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文献学其学科建设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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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书法古籍整理、书法史料汇集、中国书法学工具书以及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

【关 键 词】文献学；书法文献学；史料；分类.

【作者简介】朱天曙,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篆刻史、明清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

书法学是研究中国书法的历史表现和书写技法的新学科,现在已经拥有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文化、书法美学、书法教育等学科分支.这些分支随着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和相关艺术的关系、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已由以品鉴和技法为主要内容的书法研究开始转向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动向.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

针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经验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这些学科中产生的深入探寻内部逻辑的趋势,即科学化的研究.这一趋势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如：历史学研究中,要求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普通人的生活、器具、心态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对重复性、长期性的现象如对一个人、一个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要求用新的分析方法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讨论,而不是旧的叙事法来组织材料、撰写历史.又如：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新方法”运动后,又引进了系统论、控制论、接受主义、原型批评等西方方法进行批评和分析.尽管这些方法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寻找内部逻辑与外部规律在历史上的契合做了有益的探讨.

另一方面,打破原有的学科分界,综合多种学科手段来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及其历史表现,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整合”的特点.如历史学界关注文化史、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哲学界重视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出现了文化地理的研究,语言学界把方言研究同人群迁徙史研究相结合.此外,民族学、区域文化学的勃兴,文学研究同艺术研究、制度研究、宗教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的结合,艺术史研究同社会学、图像学、符号学研究以及诗画图卷、赞助人研究相结合也都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整合”趋势,这反映了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新思考.这些研究表明：研究者不仅要描写和解释研究对象,而且要扩大视野,重新组合学科,从本专业的特有角度探讨人类的心智和行为.

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书法理论一直受到历代的重视.如：汉代崔瑗传世的《草书势》为现今可见的最早书论文字,指出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入逸生奇”“志在飞移”所提出的“势”及其意义对草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此书既阐述了草书兴起的原因,又描述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并以各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草书艺术,辩证地阐述了“势”的意义.后来的蔡邕作《篆势》、卫恒作《字势》《隶势》,皆仿《草书势》,合称《四体书势》.《草书势》还将作者创作体会和欣赏与人的情感体验结合,这种联系方法对书法的创作和欣赏理论都有积极的影响.又如,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批评和鉴赏已蔚然成风,是书法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大批文人的介入促成了书法技法的成熟与审美标准的确立.同时期文学上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绘画上谢赫的《古画品录》等文艺评论著作的出现,与书法品评相互影响.又如,刘宋王的《文字志》,摭采前代书家生平事迹及书体史料甚富,对后世著述体例亦有影响,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书史和品鉴著作.流传至今的除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的著作外,还有北魏江式的《论书表》、虞的《论书表》、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等.这些书论文字反映出当时书法美学观和书法审美范畴的建立,确认中国古代最初的书法批评标准,如“神采论”“天然论”“骨气论”等,不仅对当时的书法实践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书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书法学本身有一套术语,包括书法典故、品评、学用、考证、款识、椎拓、鉴藏、装池等方面.如：“欧阳赚兰亭”“闻江声悟笔法”“书裙”“书画船”等属于典故术语；“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属于品评术语；“一波三折”“力透纸背”等属于学用术语等等.这些成熟而稳定的语汇和专门语言有利于构建富于特色的语言体系.

第三,从事书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般都有过书写经验和创作的实践,能够比较深切地了解书法的本质,善于从技术角度如书写速度、材料运用、用笔方法等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免去游谈无根或隔靴搔痒的弊端.

由于这些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语汇和特色.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文物的研究属于考古学,对文献的研究属于文献学或传统史学,其间有个资料相互割裂的问题,而在书法学中,考古学、文献学和书法史学,常常贯彻到具体书家、作品以及流派的研究中.如关于“兰亭序”的研究,既有关于书法学的内容,又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内容十分丰富,近十多年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有《兰亭论辨》《兰亭论集》等著作,进而发展为专门研究兰亭文本和兰亭文化的“兰亭学”.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其他学科所提出的一些设想,在书法学研究中一定程度可以得到较好的运用和拓展.此外,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它运用中国文字进行创造,成为人们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它拥有丰富细致的表现方法,有毛笔――这一特有的表现工具,产生了丰富的笔法系统,为风格传承提供了稳定的保证.历代书法作品的著录,也为考察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等文化课题提供了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书法学作为最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一门艺术学科,产生了一套有自己语言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并能提供一批特殊的资料,引导中国文化研究走向新的境界.

然而,相对于传统学科来说,书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慢.它的研究队伍相对较小,过去学者在书法研究领域中建立的文献学和资料的积累基础并不深厚.面对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书法学应当在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上首先要做的是书法文献学的工作.现有的书法文献做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但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尽管我们强调对研究方法进行革新,方法只是处理资料的手段,资料本身才是学术工作进行的前提.方法的运用完全取决于资料的品质.因此,书法学的局限主要来源于资料方面.随着古代书法论著的整理、大量书法文献的整理、汇编等工作的推进,书法文献的基础工作才能完成.

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中国文献学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学科,重视存古,重视学术源流,以史料考据为主要内容,重视目录学方法的运用等.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2].传统文献学以“求真”为文献原则,强调“实事求是”,即古本之真和事实之真的结合.在校勘中,求真原则体现为多闻阙疑,提出具体的方法来保证求真原则的贯彻,如明确“校”“改”的界限及其适用范围,强调广泛搜集备用材料、确定校勘对象的写作体例、引举群籍中的相类资料举证的“采证”“定例”“举类”相结合的原则.近代学者陈垣还提出了“校法四例”[3],指明了校勘方法须同资料条件互相结合的规则.

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中国文献学也有了日益丰富的内容.本世纪学者王国维曾依据殷墟卜辞、西北简牍、敦煌写卷、内阁档案、四裔碑铭等五批资料,提出了新的学说,又以甲骨契文同古史互证的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这意味着对文献学范围的扩大和对文献学方法的改进.此后,陈寅恪把西方比较语言方法引入中国学术,在中国文献学中增加了以多民族的文字资料相比勘的内容.陈垣则以他关于年代学、避讳学、宗教史的工具书著作,加强了文献学成果的应用性.这些学者使得中国文献学显示了新的活力.

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有着自己独特描述和表达与理解的方式,这一批资料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亟待挖掘和整理.中国书法的研究者应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书法学的科学系统,并以此推进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术发展.尽管书法界有学者提出建立书法学学科的口号,但要完成这个使命,还必须吸收中国文献学的方法,以巩固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文献为书法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遵循的法度、原则和典范作品,为书法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一大批可资利用的学术成果,也为书学研究者指示了治学的方法和搜集资料的途径.不仅如此,传统文献学的诸多内容,本身就是书法学要研究的.比如说,文献的载体甲骨、金文、印章、石刻、竹帛等也是书法要研究的内容；纸质文献的装订形式如卷子、经折装、蝴蝶装等也是书法装潢要研究的内容；版本鉴定中看序跋、考刻工、看字体等内容也是书法鉴定中要用的基本方法.总之,书法的文献学研究将为书法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保证,能够再现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

现在已有不少书法文献汇编的著作,为书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如：黄宾虹、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四十辑,书中所辑有书画、雕刻、摹印、玉石等类共二百八十一种,以论画居多.论书著作有近六十种.这部书收录或秘本,或珍本,或不易见者.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收录历代书法著名论著九十五篇,包括书史、书法理论及书法题跋等,每篇按时代收录,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汇集了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书法论著,是了解古代书学最常用的书.崔尔平选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在《历代书法论文选》基础上广搜博取,补辑自东汉至近现代四十三家重要书论、书评四十五篇,以作者出生先后编次,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这部书是《历代书法论文选》的补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崔尔平在《历代书法论文选》和《历代书法论文续选》的基础上,还选编了《明清书法论文选》,收录明清五十五家重要书论、书评六十二篇,以作者出生先后编次,并有作者介绍及著作解题.这部书对了解明清书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华人德主编的《历记书论汇编》对历记中论笔墨技法、剖析结构布白、品味气韵格调、评论书家得失、考辨碑帖优劣、厘正书体名称和文字源流等都做了收录,所选笔记有百余种,以取自明清笔记为多,可供研究书论检索.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十四册,用完整收录的方式汇编了从晋唐到清代曾单独成书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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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料为书法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研究中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学科发展来看,我们认为,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书法古籍整理.（1）历代史籍（正史、别史等）书法资料汇释.如《晋书》中关于东晋书法的史料；《元史》中关于元代少数民族书家的史料等.（2）历代书法专著校释、书史辑佚与校录.历代书法专著校释如马国权《书谱译注》、金学智《书概译注》等.书史辑佚与校录如黄苗子等《法书要录》、金文明《金石录校证》等.

第二,书法史料汇集.（1）断代书法史料汇集.现江苏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了《中国书法史》的断代书法史,包括先秦秦代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代卷、宋代卷、元明卷、清代卷.在此基础上,可增加近现代卷,广泛收集资料,编成断代书法史料汇集.（2）专题书法史料汇集.如近代容庚编《丛帖目》二十卷,以丛帖为主,分历代、断代、个人、杂类、附录五类,录目共三百一十种,略涉近代珂罗版、石刻画像、印谱及石印本.书后附有未见书帖存目待考一类.书中择要加入各家题跋,并为丛帖摹刻者作传.这部书考订精当,目录分明,为历代丛帖著录书中最为精详的著作,也是研究帖学的基本参考书.又如朱家主编《历代著录法书目》,通过这部书可以了解历代著录法书的全面情况,对重要作品的流传也有据可依,也有利于古代书法的鉴定和研究.这些都是专题书法史料的汇集.（3）书家史传和书法史料汇集.如清代书法史传著作如《玉台书史》《国朝书人辑略》《皇清书史》《式古堂朱墨书画记》《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迟鸿轩所见书画录》等,应进行整理和研究.书家史料汇集如水赉佑宋代书家史料系列《蔡襄书法史料集》《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米芾书法史料集》等.（4）文房器具史料汇集.包括各类纸张、砚台、墨、笔、印石、镇纸、印泥等内容.

第三,中国书法学工具书.当代香港梁披云曾主编一部综合性的书学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分书体、术语、书家、书迹、论著、器具六个部分,后附有中国书法史事年表、书法技法术语系统表.这部书搜罗广博、体例完备,系统介绍了前人书法研究的成果,在书法类工具书中,这部书规模最大,内容也较可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类编撰以下内容：（1）中国书法术语辞典,包括术语典故、品评、考证、学用、款识、装池、风格流派等内容.（2）中国历代书法家辞典,包括从上古到近现代书家.（3）中国书法史大事编年,列举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作品、书家和重要事件,展示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4）中国书论著述提要.近代余绍宋撰《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是一部书画论著书目提要专著,著录自东汉至近代著作八百六十多种（别见和附见除外）,包括了中国历代书画艺术和理论的重要著作,其中书法类著作约四百八十种（含书画合集）.全书设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类,四十目,并列“未见”于十类后.序列对其分类的原则、各类的范围、定义、性质做了说明.这部书提要精当,注重考订,提要之后采用辑录方式收录原书序跋、诸家书目及各类成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书论著述提要的写作可做参考.

此外,书法文献学还应增加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在中国哲学、史学等学科中,曾出现学科史料学的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中国书法学史料学内容可包括：中国书法的史料史；中国书法史的分期及每一时期的史料概况；提炼每一阶段书法学的主要课题,把对典籍的评述和对课题史料的评述结合；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书家、书体、书论、书迹史料等作系统讨论,对主要典籍的作者、资料来源、版本、卷数、分类情况、各类内容、编写体例以及相关的文献学成果做介绍,这种对典籍的分类叙述将构成中国书法史料学的主要内容.同时,日本、朝鲜等国外典籍中,也保存了大批的中国书法史料,也应予以介绍.最近出版的《书学史料学》对书学研究中的文献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还对现当代书学著作和咏书文学、版刻书法等做了介绍,丰富了书法史料学的内容[4].以上只是关于书法文献学的一些初步设想,还不包括金石篆刻和与绘画与书法联系在一起等内容.相信经过学者的努力,中国书法文献学和学科建设会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清代书学文献叙录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760109）

注释：

[1]目录学体制包括：一是只著书名,不作小序、解题的目录书体例,《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属此.这种目录强调类例分明,通过书目的类别条理见出学术源流沿袭；二是有分类小序而无书籍解题的体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属此.这类目录除以书目分类显示学术源流外,还用小序的形式对之做出系统总结；三是部类之前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目录体例,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属此,这是功能最完整的一种目录,包括辨伪、校勘、年代确认、作者考证、内容辨析等多方面的成果.

[2]陈垣先生曾提出“考寻史源”,指出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是见闻,二是传说,三是记载,四是遗迹.今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参见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第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3]这四种方法即对校法（用同书的各种版本对校）、本校法（以本书的前后文字互证）、他校法（以他书较本书）、理校法（据文理考证正误）.参见陈 垣：《校勘学释例》第129-13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4]陈志平：《书法史料学》第233-238、285-288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