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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指出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其动态特征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并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 键 词 ] 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技术进步
2004年起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就突破了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自2006年初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仍保持了近几年来快速增长的态势.据海关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达12726亿美元,同比2005年增长24.3%,其中出口总额为6912.2亿美元,增长26.5%.仅前三季度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1098.4亿美元,超出了去年全年1018.8亿美元的水平.然而,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或者说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位次上我国的产品和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于津平（2003）运用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魏浩、毛日和张二震（2005）用同样的方法和收益性结构指数发现中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仍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上.傅朝阳（2005）也运用RCA和NTR指标分析得出我国经济的要素禀赋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相对丰富,出口部门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发展
大卫李嘉图（1817）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思想,引出了比较利益理论（law of parative advantage）,指出在各国在国际分工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便可以获得各自源于贸易的利益；赫克歇尔-俄林（1933）的H-O Theorem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扩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哈伯勒（Haberler,1936）又用机会成本理论（opportunity cost theory）解释了比较优势原理.此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罗布津斯基等诸多学者又丰富并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使之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思想.
早在19世纪末马歇尔（1890）就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了除要素禀赋外决定生产成本的其他变量,他分别论述了“大规模生产”与“产业区”的问题,引出了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效应.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A.K.Dixit & J.E.Stiglitz,1977）将规模经济的概念引入国际分工领域,指出消费市场及其引致的生产规模的扩大降低了平均成本.即使存在要素禀赋的劣势,由于市场的扩大和规模经济的作用,平均成本可以低于小规模生产的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别国,并迫其退出该产品的生产.而外部规模效应也说明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也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1）通过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得出了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也会由于规模经济而产生国际贸易的结论.相反,劳动力增长和外部规模效应等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取得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他认为,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拥有更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将有更高的工资率,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品.国家间商品生产和贸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生产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历史因素和政府计划所决定的.埃塞尔（Ethier,1979）分析了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两难的问题,解释并说明了机器种类数量的增加与新技术的增加、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关.克鲁格曼（1983）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产业内贸易并阐述了技术竞争理论,指出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结果是缩小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迈克尔波特（M. Porter,1990）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是其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他的主导产业是否具备比较优势,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建立优势产业的基础,而提高效率的源泉是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他既考虑现实的利益,更考虑潜在的利益对比,强调要素质量的提高对一国竞争力的影响.
二、比较优势理论评析及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特征
按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国家之间的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与贸易量成正相关关系,各国之间贸易形式主要应是不同产品之间的行业间贸易.但在战后的现实是：发达国家之间行业内贸易量大量增加、产业领先地位不断在国家间转移；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和比较优势理论的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假设相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陷入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低位资源要素产品出口 “比较利益陷阱”.而且密集使用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使本国的比较优势最终因对要素的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市场效应,固化原有的国际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恒久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环节,逐渐陷入单一产品结构的畸形产业结构.因此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其动态特征的静态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反而只能使其不断加深.
如何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加符合现代国际分工现实和使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分工的利益,迪克希特、埃塞尔、克鲁格曼和迈克尔波特等国际经济学者们作了理论的动态发展,用新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作的动态的诠释,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的诸多变数如市场结构、研发要素、技术创新等引入动态考察的范围.技术创新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中形成规模报酬,规模报酬又影响国际分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是技术创新作用于内生变量,通过改变需入弹性,就会使贸易条件产生良好的变化,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获得贸易的利益从而导致福利的最终上升.同时,地区分割的市场对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分割的市场促使区际产业趋同,进而导致区际贸易壁垒阻碍商品和要素的国内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影响规模经济在一国国内的形成.
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一国的对外经济利益的取得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如果其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而且使之静态化,那么在国际分工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贸易大国就有可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从而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贸战略既要立足现有的成熟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同时又要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兴的未来的支柱产业,使二者协调发展,不可或缺.因此,主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动态地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断地探索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制定相应的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贸易政策分析及策略探讨
1.贸易政策应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我国在要素禀赋中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按照比较优势的定位我国大多数产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生产环节.而且由于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较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以静态的比较利益参与国际分工的粗放型贸易扩张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同时由于“合成谬误”的存在,各发展中国家的外贸政策趋同,同类产品、同类产业的竞争不断地恶化我国的出口市场,致使“贫困化增长”的产生.现实的贸易策略应是既要保持我国中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要有意识地提高和实现向中高端国际分工环节的发展,增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投入.在劳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创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内生型比较优势.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我国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劳动就业量,缓解目前困扰我国的就业压力.同时,贸易政策要引导、鼓励企业对技术和知识含量丰富的资本品进口,并加强自主研究开发,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
2.建立健全统一的国内市场,协整国内和国际贸易,培育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的行政分割,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产品与生产要素流通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际资源配置过程缺乏国内资源合理化的支持.这种条块分割不但排斥竞争,还由于市场的过于狭小而阻碍了市场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影响我国国际分工的动态化发展.因此,建立统一有序的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是我国追求动态比较利益的重要的因素,使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相互协调,以获得来自于规模经济的利益.贸易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从开放的角度,以国际产业关联为背景,选择主导产业,必要时从战略角度对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保护使之能取得规模效益,并伴随着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比较优势,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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