖南这样,让“外人”与“内人”同时对它打量不已、言说不止甚至戏谑不断.
包括“湘中二杨”,他俩也不例外,杨笃生写过《新湖南》,杨度写过《湖南少年歌》,这也算湘人喜欢“自恋”的证据之一吧.
类似的,湖南人杨昌济也难免要“湘人言湘”.
杨昌济阅读《皇朝经世文编》时,会特意关注“湘贤”,专门辑录其中收入的湖南人.他不仅以明季乡贤遗民大儒王夫之的著述作为日课,更决意师法曾国藩“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的自定功课,坚持节钞曾国藩家训与日记,希望能够合刻而成《曾氏嘉言》.无论曾国藩的“营中读书如常,借此养心”,还是胡林翼的“军中每夜会讲《论语》,虽病不辍”,在杨昌济看来,都是“近事之可传者”.对于曾国藩所读之书、所行之事、用来鉴人之法,杨昌济都在日记中做了仔细的摘抄.杨昌济在日记中甚至好奇地记录过宝庆（今邵阳地区）的民俗：“宝庆人多食冷菜,喜饮汤,床矮,离地甚近.”他又记录过益阳“嫁女,父母不送亲,而请人代往”的风俗习惯.对于民国之后湖南“省中各酒席馆,现皆可以呼妓侑酒,一如上海”的奢淫风气,杨昌济更是表示甚为担忧.
1896年9月15日,在《达化斋日记》中,杨昌济曾讨论湖南人是否如他们的前辈名臣湘乡相国曾国藩所言“少刚断肃杀之气”.杨昌济以为此话不然,因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公皆有”此气.接下来,杨昌济又反省长沙本地人（杨本人即籍隶长沙）“多油滑”的性格,认为“是盖地气使然,我辈当发愤以此为戒”.最后,杨昌济又记载了如下一句言湘的“名论”：
湖南人,求其能负气不难,唯性情厚者难得耳.
此真见地.难怪早在1892年,为人师表的杨昌济就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二十余年后,1914年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生成绩展览会上,对“颇有抱负”而“性情亦厚”的向俊贤（后更名向警予）特别称赞.甚至读通鉴至《韩愈传》一节,杨昌济尤其注意的也是如何可见传主的“性情之厚”.而杨昌济的门生女婿,尽管对老泰山这一教训未必能够言听计从,却在《讲堂录》中保留下了杨老师的类似观点：
涤生（即曾国藩）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
所谓“厚”,就是“勿忌人”,所谓“实”,就是“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引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因为对于湘人的这点特殊认识,杨昌济自觉培养了自己强大的反省的愿望与能力,“天薄吾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实在讲,就《达化斋日记》本身的持论观点而言,杨昌济算是湖南人中“难得”的“性情厚者”.这个以“恕、介、敬、浑（即‘下’,沉默寡言意）、诚”为五字诀的湖南人,生平第一看重的就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自省平日”的具体表现,就是“冥悟”和“写日记”.
1896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杨昌济在日记中反复考量自己的日常做派,认定“万事皆从根本做起”.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生活计划,将其提高到“戒”的高度,希望自己将思想“收拾得干干净净,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他尤其警惕“小事不遂意即面折人,议论不合必争论不已”的“褊”急,决心只在至要问题上“提振精神”,“而小小无关紧要,则宜一概包容,浑然不露,以养和平之福”.
这位日后在北京大学掌教伦理学的教授,对日常伦理似乎青年时代就有着极为淳厚、公道的认识.杨昌济少年父母双亡,自十五岁起,就坚持兄弟绝不析居,大哥长期嗜吸,他则“时奉束修以济其乏”,并认为自己如此“亦极平常事”不必“侈为美谈”.不过,到了1914年,杨昌济似乎观点有所改变,认为“姑妇妯娌姑嫂之间,易生嫌隙,家庭幸福因之而消耗无余,不如分居之各得其所也”,“为父母者不宜强其子妇与之同居,为兄弟者亦不宜慕九世同居之美名,致其家人受无形之痛苦”――也许,这样的转变也是杨昌济“反省”出来的结果.但这类反思,并不影响大哥去世之后杨昌济依然十分厚待长嫂.关于买卖婚姻与女性权益、关于女性素质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所谓“讨坏一堂亲,出坏三代人”等问题,杨昌济在日记中的讨论相当频繁,也相当人道.能在新文化登场之前普遍认为十分“保守”的湖南,置疑“姑鞭妇至死而减论,妇人敖荡者沉之江,子殴母而死于杖下”的民间惯习,以为其中“过重伦理而轻视民命”,直言其“不可为典要也”,对于深得潇湘文脉中宋明理学余韵的杨昌济而言,这种认识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
生平常持“自修主敬”的杨昌济,“服膺朱子,慨然有济人利物之志”,所谓“每日三饭必有常课”,其“改过迁善,力求进境”的勇气着实可嘉.杨昌济甚至告诫同乡李肖聃：“好博览而不读程朱书,终为无本.”杨昌济进德修业的具体目标是：“检束身心,整饬言貌,痛刮旧习,动蹈准绳,严立功课,力戒涉猎,强记故实,务别去取.”
尤其难得的是,潜心哲学思考的杨昌济居然敏感地意识到,传统中国“缺乏宗教”所导致的教育黑洞.他检讨湖南水口山、江西安源二处的不良风气,“办事人与矿丁皆以打牌赌钱为乐,鲜能储蓄者”,而长沙高桥等地,每年做红茶,“四乡妇女群集选茶,而淫风颇盛”.杨昌济于中看到了“家族主义”的有时而穷：“中国人缺乏宗教,于兴实业亦大感不便；中国人不重用宗教,觉感化之力亦有所不足.”
当然,以“坚忍不拔”为“立国自强之本”的杨昌济,教育起自己学生来,还是很有一套的,他道是“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
每教必解,每解必钞,每钞必读,每读必熟；今日只管今日,凡解若干,即钞若干读若干而已,不问过去,不思将来,按日行去,铢积寸累,则记诵多而妙悟生矣.
如此办法,简直可以算作“霸蛮”的另类表现了,杨昌济毕竟是湖南人.难怪他的“以久制胜”论（《论语类钞》）,被杨门弟子为主要成员的新民学会称为达化斋的“不二法门”.
的确,杨昌济生前身后能够折服弟子与友朋的风格特点,就在于他“律己极严,处事虔敬”（舒新城语）的言行合一,“持论侃侃,不苟同于众人”的志气,是需要资本或资格的,“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克己之苦”,诸般修为,缺一不可.嘴硬,腿就不能软.
李肖聃曾经回忆杨昌济临终时的状态：“怀中病时,神智湛然,疾革,犹抗声歌诗而没.”写到这里,李肖聃忍不住回忆起昔日杨笃生的逝去,“于蹈海前夕,自检行箧,遍加封识,遗书奉母,辞旨甚哀”.
李的最终结论是这祖孙二杨,于“生死之际”,都能“了然如此”.
到底同为湘中之杨.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