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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官卖官”曾是中国封建社会人治的一大顽症,几乎各朝各代都曾有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方式五花八门,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主体的特定性和交易的规律性
“卖官买官”的实质是权力的商品化,即把官位当作商品去交易.由于官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而其交换过程也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换的特点：
买卖主体的特定性
买官者一般分三类人：第一类是“提拔型”,即想往上提拔的干部,大多是副职想提拔为正职的、下一级想升迁为上一级的；第二类是“交流型”,即希望进行交流的干部,有从穷单位想调去富单位的,从经济落后的地方调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任职的；第三类是“入仕型”,有行政领域的一般干部想成为领导干部的,也有非行政领域的人士想者,比如企业老板想成为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
卖官者一般发生在三类人身上：一类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一把手,这类人在干部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二是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这类人熟悉干部运作规则和套路,在干部使用上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党委、政府的其他领导,这类人可以在某些方面帮助干部提升.
买卖时机的规律性
一般说来,“买官卖官”现象主要集中出现在两个“高发期”、两个“热门期”：
“高发期”之一,地方党委或政府换届之际.在这个时期,干部交流提拔的任务重、数量多,因此许多买官者趋之若鹜,卖官者也可以浑水摸鱼.而且此时进行不正当活动也不易被察觉.最近,中组部通报一批违反换届纪律案件,各地共查处换届期间违规违纪案件121起,处理有关责任人192人.
“高发期”之二,领导新来或即将调走之际.新官上任,有人会来投石问路,买官者较多；领导干部即将调走,有些遗留问题得赶紧解决,否则就会留下隐患,卖官现象易多发.
“热门期”之一,过年过节.此时买官者以“看望”为名堂而皇之送礼,借机拉拢上级领导；而卖官者也以“人之常情”而心安理得地坦然受贿.
“热门期”之二,领导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一般是领导生病住院、出国、到党校学习,或子女上学、家中老人去世等,都可以为买官者提供“商机”.
买卖方式的多样性
买官者的行为方式有四种：一是猛烈轰炸式,即短期内投入巨资；二是死缠烂打式,经常送,虽数目不多,但长期坚持不懈,不达目的不罢休；三是雪中送炭式,即在领导急需用钱的时候,如领导在出国或向领导的上级送礼时,慷慨解囊；四是首尾呼应式,即事未办前送钱求助,事办成后再送钱财表示感谢.
卖官者的表现方式分三类：一是直接索取型,即公然索贿,这种现象相对较少；二是半推半就型,明说不要,但最终还是接受；三是暗示型,许多领导往往在调整干部前先放风,或者考察后暂时不研究任命,导致许多急于提拔的人赶忙送礼.
在交易的形式上,有直接送上门去的,这一般发生比较熟悉的上下级之间；也有通过中间人介绍的,主要发生在彼此不熟悉或级别相差较大或工作领域不同的人之间.当前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给领导夫人送礼买官的现象较多.
买卖资金流动的复杂性
买官者的资金来源多样：一是利用单位公款；二是挪用其他资金如上级下拨的项目款；三是到金融单位贷款；四是到朋友或亲戚处借钱,五是自筹资金.此五种来源中,前两种居多而且具有隐蔽性,后三种现象较少,但影响恶劣.尤其是“贷款买官、还贷”现象,折射出的疯狂权力和扭曲的“官念”,令人触目惊心.
卖官者的资金去向多样：一是供自己或家人挥霍享受；二是向更上一级的卖官者买官；三是用于烧香拜佛等其他支出.
手段花样翻新和势头的变本加厉
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发展,腐败已不断侵袭进入权力领域,“买官卖官”手段日益花样翻新,势头更加变本加厉,危害程度更加严重.
涉案人数和案件数目越来越多
近年来,被查处的“买官卖官”案不断增多,许多行政领导干部纷纷因此落马.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包括下辖lO个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中,有50%被卷入了这桩惊天大案,仅该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官位的价码节节攀升.早先,科级干部、处级干部的“售价”不过数千元,如今已涨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河南省原鹤壁市市长朱振江1992年在担任安阳市副市长期间,接受了安阳市商委干部郭某的2000元贿赂后,即把其调入安阳市重工局并任命为为办公室主任（正科级）.而山东省原荷泽行署副专员卢效玉出售乌纱帽的市价为：提拔乡镇正职1～2万元,,提拔副县级2～3万元.山西省长治市一个镇办煤矿的矿长被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虎林提拔为屈家山乡党委书记后公然说：“我花了8万块才买个书记,谁愿干我20万元卖.”所以长治当时流传一句话：“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最少两万才到位”.
卖官者的收入日益增多.早期,卖官者受贿的金额并不高,如原河南省鹤壁市市长朱振江曾经帮助提拔干部18人次,共受贿23万元.而后来,卖官者的受贿金额节节攀升.广东省原河源市委副书记卢建中先后收受200万元后,12名“买主”得到升迁.山西省原翼城县县委书记武保安担任县委书记才8个月就靠“卖官”敛财500多万元.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先后87次“卖官”,其家产600多万元大多是“卖官”所得.
涉及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
在近年来查处的“买官卖官”案中,出现了高级干部增多的情况.因卖官被查处的领导级别已达到省部级干部,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在担任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期间,受贿950万元.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受贿总额达640万元,其中一次接受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为解决个人的职务、职级问题的贿款200万元.原国土资源部部长也被马德“买官卖官”案牵涉而落马.
集团腐败日益严重
当前“买官卖官”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窝案”、“串案”增多.查处一个案件就能牵涉一批官员.某些地方“买官卖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河北省李真案件涉及到县局以上领导67名,其中40人是一把手.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牵扯到黑龙江省的2名正省级干部、5名副省级干部、35名厅局级干部,引发了“官场地震”.
党非常重视对干部领域腐败案件的查处,一批批买官卖官者纷纷落马.我们相信,随着我国败工作的不断深入,买官卖官行为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和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