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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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敦煌会计文书中含有大量丰富的信息资料,不仅为会计研究,而且为经济、社会关系、契约制度、户籍制度、佛寺关系等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参考和文献依据.敦煌会计文书重要的史料价值形成与唐五代时期发达的商业经济、繁荣的东西文化交流、寺院特殊的社会地位和高度发达的单式记账方法是分不开的,体现了科学与原始、历史与现实的融合统一.

关 键 词 ：敦煌；会计文书；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49-05

一、引言

敦煌文书的重大历史价值已为世人所知,文书的发现不仅给佛教、艺术、建筑、考古、书法、语言、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带来重大突破,而且形成了以敦煌文书及其相关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敦煌学.在被发现的文书中,会计文书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却给研究公元5～10世纪唐五代至宋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巨大的史料依据.自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最先开展敦煌经济文书的研究以来,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料依据的各种研究纷纷在各国展开,至上世纪80年代出现繁荣景象,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价值和地位也愈显突出.

以账簿物历形式表现的敦煌会计文书反映了当时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情况.如北敦02496(成字96)背面文书中记载的“唱衣”事件,即古代寺院举行的“拍卖”活动.《已亥年(939)十二月二日报恩寺算会分付黄麻凭》及部分会计文书中记载的寺院执仓僧人贪污、挪用寺院的常住斛斗的现象,以及其他敦煌会计文书中反映的当时的户籍制度、僧尼关系、买卖交易等生动而丰富的古代社会生活景象.正如唐耕耦先生所言“可以说如果研究敦煌文献中的任何一个专题,而不利用会计文书中的资料,几乎都将是不完全的”.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古代经济研究,如会计史研究、契约研究、财政赋税研究及其他社会经济研究等,但也常见于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研究、古代户籍及佛寺人员关系和生活状况的研究中.

二、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体现

(一)会计研究的宝贵资料

敦煌会计文书的发现为会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主要体现在会计史的研究中,但也有关于会计职务、财务管理、审计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国内最早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料进行会计史研究的是郭道扬教授,他在研究唐宋时代的会计时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证,考察了“账”字的涵义和使用、唐代的记账方法、四柱结算法的起源、唐代的原始会计凭证和会计报告及民间会计形式等会计史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敦煌文书整理水平的限制,郭道扬教授无法直接引用敦煌文书的残本原件,除部分引证来自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古写本照片之外,其余文书引证均来自刘复的《敦煌掇琐》和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根据对这些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郭道扬认为“唐代前期所用会计结算法,基本上还是三柱法.”但是,“唐朝中期已经有了由‘三柱结算法’向‘四柱结算法’过渡的迹象”.

随着敦煌会计文书整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韩国磐和杨际平对中国古代记账方法有了更新的认识.杨际平通过对《(吐蕃)巳年七月沙洲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的缀合及年代考证,证明《(吐蕃)巳年七月沙洲仓曹状上勾覆所牒》是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并进而推断四柱结算法的创立与推广运用,比郭道扬分析的时间要早得多,认为“唐代中期不可能是四柱结算法的初创时期,而应该是四柱结算法的推广应用时期.韩国磐进一步撰文,通过敦煌文书《□□寺豆课等账》、《乾元寺财物收支账目》、《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洲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及《吐蕃(巳年7897年)沙洲仓曹会计牒》几件会计文书残卷的缀合分析,对杨际平提出的观点在史料上进行了补充,提供了更多证明材料.可见,敦煌会计文书为确定四柱结算法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是会计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看似残破的文书,也许人们现在还无法确认四柱结算法的产生的真正时期.

台湾学者唐耕耦所著《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详细考察了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常住什物历、入历、破历、诸色人破历(含四柱式和非四柱式)算会牒,并对大量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的残卷进行了剖解和缀合.唐耕耦的研究依据几乎全部来自敦煌会计文书残本原件,因而其中的论述和史证充分丰富,真实详尽.同时,唐耕耦对敦煌会计文书所作的重新整理和缀合,也为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这里有必要提到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此书共五辑,对流散在各国(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的敦煌会计文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缀合.每件残片均附有原件影照和作者的识别、解释,成为敦煌学者研究敦煌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重要的参考文献.

敦煌会计文书不仅为会计学者提供了研究古代会计记账方法、会计报告形式的历史资料,还为人们研究古代会计职能职务提供了依据.如公文章、文澜对敦煌寺院的会计职务“直岁”进行的研究考察.他们根据敦煌会计文书,对“直岁”的职能、出现的原因、身份地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由于此时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已经出版,公文章、文澜的研究大量依据了《真迹释录》中提供的写本原件.

此外,敦煌会计文书还为研究古代财务管理提供了方便.王祥伟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和北京图书馆敦煌微缩影印资料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敦煌寺院的财务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为现代财务管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敦煌会计文书为国内外会计学家研究古代会计发展史、会计制度史、会计职能、方法等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依据.随着敦煌写本原件整理工作的推进,敦煌会计文书得以更好地整理和完善,将为日后的会计研究工作提供更方便、更充分、更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研究依据.

(二)古代社会经济研究的历史文献

除会计研究以外,敦煌会计文书应用最多的应属经济研究领域,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敦煌的经济研究,国内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研究敦煌经济的热潮.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敦煌会计文书都是其进行敦煌经济研究最主要的参考史料.谢重光在《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寺院经济的一批文书,比较具体地记载当时当地寺院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为研究寺院经济的极宝贵资料”.刘进宝在《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一文中也认为“利用敦煌文书,通过对归义军赋税制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唐后期五代经济史.这些文书记录帮助学者们充分地了解并研究唐五代至宋初敦煌寺院的赋税、职官、商品 货币形态、物价、宗教收入、手工业、种植林业、园囿经济以及私有地产经营、僧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情况.郑炳林以敦煌吐鲁番会计文书为史料,对唐五代敦煌时期的手工、种植业、园囿业、贸易市场物价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研究,勾画了唐五代时期农林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苏研究了唐五代敦煌的商品经济、私营经济、赋税制度和僧尼经济等情况；另有法国学者谢和耐、日本学者那波利贞都曾对敦煌寺院经济进行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经济方面的研究更是出现了繁荣景象,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促进契约制度及契约关系研究

随着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及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的出版,以敦煌借贷会计文书为基础的契约研究逐渐兴起.法国汉学家童丕对敦煌的借贷契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重点考察了5～10世纪不同时期借贷契约的发展演变,以及这些借贷契约所反映的敦煌农业生活、社会关系、商品交易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而童丕的研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一部分依赖于池田温先生和山本达郎先生的大作,另一部分依靠唐耕耦先生和陆宏基的释录.等另外,有些我们认为有用的文书,拙著已加以增补,而他们未注意这些字据”.可见敦煌会计文书在童丕的借贷契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童丕以外,余欣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研究了唐代民间信用借贷的利率问题,陈永胜探讨了敦煌买卖契约的法律制度,霍存福等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买卖契约的法律与经济关系.这些研究都用到大量的敦煌契约文书写本残卷,分析和研究了古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契约理论的发展、契约形式的演变等问题.敦煌会计文书和借贷契约文书的结合,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支持.

(四)为研究敦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情况提供重要的史料依据

会计的基本职能就是记录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敦煌会计文书从形式上看虽然只是一些账册记录,却反映和折射了当时各种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情况.这为社会学家研究敦煌吐鲁番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阶层构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研究涉及敦煌寺院佃户的人身自由、敦煌的寺户与僧官制度、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敦煌寺院中博士的身份与地位、吐蕃时期敦煌社会结构、敦煌净土寺与胡姓居民的关系等,研究中均大量引用会计文书作为史料证明.例如谢重光、白文固在讨论敦煌寺院僧官的财产分配处置权时,引用了北京图书馆藏字59号背<4>《报恩寺人户(团)头刘沙沙便种子年粮牒》.陈大为在《敦煌净土寺与敦煌地区胡姓居民关系探析》的研究中,参照了《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辛未年(911)正月六日沙洲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等约10余件敦煌会计文书,研究了敦煌净土寺与粟特裔民之间存在的多种经济交往活动,包括法事与布施、买卖交易、借贷关系、雇佣关系等.他认为“敦煌净土寺与粟特裔民关系密切,体现在他们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和社邑文书为我们研究净土寺与粟特裔民为主的胡姓居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除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研究之外,敦煌会计文书还大量应用于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例如敦煌的社祭变迁、敦煌的酒业、牧羊业、寺院的“出唱”(拍卖)活动等等.余欣在论证晚唐以后社祭在敦煌趋于没落这一观点时说：“我们还可以在官衙的入破历中,找到旁证.等我们在归义节度使府编制的人破历中,从未发现有关社祭的支出账目”.可见,敦煌会计文书对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冯培红在研究敦煌的酒文化时,也不止一次以会计文书为参考例证,因为“大量的敦煌寺院文书有许多用酒的记录,如《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某年(981－9827)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某寺诸色斛斗破历》、《壬午年(982)酒破历》、《光启二年(886)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入破历》、《庚子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等”.另据冯培红搜捡敦煌文书中记载到归义军酒司的约有7件,其中会计文书就有4件,分别是《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绫绢历》、《年代不明某某造瓦得物历》和《庚寅辛卯两年支出粟账》.

(五)为研究寺院佛教各种关系提供史料依据

敦煌会计文书中所记录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与寺院有关,因而为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的寺院佛教中僧尼关系及佛教团体状况等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资料.最早利用敦煌会计文书进行寺院佛教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他著有《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石畏经营》,对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石畏经营状况进行了发现与研究.郑炳林研究了敦煌粟特人与佛教关系,其中大量引用了敦煌会计文书作为例证.他的研究认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敦煌不但有大量粟特僧伤活动在佛教教团中,而且有许多粟特尼姑居住在各个尼寺.吐蕃时期敦煌粟特僧人势力在佛教教团中的发展是与粟特人信仰佛教分不开的.”这一论证中依据了大量会计文书记载,如《年代不明僧义英等唱卖得人支给历》等.在研究吐蕃时期敦煌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时,列有粟特人康秀华一例,认为“其先通过经商而发迹,富贵起来后再施舍大量财物给寺院”.这一推断是根据会计文书《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人疏》而做出的.

敦煌会计文书还为判断寺院中僧尼身份提供了依据,如郑炳林在研究敦煌粟特名僧康贤照时,根据《唐中和四年正月上座比丘尼体圆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以及《唐光启二年(886)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斛斗人破历算会牒残卷》的记载推断两算会牒中所载之康僧政应是康贤照.除此之外,郑炳林在文中论述粟特人对佛教的贡献,其与佛教教团的关系,在敦煌寺院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等问题时,都大量引证寺院人破历算会牒等会计文书.

敦煌会计文书还出现在敦煌寺院僧尼关系的研究中,郝春文所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有大量采用.郝著在研究敦煌僧尼的税役负担时,用到土地契约、会计文书等近10件,其中包括《天复四年(904)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净土寺人破历》、《吐蕃时期某寺破历》等,这些文书中记录了土地买卖典租、僧人日常饭食供应等情况.研究敦煌僧尼与寺院常住物什关系时,依据的常住什物历、点检历等共计29件.郝著研究敦煌僧尼与常住斛斗的关系更主要依据大量的入历、破历、入破历、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等,因“反映敦煌寺院常住斛斗情况的主要是敦煌文献中的寺院常住斛斗入破历”,这类文书“包含的学术信息十分丰富”.这里引用的人破历等会计文书共计约40余件.除此之外,会计文书还出现在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遗产处 理、各寺间经济往来与联系等研究中.

(六)户籍制度研究的参考史料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户籍残件和断片,这些残片部分是户籍记录,部分是会计文书记录,为史学家研究唐代户籍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早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如那波利贞、仁井田升、池田温等.其中尤以池田温的研究最为著名,他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译成中文后,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参阅,成为研究敦煌文书的重要参考文献.池田温关于中国古代籍账制度的研究中引用敦煌会计文书无数,其中部分文书被会计史学研究者再次引用作为会计史研究的证明材料.以敦煌会计文书作为研究依据的还有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姜伯勤的《唐代敦煌寺户制度》等.

三、敦煌会计文书重要史料价值的原因分析

敦煌会计文书成为研究会计史、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等重要的史料依据,与其产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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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书的形成年代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

敦煌会计文书形成于公元5～10世纪之间,即唐代中后期至宋初,经过了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达到了鼎盛.

1.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背景.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最发达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发展,唐代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和发展为历代王朝所不及.中国封建王朝一向重农抑商,唐朝尤其是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唐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从唐诗中也可见一斑“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在全社会重视商业的背景下,敦煌寺院僧尼与信徒、佃户之间的各种商业贸易行为也表现得丰富多彩,如借贷、租赁、买卖、施赠、唱衣(拍卖)等.此外,由于唐代实行更为宽松的土地政策,将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均田制加以改良,除放宽土地买卖限制以外,寺院僧侣道士、尼姑女冠均可受田,从而使得寺院与信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成为可能.敦煌寺院的商业活动,以土地为依托,衍生出麦、粟、油、面、麻、豆、布等各种商品交易对象,这些繁荣丰富的商业经济活动,在敦煌会计文书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

2.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环境.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这条商业通道在唐朝时达到了最高使用价值.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中心,也是商队、游僧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商贸团队、僧旅游客、艺人匠者,他们在敦煌不仅留下了珍贵的佛教经文、瑰丽的石窟壁画,还带动了敦煌寺院佛教、经济、文化的繁荣,在佛教地位倍受推崇的隋唐时代,为促进敦煌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宗教背景.敦煌会计文书真实记载了这一时期东西交流的异域宗教和文化思想,而其背面所记载的经文、论释亦对研究当时的佛教思想、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佛教寺院的特殊社会地位.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寺院文化,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早已不是“去世资财,乞求足矣”的苦行僧寺,由于隋唐统治者推行佛教复兴政策.佛教寺院规模急剧扩大,有唐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同时,佛教寺院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寺院经济因此而极速膨胀,至唐代后期,甚至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除土地之外,寺院还拥占有房产、佃人、店铺等大量财产,为寺院从事布施、借贷、租赁等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实的物质基础.敦煌寺院作为东西方佛教传播和交流的中心,在隋唐佛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与中原寺院相比毫不逊色,在与信徒、佃户、往来商旅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寺院经济和文化特色,在敦煌会计文书中,寺院的经济规模和文化特色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特殊的记账方式

1.单式记账发展的最高水平.现有的研究已证明,“四柱结算法”最早产生于唐代,其史证便来自于敦煌会计文书,另据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整理,敦煌会计文书中近半数以四柱结算法记账,“四柱结算法”代表了单式记账法的顶峰时期和最高水平.在簿记发展史上,“单式簿记演进的历史跨度最长,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然经济存在多少个世纪,单式簿记的历史演进过程便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敦煌会计文书尽管采用的是较为原始的单式记账法,却是单式记账法发展的顶峰时期和最高表现,它在反映和监督5～10世纪敦煌社会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对经济发展、文化表现及社会状况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2.科学与原始的统一.敦煌会计文书采用的是极为原始的单式记账,与现代意义上的复式记账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正是这种原始的记账方式,完整地保留了经济业务发生的基本原貌,能够较为具体地反映经济业务发生的背景、内容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又使其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完整的记账内容为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研究提供了充分详实的原始信息,记账的科学性保证了研究依据的客观与可信.科学与原始的辩证统一,使敦煌会计文书具有了客观、真实、详尽、充分的史料研究价值.

敦煌会计文书不仅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体现,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印证与宝藏,它的发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及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依据.随着敦煌会计文书的重新整理和缀合工作的不断发展、完善,尤其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得以整合,现代的研究者具备了更好的研究条件,敦煌会计文书也将为各个领域的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