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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那是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如北京政府的部分外交档案之类,运抵台湾后无人照管,中研院近史所成立后就把它们收藏起来,并为收藏之处取了一个很大的名字:“档案馆”.
没有公共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而最重要、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手里.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的档案交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或美国那样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
大陆搞档案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跟苏联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历史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
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是,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国民党在大陆阶段历史档案的部门就至少有六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的历史档案,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该部门或者是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是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近史所档案馆等处.
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十分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这大概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领多人来参加,而他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我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对这些部门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很少讲客套话而又喜欢“放炮”的众多台湾学者,这回对上述部门的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由此联想到大陆的档案机关几乎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由于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议会”中公开对他们进行批评.而这不仅会影响这些部门的形象及其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
台北这些档案部门的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虽然我不曾享受到这种咖啡待遇,但应该说,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落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情和周到.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而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在我们一些部门的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自己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不约而同地都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即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现在,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阎锡山等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
第二,大陆虽然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难以利用;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领导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批转档案馆办理.要把这么一圈图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那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如此这般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来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或,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部门去查阅档案.也没有人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天天打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
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都经常会被告以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程,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份入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 者自己想用以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部门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的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
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分,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倒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都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有的甚至收到3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就荡然无存了.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就在俄国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的情况下,我在那里看档案时,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在台北看档案也是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
由在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能有所谅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