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跨时均衡视角下的中美贸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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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自1989年以来,贸易收支一直表现为逆差并呈现持续扩大趋势(见表1),除了少数年份(如1991年、2001年和2007年)较上一年度有小幅回落外,其他年份都出现大幅上升,其中2006年的贸易逆差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约8180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5.5％.在1990年―2007年间,美国对五大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逆差额平均约占总贸易逆差额的70％(见图一),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在2000年首次超过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额,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在2006―2007年间,美中逆差占比超过其他四个国家的占比之和.美中贸易逆差额从1990年的104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2563亿美元,18年来增长24倍多,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平缓,而从中国的进口却增长迅速(见图二).

传统理论认为贸易顺差代表财富增加和福利提高,而贸易逆差则意味着财富流失和福利下降.美中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致使美国以给经济带来巨大不良影响为借口,要求人民币升值,制造贸易争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本文将基于跨时均衡视角,从理论上证明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逆差国同样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同时,从中美贸易实际运行的特征分析了美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取了巨大的实际利益.

二、基于跨时均衡的美国贸易福利分析

跨时均衡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从自动的调节机制和动态的稳定分析转向跨时预算约束和最大化的横截面条件,为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政策的福利效果,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弥补了传统国际金融理论的不足.

(一)跨时均衡模型的微观基础

跨时均衡模型通过将Fisher(1930)的标准两期微观经济模型应用于开放经济中.假设该国只消费一种商品并且考察该国在两个时期的经济行为,分别记为第一期和第二期,主要研究一国如何通过跨时贸易稳定其跨时消费并从中获益,增加社会福利.以下的研究并未考虑投资和政府购买因素.假定个人消费者的最大化效用函数u,取决于当期消费水平,即

U等于u(C1)+JBu(C2)(O<β<1)……………………… (1)

其中c1(t等于1,2)表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水平,口为固定偏好参数,它表示主观贴现或时间偏好因素,用以测度消费者的个人耐心程度,假设效用函数是消费的严格增函数且是凹函数,即满足.

一定时期内,一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反映的是对其他国家外汇净资产的变化.因此,令B1+1表示某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第t期的经常项目余额定义为CAt等于B41+1-Bt,通常,对一国而言,经常项目余额为：CAt等于Bt+1-Bt等于Yt+rtBt-Ct,式中rtBt代表外汇资产在前期获得的利息收入(rt代表第t-1期的利率).假设在两期中,第一期期初并无任何外汇资产(即B1等于0)并且第二期期末本国不持有对他国的未清索取权(即B3等于0),使得第一期的顺(逆)差额等于第二期的逆(顺)差额.

第一期的经常项目余额：B2-B1等于B2等于Y1-C等等 (2)

第二期的经常项目余额：B3-B2等于-B2等于Y2+rB2-C2等(3)

将(2)式代入(3)式中,从而得到消费选择的跨时预算约束条件：

C2等于Y2-(1+r)(C1-Y1)等等等等等等(4)

由此可将消费者个人效应最大化问题转化为：

其一阶条件为：u(c1)等于(1+r)β(c2)等等(5)

(5)式是跨时欧拉方程：u(c1)等于(1+r)βu(c2) ,即当效用最大化时,消费者不可能通过各期间的消费转移而获益.例如,第一期消费每减少1单位,将使u减少u’(c1).而将该1单位的消费储蓄起来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利率r贷出去,转化为第二期(1+r)个单位的消费,使u增加(1+r)βu'(Cz).当主观贴现因素等于市场贴现因素时,即当JB等于r时可得到一条平滑的消费曲线,在最优状态时,u’(C1)与(1+r)βu’(Cz)应该相等.

(二)美国跨时贸易的福利分析

在两期跨期模型中,通过引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微观基础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经常项目余额的决定以及跨时贸易对美国福利的影响.下面的图三通过美国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和跨时预算约束线(公式(4)所描述的),能够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跨时贸易给美国所带来的福利增加.美国是当前储蓄小于投资的国家,如图三所示,美国的生产点在A点,第一期生产Y1,第二期生产Y2,如果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其当期消费要受制于当期的产出,即第一期的消费C1等于Y1,第二期的消费C2等于Y2,效用水平将在A点所在的无差异曲线上.但在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下,美国当期的消费无需受制于当期产出,而是可以在跨期的预算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的消费选择,即选择预算约束线与所能这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C处消费.显然,点C所处的无差异曲线要高于点A所处的无差异曲线,自由贸易增进了美国的福利水平.

同时,与静态的经常账户平衡相比,经常账户跨期均衡并不要求每期经常账户绝对平衡,在自由开放经济中,某一期的不平衡并不是坏事,经常项目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能使得该国达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从而增进该国的福利水平.在C点,该国第一期的消费C1超过产出Y1差额部分则在支付一定的利率后从他国借人,经常账户出现逆差；而在第二期,该国的产出Y2超过消费C2,超出的部分用于偿还上一期的借款,形成经常项目盈余,从而弥补了第一期的逆差,两期总体是平衡的.

三、从中美贸易特征看两国的贸易利益

(一)中美贸易以互补性为主,美国获得廉价资源

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淘汰一些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目前,制造业产值占美国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5％.同时,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之具备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务价格低廉等优势,在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中,扮演接受者的角色,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

中国拥有纺织品、服装、家电产品、笔记本电脑、信息技术产品以及大量消费品等一大批产业部门,对美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2005年为例,在美国从华商品进口中,排在前lO位的进口商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家具、鞋袜等,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三大类贸易上.而主要从美国进口那些目前中国处于落后或短缺状态的产品,如农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以及包括飞机、尖端集成电路、电信设备、自动化数据 处理机械在内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因此,中美贸易是符合比较利益原则的,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是一种补偿性逆差.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虽不断扩大,但主要是低附加值贸易.产品内分工的日益深入,使得传统的以贸易量为评判标准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相反,贸易附加值指标对于衡量一国在垂直分工中的实际利得,要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近年来,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虽然赢得了巨额顺差,但实际获益并不多.

但同时,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口,满足了美国国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种逆差不仅不会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反还有利于美国整体经济的运行,使美国受益更多.物美价廉且具有相对竞争力的中国商品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量美元,为美国制造商降低了成本,控制了美国通货膨胀.

但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出口政策,严格限制了某些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从而限制了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贸易优势,人为扩大了美国对华的逆差规模.

(二)中关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

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我国的加工贸易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顺差(见表2),而且顺差额持续稳定增长,从1989年的2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889亿美元.2001年至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年平均增长29％,总额达6278亿美元.我国加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超过了55％,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207％.而美国是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2035亿美元产品中,加工贸易占63.3％.

但加工贸易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都是由跨国公司和国际市场决定的,市场、资金、品牌、技术都是别人的,中国赚取的只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加工增值部分,巨大的收益由外国公司获取.如一个中国加工出口到美国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卖9.99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时的计价是2美元,其余部分为在美国国内增加的费用,如运输、广告和商家利润等,它们为美国人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在进口的2美元中,中国只占有35美分的劳务成本,其余部分为65美分的原材料,1美元的运输与管理费用,其中包括经营玩真生产的香港公司所获的10～20美分的利润.在65美分的原材料中,石油产自沙特阿拉伯,经美国德州等地精炼后为乙烯,由台湾加工成乙烯基塑料颗粒,然后制成芭比娃娃的身体；日本提供尼龙制的头发；美国生产硬纸包装盒.每个国家都分走一块,但中国所得的劳务费仅占售价的3.5％.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三)中关贸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贸易顺差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例基本上超过一半(见表3).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6％,其中,在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国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比重都是位居前列.截至2006年底,美国在华实际直接投资超过540亿美元,而中国在美实际直接投资仅为9.57亿美元.是前者的1.8％.

大量的在华美资企业获取了多重利益：首先,外资企业享受了低工资以及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尽管从2008年1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税率,但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一直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如广东潮州市通过降低税率优惠、定期减免优惠、免征地方所得税优惠等吸引外资,并对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第一至第二年免税,第三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举办的产品出口企业,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的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如减半后税率低于10％的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其次,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生产、就地销售实际上替代了中国从美国进口该类商品,为美国节约了运输、关税等费用,抢先占领了中国的市场.2003年在华美资企业销售总额中,71％在中国市场,11％返销美国,18％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最后,更重要的是,美资企业在华获取巨大的销售收入和利润.2006年,美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额达800亿美元左右,利润约100亿美元.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73％的美资企业认为其在华赢利,37％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和润率.因此,有51％的美资企业将中国列为其未来5年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次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典型的例子是苏州2006年苏州引进外资居全国第一,2007年苏州人均GDP是12500美元,而人均收入不到2500美元(非农2700美元,农民1300美元),远低于同等的人均GDP规模的其他省市,这就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四、结论和建议

第一,跨时均衡理论表明,贸易逆差国的福利水平是可以提高的.

理论证明,在开放经济中,跨时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均能使该国获得额外的收益.在自由开放经济中,某一期的不平衡并不是坏事,贸易项目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能使得该国达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从而增进该国的福利水平.

第二,中美贸易特征表明,贸易顺差在中国,但贸易利益在美国.

贸易差额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一国贸易顺差对经济发展就一定有利,贸易逆差对经济发展就一定不利.通过中美贸易的特征分析两国的贸易利益可知：顺差额虽然在中国,但并未给中国经济带来想象中的巨大贸易利益,而相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贸易利益.

第三,中美应加强对话,促进贸易自由化.

中美贸易失衡是双边经贸往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美两国应加强对话,在推进经贸合作的进程中,双方都应着眼于长期利益,贸易报复和反报复等阻碍贸易自由化的任何行为对双方都是不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市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扩大和深化中美经贸合作,不仅将使双方继续取得互利双赢的结果,而且将为推动世界贸易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