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的作者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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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影视如建楼,出品人相当于楼主,制片人相当于承建方,编剧是建筑设计师,导演是包工头.

不过,编剧和导演却经常掐架.前一阵《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公布并征求意见,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的李少红提交修正提案,提出了“导演应是影视作品作者,作者应该拥有二次获酬权”等三条诉求,引发了编剧们的不满,编剧汪海林率先提出：用笔写作的编剧才是电影的作者.对于编剧、导演的作者之争,《画皮2》的艺术总监杨真鉴大概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电影是在制片艺术管理下的综合生产的工业艺术,所以,从本质上说电影应是制片人的作品.

影视作品的作者之争,不仅是创作之争,也是利益之争,因此,在影视生产环节中相对处于弱势的编剧诉苦声更高.他们所担心的是,一旦在法律层面认定导演是唯一的作者,编剧的权益都将被抹杀.不过,也有导演如此回应：编剧可以维权,但不能越权.

编剧的怨气

在微博上看到导演何平提出“没有编剧也能诞生电影”,编剧小Y有点儿坐不住了.

“没有编剧的确能诞生电影,但是什么样水准的电影就不好说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电影特别是好电影还是需要编剧的.”

小Y认为,影视行业具有特殊性,“一本小说作为图书出版后,写小说的人被称为作者是毫无异议的,没人会把编辑、推广、发行、销售称为这本书的作者,因为写作的人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没有他书就出不了,然而一部电影就算是拍到一半换个导演还是能再拍的,但如果将其他主创主演和工作人员撤走,导演可能就拍不出他想要的作品.因此,称导演是影视作品唯一的作者,是不合理的,每一位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都是共同的创作者.”

“目前编剧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进入门槛过高、待遇过低、经常遭到不公正对待.”谈到编剧目前的生存现状,小Y有一肚子苦水,作为电视剧编剧的她,很羡慕发达国家的电视剧创作环境,编剧得到尊重,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同样也会产出更多精品,但“我国编剧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也不为投资方看重.”

究其原因,她认为归根究底还是和追视率有关,“电视剧创作处于‘两头大’,要么做口碑好收视好的精品,但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财力,要么‘短平快’,做一些相对粗糙的东西.因为我国的收视群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为低下,审美水平不高,所以一些烂戏往往会获得较好的收视率,既然花小钱买差剧本一样能赚大钱,从某些商人角度而言自然不愿再对剧本加大成本.但也有些公司从长远角度考虑愿意投入成本做精品,这样的行为也希望政府多多扶持,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

小Y还透露,作为编剧有时面对的是“订单剧本”的任务,片方并不看重编剧的个人创作理念,编剧只是负责把片方的设想转化为剧本.“编剧遇到这种状况时就要有揣摩人心的本事,了解每个人的想法,除了导演、投资方,也许还有购片方,甚至是演员或者其他人的想法,并把所有意见统一起来,众口难调,除非编剧拿出非常出色的剧本,否则很难让每一个‘婆婆’都满意.而通常是,剧本成了一个‘四不像’,编剧的个人风格和特色被抹杀了,没有人满意.”

小Y的从业感受恐怕不少“非大牌”编剧都有切身体会.编剧是影视产业的创意环节,创意为王,然而长期以来,编剧在影视创作中的地位一直被弱化,其话语权也相对不足.正如编剧吴国恩所言,制片人对金牌编剧总是盲目推崇,却忘了真正的好剧本往往出自无名编剧,“成名以后的编剧,基本上都是烂剧本,一是自己不写了,也写不出了,二是钱多了,可以请了.”

一方面是新编剧入行门槛高,另一方面是影视界频频闹“剧本荒”.汪海林表示,不改变现有的创作模式,很难解决行业存在的这个问题,“一个剧本需要先后找7、8个编剧来写,说到底,不是重视剧本,是不把编剧当作平等的合作者对待.稍有不满意就换一个编剧,有时只是心里不踏实,觉得多一个人‘过一稿’就更保险一些.请问,可以这样对待摄影师或者主演吗?‘剧本荒’是活该!”

片方或导演往往在未经编剧同意之下擅自修改剧本,这也是编剧的另一切肤之痛.电视剧《葵花怒放的声响》的编剧陈枰就感觉自己被侵权了：“投资方和导演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大动剧本结构和人物关系,台词改得像脑残患者,看得我脊柱发凉,这种不尊重著作权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编剧这一行是需要天分和努力的,但更多的是煎熬,人人都想熬出头就好了,但能熬到最后的永远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几人.”在小Y看来,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去谈编剧的“二次获酬权”或许还过于遥远,“对于绝大多数编剧而言,能把一次获酬没有曲折、完整地拿到都属不易.百分之百的编剧都遭遇过应该维权的事情,但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编剧站起维权,除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等体制和社会的原因以外,也和怕圈子太小,怕影响到以后接活有关.总体来说维权成本太高,不是被逼到一定程度,很少有人会去维权.”

导演的火气

编剧们对自身生存环境感到失望,对导演擅自修改剧本表示无奈,对导演独享著作权更表示不满,而导演们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他们觉得编剧过于浮躁、专业程度不足,因此好作品稀缺.

烂剧本为何不能改?导演们常这样反问.

导演金姝慧不久前跟一个制片人洽谈,制片人对她提出的头号要求是不准改剧本.金姝慧一听就不乐意了：“我心想您剧本要是好的话,谁爱改剧本呢?问题是您拿过来的东西我们能拍吗?好多大编剧把这活儿一揽,再分给下面六个去写,连自己统稿都免了,我一看剧本,驴唇不对马嘴.”

很多导演认为自己修改剧本的理由是充足的,因为有些剧本质量的确不过关,正如导演楼健所言,“编剧经常在网上吵吵,说剧本被导演改了,实际上,哪一个导演愿意改剧本?是因为剧本的确不靠谱,这种修改是为了坚持职业操守.很多时候都是将剧本从头到尾推倒重来,署不署名无所谓,必须要去顶这个雷.”

李少红也曾在微博上吐槽说,有些编剧过于注重自我抒发,却忽略了剧本跟文学作品的区别：“剧本里这样的文学语言怎么拍?‘一束阳光从窗户挤进来,无数尘埃在阳光下翻滚着,卑微但却是那么的努力地翻滚着,努力地抓住阳光的每个可以闪烁的可爱.’” 导演都晓坚信,导演对一部电影付出的心血是最多的：“说一部电视剧不错,都说编剧不错.多少戏都是导演改的,别人没法判断.”

对于市面上编剧的专业程度,何平感到失望：“我很少看到一个职业电影编剧在剧本中描写了环境及陈设,任何关键道具都经过考证,无需怀疑.并设计了场面调度,光线的方向与冷暖,人物对白语气的要求,包括在任何暗笔或铺排中明确注释为那场戏而为,及在全片中的作用.”

何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如果中国取消必须有剧本立项才能拍电影（故事片）的规定,我相信会有许多没有编剧的电影诞生.电影史上不乏案例.现实生活从不按照既定的戏剧逻辑进展,所以,电影（视听作品）也不必照约定俗成,视觉艺术家不需要文字的提示也能表现世界与人类的故事.”

此言一出,便引发无数争议.作家雪夜冰河表示：“我不认为脱离编剧和剧本、仅凭导演直觉和脑本便可以成就电影佳作,偶尔来一个也是碰的,就像你没打过高尔夫一不留神来个一杆进洞.不要编剧的导演,要么须有强大的自编剧能力,要么就是没耐心并缺乏合作精神,不可能拍出好电影.”编剧林莺则表示：“没剧本拍片,那是导演自己写了剧本,身兼编剧导演二职而已.”

虽然很多编剧认为何平导演的发言有失偏颇,但独立导演金建华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很多导演都可以在完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拍电影,而客观上几乎没有任何电影是完全按剧本摄制的.”

基于编剧这个行当的被动性和局限性,编剧小H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只有当导演,你才能够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呈现个人的风格,光是当编剧,我不大愿意.”他认同电影是一个teamwork的行业,编剧当然是电影生产环节上比较核心和重要的部分,但导演才是影片的作者.

对于“导演是二次创作,是把文学语言翻译为视听语言”的说法,小H完全不认同：“这么说太狭隘了,这句话适用于小说、文字和图画,但对于电影,不是‘翻译为视听语言’那么简单.从文字到影视,风格的选择、镜头语言的把握,无不渗透着导演个人的趣味.编剧搭了个骨架,导演是画皮的人,把骨架变成了美女,观众看到的是美女的皮,没人愿意去看美女的骨头长啥样,但是没有这个骨架,美女就是一滩肉,立不起来.”

制片人的底气

无论编剧和导演怎么掐架,制片人“我自岿然不动”,因为他们才是整个制片机制的核心.拿中影集团导演周七月的话来说,“电影从本质上说是制片人的作品,因为只有制片人有水平,才能选择恰当的编剧和导演,并集合恰当的摄影、服、道、声、光、剪辑等各个门类协同进行艺术创作.”

举个例子,有人笑称,只要写着“陈国富监制”的电影,无论导演是谁,都不是最重要的事了,《画皮2》即使是李玉来拍,也是一个样!

《画皮2》艺术总监杨真鉴直陈：“我认为电影是在制片艺术管理下的综合生产的工业艺术.”他表示,《画皮2》虽然是乌尔善拍的,但是制片团队做了四年的庞大准备,跟导演做了将近半年的底层价值铺设,“不管怎么变,我们设定的东西不会变.”

杨真鉴还透露,选择乌尔善作为导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乌尔善曾经表示,自己不相信才华,只相信把才华变成艺术现实、电影现实的科学管理流程.“我听了这么多年轻导演的发言,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恰好说到我心里了.”

《画皮2》的成功,证明了制片人中心制将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变革点.正如北大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所指出的：“《画皮2》的生产集体,除了导演外,包括制片人庞洪、监制陈国富、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都谙熟好莱坞,虚心学好莱坞,都对影片的运作机制有着极为统一、默契的认知、恪守和实践.”

不过,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认为,国产电影的制片人中心制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导演中心制依然是主导现象,“目前国产电影难以出现精品,而美国电影业之所以强盛,是基于制片人中心制.”

归根到底,影视是集体生产的艺术,无论是编剧、导演还是制片人,他们都是这条生产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导演闫宇彤说得好：编剧是剧本的原著作权人,在他的许可之下,将演绎权交给了制片方,制片方聘请了导演在内的一干人马,制作出了原剧本的演绎作品.”

“当大多中国导演们开始习惯于说‘我们的电影’而不再动辄就说‘我的电影’时,电影的产业时代就为期不远了.”《二次》制片人方励感叹说,“ ‘我的’与‘我们的’虽仅是一字之差,但境界却差之千里.我爱那些能把自己执导的电影在人前总是以‘我们的电影’来提及的导演们,因为他（她）们心中总是拥抱自己身后那些团队伙伴们,而不是只看到自己一个人.电影是一个规模的项目,是一个许多人参与心血汗水付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