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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国在2009年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油气对外贸易宽松期,但很快在各国出台的种种危机应对措施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产油国减产的综合作用下,油价迅速回升,我国获取有利的较低价格的油气资源的时间窗口迅速关闭,油气对外贸易环境显著恶化.
一、全球经济进入高油价时代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被迅速推高,呈台阶式上升,1978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随后的1980年国际原油价格创出近40美元/桶的历史高位.自此以后,国际原油的低价格状态就基本结束了.这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价格暴涨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但这些国家很快吸取了能源使用粗放的教训,加强了提高能效和节能的力度.同时,高油价也刺激非OPEC国家勘探开发石油的热情,国际原油供应能力大幅提升.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国际原油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和价格的下降,直到20世纪末,国际原油价格都在20美元/桶的水平波动.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原油需求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需求增长主力的局面转变为以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发展大国作为需求增长主力的格局.BP能源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9年,这四个国家新增原油需求占世界新增原油需求的68.5％.同时,日、欧、美相继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进入原油消费的峰值,消费量呈现绝对下降趋势.其次,原油供给格局也出现了重大变化.OPEC承担了满足新增需求的主要任务,也重新取得了在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非OPEC国家(不包括前苏联地区)在2002年达到产量高峰以后,呈现下行趋势,对于OPEC的制约能力显著下降.前苏联地区作为世界重要的产油区,产量也有较大幅度上升,在国家石油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综合供需两方面的变化来看,石油需求的增速仍快于供给增速的变化.这是因为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需入弹性大于OECD国家；而需求价格弹性小于OECD国家.由于非OECD国家是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平均收入弹性将上升,从而增大原油需求,而平均价格弹性将下降,造成需求对高价格的敏感度下降.这种供需格局的变化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不断攀升,2008年曾达到147美元/桶的历史新高,即使在发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原油价格也仅仅在较短时间内下探到40美元/桶以内,随后急速回升.2009年国际原油均价为61美元/桶,2010年回升到了80美元/桶,而2011年则普遍预期将会接近100美元/桶,回到金融危机前的高位.国际原油价格进入历史高位的态势已经得到确认.
从供需形势来看,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也不能是无限的,要受到世界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仍有下降空间,但下降幅度不会太大.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测算,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接近100美元/桶时,全球原油的消费价值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事实上,从国际石油价格的历史走势来看,每当全球原油的消费价值接近或超过全球GDP总量的5％时,世界经济都会出现衰退.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在增强,但这一规律尚未失效.2011年以来,受中东和北非,尤其是利比亚危机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的两个重要指示器,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和北海布伦特原油(Brent)一度分别飙升至110美元/桶和120美元/桶的高位,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情况下,油价的飙涨引发了会不会再次出现国际石油危机的担忧由于沙特阿拉伯通过增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比亚石油减产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供给冲击,因此大规模的石油危机并没有出现.但是世界经济却在高油价下再现衰退迹象,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逐渐消退,欧洲债务危机警报不能解除,日本陷入灾后经济大衰退,新兴国家则面临着严重的大宗商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宏观政策趋于紧缩.IEA发布的5月《石油市场报告》首次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油价已开始抑制需求,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但是,从供需综合来看,在不发生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国际原油价格基本不会回落到80美元／桶以内.因此,全球经济将持续背负沉重的能源负担前行,直到出现能源领域的新革命.在全球经济进入高油价时代的背景下,我国不断上升的石油进口量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压力.以2011年普遍预计的100美元/桶的价格粗略计算,我国原油消费价值约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却仅解决了我国18％的能源需求.相比之下,美国的原油消费价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却解决了近40％的能源需求.因此,高油价下,我国的油气对外贸易条件显著恶化了.
二、产油国政局不稳成为重大隐患
近年来,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汽车进入家庭步伐的加快,我国石油需求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2000-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年均增速达到7.1％,而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平均增速只有2.2％.巨大的供需缺口只能通过国际石油贸易来弥补,石油对外依存度从2000年的29.6％上升到2010年的55％,年均上升幅度超过2.5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石油进口的地区集中度很高,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重要产油区.根据BP能源统计,2009年中东、西非、前苏联以及拉美地区分别占我国石油进口量的40.76％、16.45％、10.52％和6.99％,这几个地区合计约占我国石油进口量的四分之三.但是这种地区过度集中的贸易进口格局存在很大隐患,主要是石油产油国的供给安全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作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的美国,其石油进口来源地的多样性则较强,其从加拿大、拉美、中东、西非和墨西哥进口石油占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1.65％、18.93％、14.9％、14.5％和10.99％,其中加拿大、拉美和墨西哥都是美国的邻近区域,运输距离短,美国的控制力较强,美国从世界最大产油地――中东的进口量只占14.5％,可见其石油安全保障能力是很强的.
当前,我国石油供给安全主要表现在价格过高的经济风险和产油国政局不稳带来的供给中断风险,而运输通道风险倒在其次.前一个风险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做了分析,本部分主要分析第二个风险.这一风险产生的根源是世界范围内油气资源存在供给国与消费国在地理上的巨大不平衡.目前,石油的净供给国主要集中在中东、西非、南美和前苏联地 区,而净消费国则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作为世界能源结构中的战略核心,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错位导致国际贸易成为平衡石油供需的最主要手段,而产油国的政治稳定性则成为石油供需安全的最基本保障.但从产油国的政局变动来看,这一保障显然是乏力或低效的.这是因为,产油国大部分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进入现代政治的基本条件,往往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社会不稳定因素多,随着矛盾的积累,政局很容易出现动荡.在南美,委内瑞拉虽然在查韦斯的强力统治下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但其执政期间也曾出现军事政变；在非洲,苏丹因为种族冲突而陷入分裂,争夺石油资源的政治角逐还在继续；在中亚,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代议制政体,但政权却牢牢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潜在风险也很大；中东地区则是传统的“桶”,存在随时引爆的可能.而且在这些国家,由石油资源带来的大量财富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分享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排外情绪也十分严重,这都成为潜在的政治隐患,直接威胁着世界石油供给的安全性.
2011年初以来,巴林、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先后陷入政治动荡,引发了整个中东政局的恐慌,再次验证了长期以来人们的担心.这一危机直接导致WTI原油期货价格冲高到110美元/桶,而Brent原油期货价格则超过了120美元/桶,这种期货价格的快速上涨就是来源于可能的石油供给中断的担忧和恐惧.在危机爆发之初,人们普遍担心埃及会因此封锁苏伊士运河,从而延长国际石油运输路线,提高石油运输成本,推高价格,后来这一结果并未出现.实际上,截至目前,对于石油供给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利比亚危机导致的180万桶/日产能的丧失.尽管沙特阿拉伯采取了适当增产的措施来填补由于利比亚减产而导致的供给减少,但人们对于石油供给安全性的担忧并没有完全消除.作为从中东进口石油的大户,我国在这次危机中显然是重大的利益受损者.由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而且又是石油市场的后来者,与产油国之间的合作紧密程度也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往往面临着更苛刻的贸易条件.产油国政局的不稳定成为威胁我国石油供给安全的最大隐患.
三、合作伙伴的挑战
受石油供给的区域集中、供需平衡状态和石油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影响,在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博弈中,产油国取得了优势地位.这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产油国有积极性通过推高油价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二是利用石油资源作为政治武器,努力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三是利用石油资源作为杠杆,攫取非石油领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石油消费国对石油高度依赖,因此在这场博弈中不得不接受产油国的条件.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以后发生的石油国有化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由于非OPEC国家石油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发达国家提高能效、节约能源措施的实施,世界石油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状态,OPEC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话语权丧失,很多产油国纷纷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发展本国石油行业,以提高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竞争力.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石油市场供需趋紧,OPEC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强势地位重新恢复,一些政府财政状况吃紧的产油国以从石油资源中分享的收益过低为由,纷纷采取国有化措施,撕毁原来的合同,将资源收归国有.当然,不同国家在政策收紧程度上还是存在差异,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侧重点是加强国家控制,加强对资源的保护程度,突出国有公司的地位,利用高油价的趋势占领周边市场,进而影响世界市场；拉美国家的国有化政策调整则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和强烈的反西方的特点.
近期,面对高涨的国际油价和世界经济再次衰退的风险,lEA呼吁OPEC增产以平抑价格.沙特阿拉伯作为OPEC的领袖国家,对于过高油价可能给产油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为油价过高会导致替代能源和节能措施等的更快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产油国本身十分不利.因此,它呼吁在2011年6月的OPEC会议上通过增产决议.但伊朗、委内瑞拉等社会负担沉重,且剩余产能有限的国家则更看重短期利益,否决了增产决议,以便从石油消费国攫取更多的利益.事实上,油价已经成为产油国对消费国进行要挟的重要工具.
我国作为重要的石油进口国,不仅仅受到上述决策的一般性的剥夺,而且事实上也已经受到了来自邻国――俄罗斯以石油供给为武器的要挟.早在2004年,俄罗斯石油公司急于筹钱收购Yukos石油公司旗下的石油生产商Yuganskneftegaz时,就与中石油签订购买合约,同意中石油以低于发货当月的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3美元的折扣购买原油,但在随后的油价高涨中,俄罗斯石油公司不断毁约,降低折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因金融危机而作罢,没有诉诸公堂.2009年,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帮助俄罗斯石油公司度过危机后,今年年初,俄罗斯石油公司以中国石油应缴纳在俄罗斯境内的运输费用为由提出异议.如果仅是因为合同未曾约定的这部分费用由谁承担而出现异议情有可原,但更复杂的背景是,2009年底,俄罗斯石油运输商TransneR为回收从斯科沃罗季诺到科济米诺港(EPSO)管道的高昂建设成本而对管网征收关税,而且不管运距长短,征收统一标准的税收.这意味着,不管中石油选择EPSO这个约2000公里的线路,还是另一条到中国漠河边境全长64公里的支线输送原油,每吨石油交纳的费用都是相同的.这种在签订合约后却提高由买方承担的运输费用的做法是极不公平的,而且支付的管输关税数额不能反映运输路程的长短更是不公平.俄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凭借其控制资源的优势地位,通过向中方征收额外费用来间接地筹集兴建ESPO二期的资金,为其生产的原油在太平洋港口寻找更为广阔的市场和议价空间.事实上,中石油向Transnef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条件之一就是这笔贷款不能被用来铺设从斯科沃罗季诺到科济米诺港的ESPO二期项目.但最终,我国被迫同意承担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原油的全程运输费用,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运输费用也将由中方承担.俄方的做法极大的损害了我国的利益,而且为以后俄方的进一步要挟开了很坏的先例.
四、替代能源的快速发展
替代能源的快速发展是唯一有利于我国石油贸易的因素,但当前作用有限.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的高涨已经激发了替代能源的快速发展,其中也包括非常规油气资源.这也是产油国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能源的开发具有很强的技术规模经济性和不可逆性,尤其是 在能源与政治挂钩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一旦替代能源开发成功,产油国对世界能源的垄断地位将会丧失,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又会产生新的压力.
目前,对于油气供应影响最大的是页岩气大规模的商业化开采.在美国,页岩气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商业化的条件,而高油价则直接导致了这一资源从潜在储量变成了现实储量,世界范围内的可开采天然气储量规模大幅上升.美国目前以该技术开采的天然气已经超过了1000亿立方,与我国天然气的年消费量接近.不仅如此,页岩气的商业化开采有望使美国从天然气的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美国已经放弃了部分原来计划中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我国天然气消费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对外依存度也已经超过20％,而且呈上升趋势.在全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对于改善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资源储量来看,我国也是页岩气储量大国,因此大力开发页岩气对我国缓解石油贸易压力意义重大.目前页岩气开发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点发展领域,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页岩气产量占常规天然气产量的8-12％.
新能源(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的共同特点是资源蕴藏量丰富、可以循环使用、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近年来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根据IEA的情景模型估计,在今后的二十年里,可再生能源将以数倍于传统能源(煤、油、气)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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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基数太小,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仅能从目前的不足1％上升到2015年的1.2％和2030年的2.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能源的开发无足轻重,因为新能源的开发为人类摆脱传统化石能源储量有限、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是人类发展方式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重大转变.2030年前的20年时间是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的关键期,哪个国家在这一时间段内走在了新能源技术研发的前列,并能以不断降低成本的商业化模式推进应用,哪个国家就会在未来竞争中掌握发展的先导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把新能源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不惜投入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计划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一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至25％.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的最新计划规定,到2030年,风力、太阳能、水力、生物质能和地热等的发电量将占日本总用电量的20％.根据丹麦BTM咨询公司对全球风电装机容量、产业销售量等的统计,从1996年到2009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从6GW增加到150GW,增加了25倍,年增长率从20％30 37％不等,全球风电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的比例从0.1％增加到1.5％.为有效开发我国风能资源,促进我国风电较快发展,自2003年以来,我国风电建设快速发展,装机容量年均增长70％以上.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2010年对中国风电市场机组安装情况的调研,2009年中国(不含台湾省)新增风电装机10129台,容量13803.2MW,年同比增长1240／0；累计风电装机21581台,容量25805.3MW,年同比增长114％.2010年也是光伏产业爆发式增长的一年,全球年装机市场达到17GW,比2009年的7.2GW增长了136％.过去的十年里,太阳能行业获得了高速增长,从1998年至2008年累积装机年均增长42.7％,新增装机年均增长56.1％.替代能源的加快开发为我国中长期缓解能源对外贸易困局提供了希望.
五、我国应对石油贸易困局的对策
(一)节能优先
节能优先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日常的政府运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能源的低效使用、无效使用和浪费等现象在我国还是十分严重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能源价格偏低,行为主体缺乏成本核算有直接关系.因此,要实现节能优先的能源战略,首先要推动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价格引导受成本约束较大的企业和居民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在政府中,可以通过能源成本支出的监测,通过单位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降低能源消耗.
(二)提高能效
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达到同样的能源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和目的,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当前,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在转化为电力或者直接转化为动能时,转化效率仅在30％左右,大部分能源在此过程中丧失了.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将会节省大量能源,同事还能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类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改进现有的能源转化技术、升级新的机械设备等.国家可以考虑为这些方面的创新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以引导其社会化应用,通过规模化导入这些新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三)加快煤层气、页岩气的开发.实施海洋油气资源战略
煤层气是优质清洁能源,在我国储量很丰富.但受制于开采技术和气、煤开采权分离的开发体制,煤层气在我国的开发使用率一直不高,大量优质资源被浪费.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煤层气资源的勘探权和开采权,按照“两权合一、气随煤走”的原则,解决煤层气开发中的气、煤开发矛盾,同时对中游的管网运输实行必要的价格管制,为煤层气顺利进入消费环节创造条件.
页岩气是近年来美国率先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开采的非常规油气资源.页岩气在我国储量也很丰富,与美国相当.我国应鼓励在页岩气领域的对外技术合作,同时加大国内技术开发投入力度,对国内的页岩气进行全面的资源量普查,争取早日实现页岩气的规模化开采.
在陆上油气资源勘探难度日渐加大情况下,我国应利用近海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优势加快实施海洋油气资源战略.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我国试图与中国南海邻国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共享,但南海诸国利用我国重点加强国内建设的时机,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瓜分我国南海海域和资源,利益共享的原则被无限透支.我国应坚持主权原则,提升海洋战略在我国油气资源保障中的地位,对中国南海进行领海保护和资源开发,提高我国的能源安全.
(四)发展新能源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开发如火如茶.由于技术难度大、成本高、规模小,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短中期内新能源的能源保障作用尚存怀疑.但是,新能源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许会超出预期.目前,风电的开发技术已经逐渐向火电靠拢,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在国内已经接近1元人民币／千瓦时,开始进入商业化的前期阶段.新能源的开发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国纷纷试图掌握的战略制高点.我国应通过税收、市场制度设计等各种政策为新能源的开发创造条件,为中长期改善我国的能源贸易环境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