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明道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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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日―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7―― 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以“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为主题,旨在探寻儒家义理,追寻现代价值,以期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来自韩国、日本、美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及中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儒学精神与经济发展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构成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儒学传播到东亚后,也对东亚各国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各国经济崛起后,学者纷纷关注儒学精神与经济发展之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从内圣到外王,一以贯之、知行合一的学说整体,儒家思想中具有成就政治、重视经济的“外王”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就是对国计民生的关切,而儒家的道德理念,即所谓“内圣”则可以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儒学培育出来的不只是志士仁人、圣贤君子,它还成就了许多巨商富贾、务实雄才,著名的晋商、徽商就是儒学孕育出来的经济奇观,他们重仁行义,交往守诚,获利有信,取财有道.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的晋商文物里,在他们的宗祠碑刻上篆刻的不是叫人如何蝇营狗苟,钻营巧取,暴力,他们的生财之道是儒家的道德格言,诚实守信,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儒学的魅力会进一步彰显,以和为价值取向,以诚为交往保障,以通为互惠道路,以义为道德自律的儒学思想会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可,将对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纪宝成教授认为,儒学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为推动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一,儒家的内圣之学可以为塑造经济活动中的人的道德人格和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伦理提供精神资源；第二,儒家的外王之学更能经过阐释与转换,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提供一种积极的动力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论述了儒家伦理与和合经济发展的关系（全文另刊发于本刊2008年第二期）.张立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处在形式、性质、水平不同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经济和合体之中.按和合学的逻辑结构,经济和合体可分为再生型经济和合体（和合生存世界）、互利型经济和合体（和合意义世界）、创新型经济和合体（和合可能世界）,它度越了单一儒教伦理与经济振兴的关系,而将其扩展为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人的身心关系的各个经济领域.儒教伦理的整体性、贯通性、融突性,在当代经济活动中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依据和合经济学,经济运动发展的根据是“和实生物”的“和”.物产的丰长,经济的发展,是在“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平等、平衡、公平中增长,它是指导当下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的原理.和合经济学的“中和大本达道”原则,是当下信息化时代经济运动健康发展的原理.中和是位天地、育万物的天下大根本和通行大道理,显示了儒教伦理在当前经济发展中仍具有价值合理性.

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总长西原春夫认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能说经济发展非依靠新教伦理不可.韦伯并非不知道儒学存在,然而韦伯认为在中国虽然拥有儒家伦理思想,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对于韦伯的观点,以儒学伦理为基本的东北亚各国,需要创立充分的理论给予有力地应对.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认为,历史上的徽商、晋商,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就,就是将孔子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商业之中.香港特区、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走的就是儒家思想同现代科技、、管理相结合的道路.在现代商业社会,文化的发展最现实的道路就是产业化.儒家文化精华渗透在中国人民传统的各种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中,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空间较为广阔,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容易为人接受.另一方面,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儒家文化被错误地等同于封建文化,遭到批判和否定,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所有国民都有责任来保护和抢救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清华大学哲学系胡伟希教授认为,儒家的中观经济哲学理论既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顾及社会和谐发展这一总体目标,这与奠基于效率或效率优先原则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有重大的不同.它包括如下几个基本观念：（1）义的观念,儒家提倡义高于利.义包括诚信的观念、公平的观念、法治的观念,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中,它其实就是一个程序正义的观念.（2）权的观念.人性的内在驱力把握或引导不当,会有滑入岔道或岐路的危险.为此,儒家提出“经权”理论,即既利用人性求利的天然倾向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不让人性的逐利倾向干扰与妨碍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3）度的观念.以求利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与行为必须掌握其度.经济发展本身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即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达到社会的和谐与人类总体福祉的工具与手段,甚至也不是唯一方式与手段.（4）时的观念.任何经济行动与行为都受制于具体时空的限制,并且要根据变动了的时空与社会环境而灵活变更其形式.任何时候的经济发展目标、具体依赖路径以及经济发展策略,都要因地制宜.

美国夏威夷大学田辰山教授认为,后现代的经济体系要把自己担当的社会责任考虑进去,儒家思想在后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经济不以赚取最大化利润为绝对目的,要把自己担当的社会责任考虑进去,要考虑其生产手段、生产过程,产品使用及其价值和产品上市的整个利润赚取过程和结果,给雇佣工人和消费者的生存与生活条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作用.儒家思想体系是世界万物的相互联系和“以一贯之”,其核心就是追求一切思想观念与实践范畴之间的适当、适时、适中的维系.儒家讲“利”,是在众多个人互相联系意义上的“利”,是互惠和互利.儒家主张是温良恭俭让,视唯一己利是图为不仁.在后现代社会现实情况中,人本哲学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儒家思想必然能为“后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开拓广阔的视野空间.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林坚副编审认为,日本企业重视中国儒家思想倡导的重人伦、“和为贵”特质,追求和谐统一,提倡团队精神,讲合作、协作.这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刘仲林教授提出以“创”为核心的新价值观建设,“创”体现了“仁”与“”,即儒家文化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观,在更高境界下的协同.

儒商也成为学者们探讨的话题之一.北京联合大学傅凤英博士对儒商作了具体的界定,儒商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传统,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儒商要遵循“礼”,在现代儒商的行为中体现为遵守基本的“规矩”；要处理好“商而学”和“学而商”的问题.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谢川成教授对马来西亚儒商与华文教育作了具体的述评.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承传发展唇齿相关,因此儒商都倾囊捐献于华文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孕育了具有文化使命感马来西亚华裔儒商.他们善于聚财,也乐于回馈社会.他们在商界的经济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取自社会,回馈社会,乐于捐献华文教育的精神可谓马来西亚华裔儒商的一大特色.

传统儒家学说中的经济思想

儒家文化在中国及东亚各国发展了几千年,并作为国家主导学说一直指导着社会发展.儒家学说中不乏包含对经济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阐述.此次会议,中外学者对此作了广泛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对孟子王道论的经济主张作了具体的考察.孟子讲王道,讲仁政,最后都落实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关系上.孟子提出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有教的序列,刚好可以对应孔子的“富而后教”.孟子的经济主张,适应中国农业社会的现状,重点在各生产部类的自然循环,并不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也正因为如此,孟子的王道政治和重民的主张,以及由此带给民众的美好的愿望,多半只能陷于空想.民族大学赵士林教授具体论述了孟子的经济思想,认为孟子思想中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孟子和商鞅之间的悖论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商鞅主张废除边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这样一来统治者必然以改革为名,滥用手中的权力侵吞民众的田产,势必产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商鞅的改革主张鼓动人们普遍的求富,以利相诱,但商鞅的改革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孟子则明确地反对“上下交征利”,更重视社会公平.

日本广岛大学乔本敬司教授探讨了荀子的经济思想,认为“养”是荀子思想的重要观念,并贯穿于荀子思想中.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郑文泉教授认为,荀子“明分使群”之学确实唤醒了人们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荀子整套学问关心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界其它生物（“天地”）、人与人（“先祖”）及人与“先王”或历世文明（“君师”）三者之间经济资源之合理分配一事,即“明分”（明白各自的资源权限）始能“使群”（三者之间达到和谐共处的境况）.可是它本身还不能成为这些问题得以有效治理与解决的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博士论述了周易“富”思想.他认为周易中包括蓄积丰富、和气生财、与民同俭有利信用和征战、社会救济的对象是穷人等多层次“富”思想,这些远古而富于哲理的经济思想仍然具有现代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祥俊教授指出,儒家“均富”思想中平等与公正的两个维度是互补的.一方面,有了包容差异的公正的维度,儒家的“均富”思想就不会走向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了平等的维度,儒家的公正就不会走向僵化,不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儒家的义利观.日本家庭教育振兴协会会长永池荣吉指出,虽然企业的社会使命在于追求利润,但是仅以此作为唯一追求目标的企业终究会遭到淘汰.韩国学者韩相美博士认为,孔孟将义、利对举,并非为了否定利,而是为了高举义,在利之上更有义.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叶瑞昕教授认为孔子的义利观可作为贫富分化过程中的精神疗法.孔子的“义”与“利”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义”作为内在的规范,需依利而存；“利”作为外在的实体,需依义而行.孔子运用义利观对社会贫富分化进程中处于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产生的种种怨气、怒气和霸气进行了积极的干预性疏导.孔子亮出“克己复礼”、“见利思义”的大旗,以期约束人们贪利而越礼、见利而忘义的偏欲,从而促进社会向理性、有序的方向发展.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温任平认为儒家德目如勤奋、节俭、自律、尊敬长辈（上司）、敬业乐业、克勤克俭,与基督教新教伦理有许多共通之处.儒家的二元互补义利观,以义生利,批判见利忘义,不取不义之财,是儒家思想独特之处.“三纲”的家族关系,有利于家族式经营,亲和性高,然而利弊互见,用人唯亲,就可能产生裙带资本主义,与现代经济“选贤唯能”的原则相悖.“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构成中国人与海外受中文教育的华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仁”是人与人的关系处理,“礼”是制度规范,“智”是知识与谋略,“信”是重信守约,“义”的功利观要放在五常中作整体参照,始可衡量它的实践功能及可操作性.儒家的义利观,追求的是可持续性经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有助于环境保育.儒家的人本思想、人文主义、人道精神、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对当下以至于未来之商业运作、经济伦理启示深远.中国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对传统“义”德作了分析.他认为义的实质道德内容包括：等级秩序、天下公义、角色责任、义务自觉四个方面.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角色责任,更是一种伦理自觉,义德之所以成为德就在于其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思想史上仁义内外的辩论表明义的实质既是一种客观伦理精神也是一种主观伦理精神.传统义德的现代启示在于：第一,尊重并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及其法则,努力建设平等、和谐的社会.第二,天下为公,兴利除害,见义勇为,追求社会正义.第三,强化角色意识,在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基础上建设现代道德.第四,自觉增强义务意识,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讲“义”实际上就是讲法治和信誉,也就是强调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遵守公众制定的规则.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认为,儒家重义轻利,强调的是合理分配.儒家重视合理分配,维护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古代曾有过的盛世,都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结果.

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是日久常新的.儒学文化在当今社会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成为与会学者探讨的又一重要话题.

张载思想中“和”、“民胞物与”思想,对当今社会很有借鉴意义,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各自看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林乐昌教授认为,张载关于“太和”之道的和谐原理,关于“乾父坤母”、“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基本准则,对于我们今天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有启迪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刘学智教授讨论了张载的“和”论,认为张载的“和”论上承《易》、《孟》、《庸》的“太和”、“中和”、“中正”思想,下启宋明理学以“和”为取向的心性修养论,也关涉到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张践教授认为,张载和谐社会观念包括三项主要内容.第一,和谐社会首先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第三,和谐社会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上下有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名博士认为,从“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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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教授认为,儒家强调道德伦理,道德伦理是思想信仰的基础,而思想信仰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的基础.从孔子的“正名”主张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把道德和伦理作为儒学及其政治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石.孔子反对任何以强化政治企图,来破坏道德与伦理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做法.道德伦理遭到破坏,统治的精神信仰和政治基础就会动摇,最终也会使一种政治信仰归于瓦解.孔子的“正名”主张正是要通过道德、伦理与政治的合而为一,来巩固“周礼”的政治精神基础,强化儒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与精神基础,进而才可以去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魏义霞教授指出,儒家强调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的相互通约,一方面把宇宙本体派生万物的过程说成是宇宙秩序的社会秩序化、家庭秩序化的过程,一方面将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说成是基于宇宙秩序的天经地义.理学家将等级秩序说成是充满温情的家庭秩序,将不平等的森严等级说成是与天然的生理分工一样的与生俱来,致使宗法社会中森严的统治关系成为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血缘亲情关系.社会秩序占据中间位置,宇宙秩序是绝对权威,而家庭秩序则是与生俱来、天然合理；前者侧重神圣性辩护,后者兼顾操作实施.在这通约中社会秩序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合理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彰显.三者的相互通约打通了三纲之间的壁垒,淡化了“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之间的统辖权限,为宗法社会的和谐建构提供了可行性论证.

东亚各国儒学思想也一直是论坛关注的中心主题之一.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对韩国性理学理气论的争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种争议在韩国形成了强烈的主知性传统.正是这种主知的传统形成了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西方科学成果并实现技术开发的背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敏教授对丁茶山的实学思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经世学破除了僵化观念和权威主义,对朝鲜启蒙开化运动的兴起,走向近挥了重要作用.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