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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桐梦华录》是有关明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优秀著作之一,它有一个很具文艺色彩的书名,但其英语原著名应直译为《海洋中国的繁荣、区域与制度：闽南模式》.
据说五代时割据闽南的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曾在泉州环城遍植刺桐树,前来贸易的异域客商因此以“刺桐城”（Zaytun或Zaiton）称之,刺桐从此成为泉州在海外的别称.本书以泉州及其海外贸易为中心,描述了闽南地区从10世纪中叶到14世纪末经济发展变迁全过程,尝试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的“闽南模式”.
五代时期,由于地方藩镇支持和农业发展,闽南地区经济起飞,商业也随之扩张,福建的海外贸易重心开始从福州转移到泉州.1086年,经过激烈争论,宋王朝终于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为当地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同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闽南地区初现经济繁荣.
11世纪末到13世纪初,在海外贸易带动下,闽南各个经济部门都空前繁盛.
泉州海商的海外市场涵盖从高丽、日本到东南亚、南亚直至阿拉伯的整个亚洲海洋世界.出口商品如纺织品、陶瓷、酒,大部分都在闽南本地生产,而生活在泉州的赵宋皇族等权势阶层则成为奢侈品的消费市场,消化掉大量进口香料和贵重饰品.
相应地,耕地开始被用来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以供出口,再加上酿酒业的发展,导致粮食出现短缺,不过两广稻米物美价廉,从那里买入粮食成为更优选择,这样一来,农业也商品化了.作者将这种海洋贸易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模式称为“跨部门多元繁荣”.
但从13世纪开始,闽南地区出现经济衰退迹象,政府财政遭遇危机,海外贸易明显衰落,金属货币与纸币共存的货币体系导致铜币外流.伴随贸易收益减少,权势家族对土地的兴趣日增,导致土地迅速集中,政府收入进一步受到威胁.
更重要的是,南宋后期闽南地方精英崛起,他们迫切想要参与地方事务,希望通过追求权力来保护家族的财产和地位,从商热情大为降低.衰退一直持续到了宋元易代之后,在元朝政府积极贸易政策鼓励之下,泉州才重新焕发生命力,再度成为海洋贸易中心和繁荣的港口.
但闽南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海洋贸易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外族群体掌控,泉州港与闽南其他地区的联系逐步解体.表面上看,泉州的繁荣仍在继续,甚至比宋代还要发达,但持续繁荣的基础已消失,因为政府和海商成了海洋贸易的主要受益者,经济繁荣带来的硕果落入少数人手中,地区经济差异日益扩大.最后,元末泉州的波斯军叛乱给闽南经济致命打击,到明代以后海洋贸易不再合法,闽南繁荣再难重现.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商业伦理,与现代化的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泉州的成功经验也证明古代中国并非纯粹的内陆型国家.宋元朝廷的基本政策都鼓励当地人参与海上贸易活动.其中市舶司的职能设置和执行力,让合法贸易的成本低于非法贸易,不仅促进对外经济往来有序发展,政府也通过参与奢侈品流通获利甚丰.
此外,相关的财产权制度、契约制度、诉讼和调解制度也都有利于开展海洋贸易,至少没有构成有力的阻碍.除了正式的制度,非正式的制度体系包括行为规范、传统习惯和自我行为约束,同样起到了正面效果.不但闽南的商人有着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家族势力和儒家伦理也没有妨碍商业文明进展.作者因而认为,只有在像闽南这样高度整合的区域,这些非正式的制度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遵守,成为经济繁荣的保证.
“闽南模式”的实质,是海洋贸易主导下的繁荣共享.它与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之初有某些相似之处：经济繁荣源于海外贸易激增和国家积极的开放政策,经济腾飞的受益阶层非常广泛.
宋元时代闽南的兴衰史进一步表明,只有当繁荣的受益者遍布区域内各种行业时,经济发展才会获得持续动力,而当繁荣被少数人垄断,经济则很容易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一蹶不振.
繁荣、区域与制度是本书的三个支柱.繁荣源于区域整合,制度提供繁荣的保障,而繁荣变质的诱因,则主要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变迁,以及因此引发的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刺桐梦华录》带给今天的一个启示,或许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调整制度,来纠正已渐渐变质的繁荣.
作者为史学研究者
《刺桐梦华录》,苏基朗著,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