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图书馆学”的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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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中国图书馆学诞生之前,即“前图书馆学”中有关藏书的分类、编目、访求、庋藏、保管、建筑、设备以及应用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和理论.分别介绍了《汉书·艺文志》序、《隋书·经籍志》、《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麟台故事》、《南宋馆阁录》、《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记要》、《流通古书约》、《儒藏说》等文献的内容及其在我国藏书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关 键 词

前图书馆学

图书整理理论

藏书管理理论

中国的图书馆学诞生于20世纪初期.但中国的藏书事业却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周朝,我国就有藏书工作的记载.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曾为“守藏室之史”.说明远在周朝,就有专门的藏书机构——“藏室”和专门管理藏书的“史官”.经过历朝历代,我国的藏书事业不断发展,书籍越积越多.有了这么多的图书,就必须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于是有关整理图书的知识发展为“目录学”,有关鉴定图书的知识发展为“版本学”、“校勘学”.公私藏书家有关图书的访求、整理、庋藏、保管、管理及利用的知识和理论也日益增长,并日趋完善.这些知识和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一部分,我称之为“前图书馆学”.

中国的“前图书馆学”经历了从“图书整理理论”到“藏书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图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人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大批杂乱无章的图书,整理成有序化的图书体系.所以图书整理工作以及在整理工作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理论——“图书整理理论”,就成为中国“前图书馆学”的初期理论体系.其代表作主要有：《汉书·艺文志》序、《隋书·经籍志》总序、《通志·艺文略》和《通志·校雠略》以及《校雠通义》等.

随着雕版印刷的推广和应用,刻书事业逐渐繁荣.书籍的增多,使得隋、唐以后我国的藏书事业日益发达.宫廷藏书和官府藏书经过各朝代的建设,至宋朝历时一千多年,已日臻完善,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管理藏书的组织机构、人员设置及工作制度等.私人藏书也日益发展起来,一些大的私人藏书家收藏的各种珍贵书籍往往达几万、十几万卷.例如,北宋的宋敏求,家藏书籍3万卷.南宋的叶梦得,有人说他的藏书达10万卷.此外,书院藏书也日益发展.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均有规模较大的藏书.皇帝及官府时常赐与书院各种官刻书籍,使其藏书量不断增加.据《鹤山书院始末记》记载,鹤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

不同类型藏书楼的发展,使得唐、宋以后的藏书工作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事业.而“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见《古今典籍聚散考》第3卷第2章).伴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有关藏书的访求、人藏、分类、编目、庋藏、保管、建筑、设备以及继承、传播等“措理之术”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充实.于是,出现了一批以公、私藏书楼的整体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逐渐形成了“藏书管理理论”.其代表著作有：①反映官府藏书制度和管理体制的《麟台故事》、《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等；②反映私人藏书管理经验和理论的《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记要》、《流通古书约》、《古欢社约》等.下面分别述之.

1有关“图书整理理论”的著作

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聚书、整书的措施,其中规模较大的整理图书活动有三次,即汉朝、唐朝和清朝.每次大规模地整理图书,其结果不仅是编成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图书目录,而且也使图书整理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从而使“图书整理理论”日益充实,不断完善.

1.1《汉书·艺文志》序,(汉)班固撰’

自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宫廷藏书日渐增多.至汉成帝,“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是,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下诏,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订完一种书,刘向就写一篇提要.提要的内容包括：

①将经过整理、校定的每一种书,著录其书名及篇目.

②叙述校雠的经过.将版本的异同、篇数的多少、文字之讹谬、简策之脱略、书名之异称、校书人的姓名等,均予著录,使读者了解该书的编校经过.

③介绍著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时代背景.

④叙述全书大意,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及该书的性质.

⑤辨别书的真伪.

⑥评论该书的学术思想或史实的是非.

⑦叙述学术源流.

③判定该书的学术价值.

将上述八方面的叙述和评论,合为一篇文字,这就是一书的“叙录”.刘向把这些“叙录”汇编起来,遂成为《别录》(别集众录,而成《别录》).所以刘向所做的工作就是整理图书和编制目录,其最后成果就是汇编成一部反映每种图书的思想内容、著者事迹、评论一书的学术源流和价值的提要目录——《别录》.

刘向死后,其子刘歆根据当时所存图书的情况及当时学术发展的情况,将各种图书分为七大类(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称为“种”),共计38小类(38种).刘歆所拟定的这个分类体系,每一大类有“大序”,每一小类有“小序”,讲述每个学术范畴内的学术源流.所以刘歆所做的工作就是图书分类.他首先编制了一个七大类、38小类的分类表,其次,将各种图书分别归人有关的类目中去,从而形成了一套分类目录.

刘向、刘歆所编写的“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整理图书的经验和知识的总结.它的成就在于：

①它以详细的著录、科学的评论、严密的结构和系统化的体系,提供了我国汉代一套分类提要目录.

②开创了图书编目和图书分类的实践和理论知识,对后世整理图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积累了大规模整理图书的工作组织、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经验.

④通过分类体系、分类表中的大序、小序以及对每一种书的学术评价,反映出当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将图书史、学术思想史和科学技术史结合为一体,成为后人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研究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指南. “别录”、“七略”早已失传,但“七略”分类体系、分类目录及对各大类、小类所作的“大序”、“小序”,被班固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使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它的原貌.

班固根据“七略”编撰《汉书·艺文志》时,作了“删其要,以备篇籍”的工作.他所作的删取工作主要有：

①把“七略”中的六略(除去辑略),38种的分类体系和各类中所著录的图书,基本上按照原样保留下来.在凡有删改、移易和补充的地方,都在“自注”中加以说明.

②把“辑略”的内容分散附于六略和38种的后边,成为对各大类和小类的学术源流的说明.

③把“七略”中对图书的简单提要,进行了必要的节取,作为《艺文志》的自注.

④增加了“七略”编成以后新出版的一些图书.所以班固编成的《汉书·艺文志》,反映了整个汉代藏书之盛况.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序”中,除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流派演变作了简要的叙述外,还对刘向、刘歆整理图书的工作情况、组织情况以及编写叙录、制订分类体系等方面,作了扼要的总结和概括,为我国后世的图书整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1.2《隋书·经籍志》总序,(唐)魏征撰

《隋书·经籍志》是唐朝魏征做秘书监兼领五代史纂修职务时(629～634年间)编纂成的.魏征运用了班固依“七略”改编《汉书·艺文志》的方法,以隋代官府藏书的目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为士底本,参考了唐初秘书监所整理的《隋代遗书目录》而编成此书.《隋书·经籍志》总序云：“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有所弘益者,咸附人之.”这里所说的旧录即指《隋大业正御书目录》,《隋书·经籍志》用遗书目录作为“删去”和“附人”的参考,遗书目录即指唐秘书监所编的《隋代遗书目录》.编制成为“分为四部,合条为14466部,89666卷”的目录.《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的区别是：汉志仅记录汉朝一代的藏书情况,而隋志除记录隋代的藏书情况外,还记录了六朝时图书流传的情况.它以隋代现存书为主,对六朝时曾经流传的图书,用“梁有等今无”作注解,并将“梁有”的图书列于相应的类目之下,这样就能使后人了解到六朝时曾经流传的图书了.

在图书分类体系上,《隋书·经籍志》沿用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发展起来的四部分类法,并正式命名四部为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仿“七略”的做法,有总序、每大类有大序、小类有小序,对各个部类与学术发展史的关系,各部类内图书的沿革、内容和意义,都作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上的阐述.

《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隋代及以前历代收集图书、整理藏书以及书籍聚散等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对我国隋代及以前图书整理工作的发展和沿革所作的全面性的总结和系统的分析,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代“图书整理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3《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宋)郑樵撰

《通志·校雠略》和《通志·艺文略》是宋代郑樵所著.郑樵生于1104年(宋徽宗崇宁三年),死于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是宋朝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他一生写了84种著作,《通志》是他写的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通志》共计200卷,包括：帝纪；皇后列传、诸臣列传；年谱及略四部分.其中的“略”又有20种,是郑樵学术思想的精华.《校雠略》、《艺文略》两略将历代搜集图书、整理图书的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通志·艺文略》不是纪一代藏书之盛,而是“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在“纪百代之有无”时,采取了“详今略古”的原则.他认为“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在《艺文略》著录了图书10912部,110972卷,所著录图书数量比宋代以前各家目录都多出许多.

郑樵十分重视图书分类工作,他对图书分类的意义、作用、原则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有的见解.在实践上,他在《艺文略》中采用了“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种”,具有类目的一个图书分类体系.他认为,图书分类“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他认为,分类的目的在于“使之上有源流,下有沿袭”,“使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为此,他说：“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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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编目方面,他提出“通录古今”和“通录图、书之有无”的主张.郑樵认为,不仅要著录现存的图书,也要著录亡佚的图书.这样,该书即或散失或亡佚,但由于在目录中保留着书名,则“虽有亡而不亡者”,“名亡而实不亡者”,可为后世求书和考察学术源流提供依据.在著录图书时,他认为应通录“图”和“书”之有无.他说：“图经也,书纬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影；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故应对一部书的“图”和“书”都要著录.

在图书搜集方面,郑樵总结了前人搜集、访求图书的经验,概括为“求书八道”.即：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他搜集图书的经验概括为一点,即“求”.

郑樵将我国自汉朝至宋朝一千多年间有关整理图书的工作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观点,把我国“图书整理理论”的学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1.4《校雠通义》,(清)章学诚撰’

《校雠通义》是清代章学诚撰写的.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他在《校雠通义》一书中,继承并发扬了郑樵的理论和方法,使“图书整理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图书分类方面,章学诚认为图书分类的主要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图书经过分类,可以“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以说是章学诚的“图书整理理论”的核心思想.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要目的在于“欲人因类求书,因书究学”.也就是说,图书分类是为了后人按类查找书籍,为研究学问提供源流和线索.

章学诚从客观实际出发,认为分类体系应根据学术的变迁和书籍出版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他说：“七略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从这里也反映出章学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图书整理方面,章学诚发挥了明代私人藏书家祁承蝶提出的“通”、“互”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互著”、“别裁”的主张.他说的“互著”,是对于“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要于两个类目之下兼收并载,要“不以重复为嫌”.他所说的“别裁”,是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俱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也就是说,把裁出的篇章,分在相应的类目之下；而原书仍属于原来的类目,两者互不妨碍.章学诚所说的“互著”、“别裁”,即现在编目工作中所说的“互见”和“分析”.章学诚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互著”、“别裁”的意义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和方法,反映出他的“图书整理理论”较郑樵又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更高的学术水平.

2有关“藏书管理理论”的著作

2.1反映官府“藏书管理理论”的著作

官府藏书自汉、唐至宋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虽然历代官府藏书的规模不同,且更迭频繁,但在管理上已逐渐形成一整套制度,对官府藏书的设置、性质、职能、任务、人员的配备、录用及薪俸等均有规定.在这种形势下,系统地总结官府藏书管理制度的书籍,至宋朝以后便陆续出现了.它们主要有：

(1)《麟台故事》,(宋)程俱撰

以藏书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撰写成书的早期专著就是程俱所写的《麟台故事》.

程俱,字致道,浙江衢州开化人.北宋时历任编修《国朝会要》的检阅官、著作佐郎等职务.绍兴元年(1131年)任秘书省的秘书少监.这部书就是他任秘书少监时写成的.

“麟台”即指“秘书省”.“故事”是专辑一官、一人、一地或一事,在政治上或学术上起典范作用的一种文体.《麟台故事》主要是记述宋朝初期宫廷中的三馆(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及秘阁的职能及各种典章制度的一部著作.程俱撰写此书时,除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外,还参考了当时官府中的各种旧章.所以从该书中,“宋初馆阁之事,典章文物,灿然可见”.该书系统地记述了宫廷馆阁的沿革,各种职能,人员的配备、录用及待遇,书籍的搜集、整理、校雠、储藏,纂修各种类书、史书的职责等,是记述宫廷馆阁的管理情况和管理制度的一本专著,它开创了我国“藏书管理理论”的先河.

《麟台故事》全书分为12篇.每篇下按年月的先后编排史料,记述史实.这12篇是：官联、选任、书籍、校雠、修纂、国史、沿革、省舍、储藏、职掌、恩荣、禄廪.

官联、选任、恩荣、禄廪4篇是记述馆阁工作人员的设置、录用、地位及待遇的.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以后,将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内设秘书监、少监各一人,丞二人,秘书郎二人,通掌省内各种事情；著作郎、佐郎各二人,专修日历；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负责校对、抄写书籍.宋代担任馆阁职务的多为有学问的人,宋仁宗认为：“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故担任馆职者“必试而后命”.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径此职,遂为名流.”说明当时馆阁人员的录用、任选条件比较严格.此外,馆阁人员的地位、待遇也很高,程俱在本书中多次指出：“太宗皇帝待遇三馆特厚.”“时三馆之士固已异于常僚,其后简用益高,故恩礼益异.以至治平、熙宁之间,公卿侍从莫不由此途出.”由此可见,三馆人员不仅待遇高,地位也高.这是因为通过馆阁工作,接触大量书籍后,知识益丰,眼界益宽,所以馆阁是培育人材的良好场所.难怪宋仁宗说：“馆阁所以待俊贤.”宋英宗也说：“馆职所以育俊材.”他们都把馆阁作为培育人材之地.

书籍、校雠、修纂、国史、储藏、职掌6篇是记述三馆、秘阁的职责及工作内容的.三馆、秘阁除具有搜集、访求、编目、校勘、储存书籍的职责外,还有编纂和刊刻书籍的任务.“修纂”一篇记载了宋代修纂的《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国朝会要》、《崇文总目》、《新唐书》等书的修纂过程及情况.“国史”一篇记载了编纂本朝的国史、会要、实录、日历等史书的情况.

省舍和沿革两篇则记述了三馆的建筑、历史沿革及三馆、秘阁所藏书籍、古画、墨迹的情况.

须要指出：《麟台故事》一书早已佚亡.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四库史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9篇残文,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上世纪20年代,发现《麟台故事》6篇残卷本,陆心源将两个本子加以校订,以6篇3卷本为底本,参校《永乐大典》本,编成全书4卷,附《补遗》1卷本,收在《十万卷楼丛书》中.这个本子较接近原著,校勘也较精细.姚伯岳根据此本对该书作了点校工作(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徐雁、王燕均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98～161页).

(2)《南宋馆阁录》(又名《中兴馆阁录》),陈骥撰写

大约在《麟台故事》撰写后四十年,南宋秘书监陈骥又写成《南宋馆阁录》一书.该书是对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孝宗淳熙四年(1127-1177年)这五十年间秘书省各项工作的总结和论述.

陈骥(1128-1203年),字叔进,宋台州临海人(今浙江),累任秘书省的秘书监.在他任职期间完成了两部有关南宋前期馆阁的著作：一部是《中兴馆阁书目》,是当时的官修书目,共分为52类,收录图书44486卷；另一部是《中兴馆阁录》(即《南宋馆阁录》).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馆阁均并入秘书省,所以后来“馆阁”一词实际上成了秘书省的代称.《南宋馆阁录》一书记录了南宋馆阁机构——秘书省的重建和发展情况.该书在结构和体例上均承袭了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但在具体篇卷划分和撰述方式上有些新的特点.全书分为9篇：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联、廪禄、职掌,分别对南宋秘书省的建制演变、迁徙分布、典藏修撰、职官任用和俸禄等级等,进行了系统的而详细的总结和论述.李焘在“序”中评价此书日：“凡物巨细,靡有脱遗,视程氏诚当且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该书“典故条格,纤悉毕备,亦一代文献之薮之.”该书以史料翔实、论述细腻为特点. (3)《南宋馆阁续录》(又名《中兴馆阁续录》),撰写人不详

该书与《南宋馆阁录》在时间上衔接.记述了自孝宗淳熙五年至度宗咸淳五年(1178-1269年)九十余年间秘书省馆阁工作的情况.该书亦分为9篇,与《南宋馆阁录》在体例上完全一致,即：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联、廪禄、职掌,记述了南宋中、后期馆阁的历史发展、建筑结构、文献收藏情况、官书的纂修、人员的设置及历任馆职人员的姓名、籍贯、官职等情况.全书的史实及论述亦十分详尽.

上述三部书连贯地勾画出整个宋代官府藏书机构的工作情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是研究宋代官府藏书事业的管理和文献工作概况的珍贵著作,是宋代撰写的有关“藏书管理理论”的代表作.但上述三部书的共同缺点是：情况描述多,史实罗列多,而理论论述较少.

2.2反映私人“藏书管理理论”的著作

私人藏书经过宋元,至明、清两代时更为发达.一些著名的私人藏书家,藏书数量达数万卷,甚至十几万卷,而且多为珍稀版本.私人藏书家在毕生搜集、整理、保护藏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有许多深刻的认识.他们将自己藏书的经验加以整理,有些认识上升为理论,遂给后人留下了私人藏书家关于藏书管理的系统化的理论著作.主要有下列几种著作：

(1)《澹生堂藏书约》,(明)祁承蝶撰

祁承蝶,浙江山阴人,字尔光,晚号旷翁,又称密士老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于崇祯元年(1628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他一生嗜书,读了大量的书籍,在此基础上,写了17种著作,还辑成多种丛书.《澹生堂藏书约》是他晚年的著作,写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这本书是他一生读书、聚书、藏书经验的总结.该书是写给他后世子孙的,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读书、聚书、藏书的家风,故言词语重心长、娓娓动人.因此该书又名《澹生堂藏书训约》.书中处处流露出他一生嗜书、护书的真情.

《澹生堂藏书约》除前面有序言外,共分三部分,即：读书训、聚书训和藏书训.其中读书、聚书二训是抄集“古人聚书、读书足为规训”的事迹而成,故多为史料的辑录.“藏书训略”一节,则是密士老人自叙其平生购书、鉴书的经验谈,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藏书训略”一节中,又分为“购书篇”和“鉴书篇”两篇.

在“购书篇”中,他很推崇郑樵提出的“求书八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购求图书的三条主张,即：①“眼界欲宽”,是指对书籍要有广泛的了解,要放开视野来认识人世间藏书的博大精深,即“旷然宇宙,自有大观”,然后在此基础上来从事聚书、购书的活动.②“精神欲注”,是指购求图书要有专心致志的精神,要养成一种嗜书的职业特点.他认为：“古今绝世之技,专门之业,未有不同偏嗜而致者.”所以必须嗜书,奇书异本才能聚集起来.在聚书态度上要求有专注钻研的精神.③“心思欲巧”,是指要多动脑筋,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搜集、访求图书.他除了引用郑樵的“求书八道”之外,又提供了三道,即：①辑佚(如果一书已亡佚,可从类书中辑录出来)；②分析(将一书的注释析出,另成一书)；③将各书中的“序”著录成为一种目录,可以了解各种书的出版情况及购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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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书篇”中,祁承柴总结了前人鉴别、整理藏书的经验,提出了五条鉴别图书的原则：①“审轻重”,是指辨别书的主要和次要,值钱或不值钱.②“辨真伪”,是指辨别图书的真假.在这一段中,他列举了当时书籍作伪的各种情况,把当时学术界的辨伪成果,应用到藏书鉴别工作中.③“核名实”,是指检验图书的内容与名称是否一致,辨析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分、析、离、合等.④“权缓急”,是指衡量轻重缓急,确定何类书为急,何类书为缓.他特别提出要注意搜集当代的文献资料,“凡涉国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谈巷议,亦当尽采,此尤从周之士所宜极图者也.”⑤“别品类”,是指区分图书的类目流别,目的在于“博询大方,参考异同,使井井不谬于前人”.这一段还阐述了他的图书分类观点,对类目设置的看法及对前人分类观点的评论等.对图书分类问题,祁承爘在他的《庚申整书略例》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分类理论,提出了：①“因”,因袭四部分类体系；②“益”,根据当时的学术发展情况,适当增加类目；③“通”,把一书中不属于此类的部分,分析出来；④“互”,把内容涉及两类的图书,互见于两类之下.祁承爘的“通”、“互”理论是对古代分类理论的一大发展.后来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别裁”、“互著”理论.

总之,祁承爘的“藏书训略”是在他毕生藏书实践的基础上,对藏书管理工作所进行的理论概括.他所提出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后世影响较大.

(2)《藏书记要》,(清)孙从添撰

孙从添,字庆增,号石芝,江苏常熟人.生于清康熙三十年(1692年),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是清朝的著名藏书家之一.他的藏书楼名为“上善堂”,藏书一万余卷.

《藏书记要》一书分为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8篇.其中鉴别、抄录、校雠3篇偏重版本、校勘方面的论述,其他几篇偏重藏书的管理.

在“购求”一篇中,他列举了购求图书的“六难”,认为购求图书是最难事.但如能得到一本好书,又是最美、最乐的事.孙从添和祁承爘在购求图书中,都突出一个“求”字,说明古人搜集藏书的指导思想在于有目的地“访求”图书.

在“编目”一篇中,他论述了藏书家应具备四种目录：①按分类编排的总目录；②宋、元刻本、抄本等稀有珍贵书籍的目录；③分类书柜目录(即典藏目录)；④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订、装订、补抄、批阅书籍的目录(即书库排架图及待入藏目录).孙从添较全面地论述了私人藏书的目录体系,这在我国“藏书管理理论”的书籍中还是第一次. 在装订、收藏、曝书3篇中,详细地论述了藏书保护问题,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千多年有关藏书保护经验的全面总结.在这3篇中,详细地论述了书籍装帧的要求；书库的通风、防火、防潮、防虫、防蚁等措施；书柜的用料、款式及牢固措施；曝书的程序及注意事项等.这些藏书保护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由于这部书的内容全面,论述细致、系统,所以谭卓垣在《清代图书馆发展史》一文中,对该书的评价是：“这本书是整个19世纪时代唯一的一本向私人藏书家交待图书馆学术的参考书.令人惊奇的是,他所提出的建议,一向为收藏家们所谨守不渝.直至今日,对现代的中国图书馆犹具有影响.”

如果说《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记要》是论述私人藏书的内部管理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流通古书约》、《古欢社约》、《儒藏说》则是三部论述私人藏书的流通、传抄、使用方面的理论著作.

我国古代公、私家藏书均重保存,很少流通使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至明朝以士后,一些明智之士开始倡导流通图书,提出将私人藏廖书公开的主张.

(3)《流通古书约》,(清)曹溶撰

曹溶,字洁躬、秋岳,号倦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至御史.1644年归附清朝,历任户部侍郎等职.曹溶鉴于古代藏书往往遭受兵灾火厄而散失、焚毁,使“其书十不存四五”.又鉴于珍贵书籍“一归藏书家,无不绨绵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而“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所以他提出“流通古书”的主张.他提出：藏书家们的职责不仅在于保存,更重要的在于流通,以使古人竭一生辛苦所著之书,不致因秘藏而湮灭.曹溶提出的图书流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有无相易,精工缮写”；另一种是“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将稀有的古籍付之版刻.曹溶提出的流通古书就是用传抄和出版两种办法,使古书冲出原有藏书家的“秘藏”,得到传播、扩大.他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说当时的藏书家“皆谓书流通而无藏匿不返之患,法最便”(见《绛云楼书目题辞》).而清代藏书家也认为此约“为流通古书创一良法,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致湮灭,尤为善计”(见缪荃荪《流通古书约》跋).

(4)《古欢社约》,(清)丁雄飞撰.

丁雄飞,字菡生、玺孙,江苏江浦人,是清初知名的藏书家,其藏室名“心太平庵”,平生编著90多种著作.他与同代著名藏出家黄虞稷互订协约.黄虞稷,字俞邰,号楮园,福建人,侨居上元.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举为博学鸿儒,以母丧不试.后被荐召,人翰林院,先后纂修《明史·列传》、《明史·艺文志》和《大清一统志》等书.丁雄飞与黄虞稷二人互订的协约内容是：“每月十三日,丁至黄(家),二十六日,黄至丁(家).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并互订借书条约：“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见《古欢社约》).

《流通古书约》和《古欢社约》的作用在于号召藏书家打破“秘不示人”的陈规,将书籍由私人秘藏,经过传抄与刊刻,使之流通传播.他们所讲的“流通图书”与现代图书馆所讲的“流通图书”的含义有很大不同.他们所倡导的流通图书只不过是将私人藏书公开,允许别人观看、传抄或出版而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和见解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5)《儒藏说》,(清)周永年撰

周永年,字书昌,晚号林汲老人,山东历城人.清乾隆年间进士(1771年),被徵为翰林,曾参加过四库全书的修纂工作.

周永年在《儒藏说》中提出了“公开使用藏书”的思想.他认为“公开藏书”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使贫寒士子得到看书的机会,是培养人材的好办法.他说：“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资,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如果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让这些异敏之士前来看书,则“数年之内,可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另一好处是公开藏书是保全书籍的重要途径.他说：“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如果能将私人藏书公开,那么“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周永年在《儒藏说》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一是变“一家之藏”为四方之士“共读之藏”；一是所藏书籍四方异敏之士皆可来读.他的这些思想中孕育着初期公共使用藏书的思想.周永年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对历代藏书家的一次大胆挑战,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为后世图书馆的公共使用藏书,作了早期舆论准备工作.

藏书公开与藏书的公共使用理论是“藏书管理理论”的另一个侧面,它使“藏书管理理论”的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全面.

从“图书整理理论”到“藏书管理理论”各种著作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前图书馆学”的发展和进步的历程.

上述这些见解和理论,也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