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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社会名流征文.当时在上海做执业律师的王造时也收到了约稿函.他遂就1923年不惜与梁启超叫板而替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学校开除的一段往事,命笔作文一篇,即后来发表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谁之变?
这篇文字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最末一段文字,而王造时恰恰认为,该段文字才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王造时忆述：
这篇文章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王造时：《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东方杂志》在发表王造时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时,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即把该段文字删去.王造时就此还专门向《东方杂志》提出过,要求在下一期刊登全文并道歉.但《东方杂志》并未刊登全文,只是在第二期发表一则启事,声明未经王造时的同意删去了最后一段文字,影响了文章的整体意思表达,特意向作者道歉云云.
王造时先亲国民党而最终反国民党,这种抉择在王造时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间绝非特例,在一定程度上说,王造时的这种抉择,当时的确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重新梳理王造时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可能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视角.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与梁启超叫板,为国民党
辩护,差点被清华开除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的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千余名听众之一.对于梁启超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王造时回忆,“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膺,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夏红注）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发表.《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字.
这篇文字不可谓不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
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但是一班被统治阶级要革一班统治人阶级的命,就不能不实行最危险、最有效、最可悲、可痛、可泣、可泪、慷慨激昂的举动.所谓慷慨激昂的运动,就是群众运动、揭竿反抗、行刺、运动军队以毒攻毒等,法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除暴安良也如此.（转引自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见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8页.）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所致.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环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王造时还批评了梁启超政治主张之易变与不鲜明,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主张上是一个无主义者,在政治运动上是一个落伍者”.落笔时,王造时表明了对梁启超的态度：“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的《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然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除去《清华周刊》本身的影响之外,当时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便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加了按语并在头版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