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有着独特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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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歌德学院（中国）和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学院共同举办的“奥托迪克斯：批判画1920-1924/铜板画《战争》系列1924”,在南京艺术学院新美术馆展出,这不仅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开馆展,也是奥托迪克斯作品首次走进中国展出.本次展出了迪克斯的铜版画和石版画作品共计86幅.展览的焦点是铜版组画《战争》,它在迪克斯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战期间,迪克斯作为一名机应征入伍,这一经历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仅在1915年至1918年间,他就在比利时、法国和俄罗斯的前线完成画作600多幅.这些就地绘成的战地记录,艺术价值上乘,它们和画家本人的战地回忆一道,构成了《战争》系列的基础,这组作品在1924年在柏林出版发行.这本50页的集子经常被用来和戈雅的《战争的灾难》相提并论,它不仅逼真而震撼地再现了一战当中炮火横飞的残酷阵地战,也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撕下了战争惨无人道的面具.在展览之余还举办有关迪克斯及其作品的讲座、工作坊和电影放映等多项活动,11月20日,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德国文化中心主任安德斯（Peter Anders）先生出席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开幕典礼,借此机会本刊记者对安德斯先生进行了专访.

SHMJ：“奥托迪克斯：批判画1920-1924/铜板画《战争》系列1924”将先后在南京、上海、重庆、广州、北京等地展出,在这一过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奥托迪克斯并了解他的作品.那么,歌德学院将“奥托迪克斯”展带到南京的初衷是什么?

安德斯：奥托迪克斯是一个很有名气艺术家,他生活的二三十年代是西方文化史、艺术史剧烈变化的一个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展现出对战争的痛苦、人们的伤心、暴力的展示.今年正值南京艺术学院建院100周年,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对历史中经历对现在的影响.“奥托迪克斯”展正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探讨很多历史上的话题.这样一个展览是适合献给南京艺术学院100周年的建院礼物的.

SHMJ：自1990年起您就开始在歌德学院工作,此后在不同地方担任歌德学院分院的院长,从事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首先在慕尼黑总部担任造型艺术部主任,之后担任喀麦隆、巴西萨尔瓦多港以及保加利亚歌德学院院长,2007年―2011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担任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文化项目总监,2011年5月起任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了解到您的教育经历,早期毕业于戏剧、电影和传媒专业,那么这三个专业方向哪个对您的产生影响最深?

安德斯：首先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戏剧这个专业.十几年前,我初来歌德学院总部主要从事造型艺术或者说是美术领域的工作.那时我发现,戏剧、造型、电影等不同艺术领域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跨专业、跨领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今天我在南京参加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几天后我将参加广州现代五洲的一个艺术活动,是受邀谈德国当代舞蹈的现状,讲舞蹈剧场.现代舞蹈会运用到视频、电影等,这表现出不同元素的跨界融合.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个人的发展是从戏剧出发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不同艺术领域的融合,跨界的创作也越来越多.

SHMJ：80年代末90年初的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机会和挑战,也就是在此时,1988年您首次来到中国,并游览了桂林阳朔的漓江,这一经历将您再次带到中国,并使命运了转变.您来到中国工作后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发生的变化的?

安德斯：我很幸运,1988年的时候我初次来到中国,20年后再次来到中国,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如果当时没有来,我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歌德学院的院长是轮值更替的,在2009年我知道自己将来到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长期担任院长一职时,我读了很多书了解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我主要去了解到90年代到2000年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公众所关心的议题,我确实发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高兴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能够在“文化对话”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包括艺术的国际化、文化的认知度.我刚才谈到的这两个话题,是艺术家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通过艺术作品作品探讨话题,我很高兴去了解这些问题.我发现,中国发展很快,以至于因发展而去思考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及时反思.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这些问题很少关注,我期望歌德学院能带给大家一些反思,其实艺术界就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是很丰富的.

SHMJ：现在的世界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转变,超越国家界限的新的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当前国际化的语境下,文化对话显得尤为重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立场、理解不同的文化生存方式.从您工作的经历来看,中德在文化艺术中面临的共同挑战有哪些?

安德斯：我们双方都面临共同的挑战,比如生态的问题、国际化、不同区域的形成、人类对于地球的责任,这些都是共同的话题,但是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答案.尽管这些话题是共同话题,但是西方却是这些答案的制定者.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这一点,也在质疑西方的话语权是否正确.我们来谈一下人权问题,西方对人权的定义是个体化的,但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在中国却是通过社会公平诠释人权的.我认为文化不应该是一个有定义的领域,而应该是从对方的角度思考、包容,这是我所谈到一点.此外,大家都十分了解的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市场化等双方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差别有表层的,也有深层次的.

SHMJ：您刚刚谈到西方话语权的存在问题,在文化和艺术中也是存在话语权的问题的.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经历了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向,从中国当代艺术参加最新视觉形式的国际展览频率来看中国当代艺术是不断得到国际认可的,但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存在着自身的特点和问题.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是如何看待的?

安德斯：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还是以市场为导向,换句话说,如果提到中国当代艺术首先想到的艺术市场,这是艺术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艺术家必须去思考,艺术不应该向市场屈服,艺术应该自由的创作.艺术要有自己的理想和愿景,并不是直接与世界产生关系,而是应该思考世界背后所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艺术经常是实验性艺术或非市场的艺术,也就是在市场上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歌德学院的工作宗旨就是去支持实验性的艺术,这些实验艺术还没有在市场上取得价值,但它们本身是很优秀的,歌德学院正在支持这样的项目. SHMJ：您多次和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合作,您关注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家有哪几位,对他们有怎么样的评价?

安德斯：我并不想逐一说出艺术家的名字,但我可以对他们进行评价.有一些艺术家给我带来了思考,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有意思的艺术家是他们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包括他们思考自己特别的人生,在他们创作表达时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果这样的艺术家在生活中经历曲折,在失败中成功,我会对艺术家从失败中振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截点特别特别感兴趣.这样的艺术家会以自己的生平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这是谈到的造型艺术.如果谈到话剧等表演艺术,我喜欢的是将自己影子、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带入到表演的艺术家.我想到了很多艺术家,但是 此刻我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这是不公平的.我个人的主观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刚刚谈到的几点.

SHMJ：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首次设立“城市馆”,歌德学院（中国）应邀策划柏林馆,您作为策展人,策划柏林馆的观念是什么,期望带给观众的是什么?

安德斯：在做个展的之前的会议和邱志杰先生聊过,我了解到双年展的主题是“重新发电”,我思考做为柏林馆的策划怎能实现这样一个主题.当然,我们可以随便找出五个很棒的艺术家代表柏林参展,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邀请了一个艺术家团体,来实现“重新发电”的主题.展览的观念是“城市拓扑学”,拓扑城市的结构,阐释城市的发展.我很快就邀请到了“柏林空间实验室”,他们在世界各地做项目,他们做项目方式是先到当地,根据城市的情况、展览的空间完成项目,而不是将现成的作品带到展览地.“柏林空间实验室”的几位艺术家来到上海,发掘德国与上海的历史,找到了曾经在上海生活的德国建筑师查德鲍里克,以他为出发点创作了这样一个项目.你所看到的“茶室”项目是一个建筑空间,邀请观众一起参与.鲍里克已经去世,他个人经历很曲折,在纳粹时期逃亡到上海,之后参与上海城市规划等等.我们认为将这样的鲍里克个人的历史是非常独特的,将他作为展览的出发点诠释德国与上海的关系是非常合适的.

SHMJ：现在我们来谈几个关于歌德学院自身的问题.歌德学院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学院,是第一家获得许可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与中国和德国的合作伙伴及机构密切合作,共同组织并支持国际文化活动.范围涉及到现代艺术,文化,当代事件以及社会政治的哲学问题.项目是和中国合作伙伴共同构思,组织和资助的.目的是通过对话合作建立长期的互相信任理解,以便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合作.中国也积极在世界各地成立自己的文化学院――孔子学院,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很多人都说“歌德学院是孔子学院的老师”,您对这一观点如何看待?

安德斯：歌德学院与孔子学院是有联系的,我们经常见面互通有无.我们有共通点也有区别.如你所知,歌德学院是一所非的、民间的文化机构.即使我们能获得德国外交部的资金支持,但是歌德学院的运营是独立的,不用帮政府做事情,但孔子学院是的.学院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们经常和孔子学院相关同事交流,这是两者间是最大的区别.下面我讲一下共同点,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都认为语言是沟通的媒介,支持语言的推广.我们探讨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语言的交流,在活动中双方相互支持.

SHMJ：谈到孔子学院的性质,在中国,一方面是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是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关系?

安德斯：刚才谈到孔子学院的问题,那么我结合我自身,我的经验来谈这个问题.歌德学院要求保持文化的自由、独立性,不受政治和政府的的影响.当然,文化不可避免的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歌德学院从德国政府获得资金支持,这可以说是与政治相联系.我认为文化的自主性是对外政治的一部分,文化的影响力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来谈文化的事情时与谈汽车问题的思维完全是不一样.艺术是一个长期的活动,具有可持续性.艺术不是一个表面的,时髦的东西,所以我也担心中国艺术越来越强的商业性.

SHMJ：歌德学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努力地发现文化的差异性,并持续性地推动艺术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歌德学院不遗余力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安德斯：现在我对中国的了解并非十分全面,但是我现在能感受到在文化交流中对个人的创造力的鼓励,这是我现在能看到的.歌德学院希望能够极力促进这种创造力.这个事情要从长期的来看,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有成效的.比如我们支持的一些艺术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所谓的成果.德国现代舞“教母”级别人物皮娜鲍什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艺术家,歌德学院在她事业的最初阶段给予她很大支持,带她去全世界支持,她获得了包括市场在内的成功.经常与异域和陌生的文化打交道,能够在艺术家的人生和创作中起到决定性的意义.在艺术家和异域文化的相遇之前,是不可能对此有了解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这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皮娜鲍什,还有很多艺术家通过文化交流、通过对陌生文化的了解能够互相改变对方的思考,从而改变这个世界.

SHMJ：歌德学院在2012年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在2013年将计划举办哪些活动?

安德斯：在2013年将延续2012年的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记忆.我之前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又要谈到“记忆”这个话题.我们的活动是以一个话题开始,然后进行讨论,最后采用某种形式实现.我个人对个体记忆是什么样子,群体记忆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又是什么样子非常感兴趣,我们今后会更多的关注“集体的记忆”,以此为重点来谈这个项目,探讨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之间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这个话题通过艺术的方式即以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探讨,而不是通过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探讨.此外,明年歌德学院将庆祝建院25周年.因为歌德学院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外国文化中心,所以我们也是第一个能够庆祝25周年生日的学院,明年会有一些的庆典活动.

SHMJ：非常期待看到歌德学院更好更多的活动,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安德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