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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指一方面禁止国人出海贸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来华贸易.就实质而言,不是禁绝而是严格限制.实际上清朝还是准许广州一处与外商贸易往来.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应该追溯到明朝中后期,当时向东扩展的葡萄牙殖民者和倭寇互相勾结,严重威胁我国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此明朝开始禁海.满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后,正是西方殖义者大肆向东方扩张之际,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一再受到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朝政府一开始就继承了明朝海禁的衣钵,闭关锁国政策便逐渐出台了.可见,明清之际的封建统治者面对危机没有采用积极进取的方式图存,而是以海禁的消极方式偏安.
一、闭关锁国政策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抑商政策应运而生.清朝雍正皇帝也说：“农为天下之本,工商皆其末也.”由此可见,重农抑商政策根深蒂固.
第二,中国历代王朝开拓疆土,热衷于陆疆而忽视了海域,海权意识淡薄.虽然郑和说过：“欲国家之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之海上.”但是郑和船队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建立完整的朝贡体系.明成祖及其以后的统治者并没有接受郑和的海权思想,以此为契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维护海洋权益.即使有远见卓识的康熙,在收复台湾后完全有条件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可惜“只为浮云遮望眼”,面对海疆危机没有万全之计,只能重拾“海禁”的权宜之计.
第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就大大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交易的广阔市场难以形成.
第四,天朝上国心态所致.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说：“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足以说明清朝统治者自恃地大物博,藐视西方各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带来了代表西方先进技术的一系列产品：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天体运行仪,标有世界各国位置、首都、山河的地球仪,装备有英国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赫哲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热气球,车辆等等（端木赐香《那一次我们挨打了》）.这些科技产品仅仅给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展示了一下,便在被斥为淫巧之物的声浪中黯然退场.同时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与清朝通商的请求,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日新月异,殊不知“国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可惜清朝统治阶级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而不能自拔.
第五,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既有领土主权受到侵略的考量,又害怕沿海人民同外国交往危及自己的统治.其时,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向东扩张,葡萄牙殖民者于1553年攫取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荷兰殖民者从1624年到1662年占领我国台湾长达38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帆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矣”（《粤海关志》卷8）.可见,清朝的担心不无道理.“浙民习俗甚嚣,洋商错处,必致事.”（《清高宗训》）清朝统治者害怕沿海人民和外国长期交往,会逐渐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产生不利于自己统治的结局.
二、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可用三步走来概括：
第一步――海禁：清初40年,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势力,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并在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直隶六省实行迁海,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防备沿海人民出海,以此来断绝东南沿海对郑成功的物质供应.
第二步――设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开始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并明确规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但禁止炮械、军器、、硫磺等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为担心本国商民勾结南洋海寇进行反清活动,允许东洋贸易,禁止中国商民去南洋贸易,而且只许外商来华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了这项禁令.而到乾隆十二年（1727年）再次禁止南阳贸易.
第三步――闭关：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成长,到乾隆时期来宁波的英国商船不断增加,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觉.针对外国势力,乾隆实行闭关政策.1757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漳州、宁波、云台山等港口贸易,允许广州一处对外贸易,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品种加以限制,除原先禁止军火贸易外,新增禁止出口粮食、五金、书籍等,茶叶丝绸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加以限制.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居住在由政府指定的行商会馆中,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向外商收集商业情报.
三、闭关锁政策的评价问题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目的在于御敌于国门之外,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从短期效应看,的确起到了民族自卫的作用,暂时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从根本上看,闭关锁国政策是权宜之计,是消极的防御政策,必将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一,造成对外贸易的日渐衰落.清政府千方百计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出海商船不能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海者,不论官民俱发边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康熙年间上海大商人张元龙欲打造100艘远洋帆船,与外国商船竞争,却被江苏巡抚张伯行诬为结交海盗,非刑逼供.因此中国的造船业一落千丈,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昔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大型商船几乎销声匿迹.
第二,政治领域,英法等国封建专制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思想领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产业领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成为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而中国君主制空前加强的同时,政治日益腐朽,中国封建制度已走向全面落后.被一些人引以为豪、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恰恰大兴文字狱,实行闭关自守.“康乾盛世”的背后孕育着中国最严重的民族危机,那就是闭目塞听、盲目自大、保守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较量,注定会头破血流.
纵观世界历史,不可一世的东罗马帝国和大清帝国有过相似的命运.两国都有过辉煌璀璨的文明,可是都因为陶醉于已有的成就,不思进取,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反观近代俄国、日本,分别通过1861年改革和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列强俱乐部中的新成员.历史告诉我们,封闭保守导致文明衰落,开放包容促使文明昌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要发展,都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大潮中去,做到不同文明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关起门来搞建设给我们的教训是惨痛的,绝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坚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