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会计防腐溯源

本文是一篇宾客论文范文,关于宾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关于我国会计防腐溯源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适合宾客及会计监督及会计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宾客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一、《周礼》中相关词汇概述

（一）《周礼》概述 《周礼》是一部始见于汉的西周官制类儒家经典,其蕴含的正义、正当、适宜性原则等思想涉及朝廷至乡野规制的诸多方面,是当代社会进行防腐制度性研究的溯源经典.

（二）《周礼》中的 “九赋”、“九贡”、“九式” 《周礼天官》概括为“六典”、“八则”、“八法”、“八柄”、“八统”、“九赋”、“九式”、“九贡”、“九职”、“九两”等十大法则.其中“九赋” 是按照地域划分的九种赋税的来源,《周礼天官大宰》：“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前六种赋税是按地理位置远近,分别征土地产物税；关市之赋征商旅税；山泽之赋征矿、渔、林业税；币余之赋征收不属以上各类的其他税赋.

“九贡”指以特产的实物缴纳代征收贡物的九种类别,具体为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和物贡.

“九式”分别为祭祀之式,宾客之式,丧荒之式,羞服之式,工事之式,币帛之式,刍秣之式,匪颁之式以及好用之式.其中,由秋官掌管的宾客之式,是关于宾客宴请之类的支出；羞服,指衣食住行等日常支出；工事,即器物、军队之类的支出；币帛多用于邦交、祭祀,也用于王公子弟娶妻冠子之类；刍秣,即喂养牲口的草料等支出；匪颁,即为赏赐,多指给予宾客的奖赏；好用,郑玄注译为“燕好所赐予”.好用与匪颁的联系和区别在于,两者都是赏赐之物,但好用多指宾客宴请上的赐予,匪颁多为平日的赏赐.

（三）《周礼》中的“宴请赏赐” 从“九式”纷繁复杂的支出项目中不难看出,关于宴请和赏赐的支出占了绝大部分,明文规定的就有祭祀之式、宾客之式、丧荒之式、币帛之式、匪颁之式、好用之式共计六项之多,约占“九式”的百分之七十,可见当时宴请和赏赐支出的科目之多、数量之大,风气之盛行.

（四）《周礼》中的“税赋会计” 我国古代把对一定阶段收支的汇总考核谓之“会”,零星核算称之“计”； “会”、“要”、“成”为当时最基本的财务术语,关于“会”《周礼天官大宰》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会”,《周礼天官小宰》“五日以叙受其会”； 关于“要”《周礼天官小宰》记载 “月终,以官府之,受群吏之要”,《周礼秋官职金》“入其要”,“要”与“会”相对,“会”为一年的财务文书,而“要”则为一月的财务文书；关于“成”《周礼天官宰夫》记载“旬终,则令正日成.”《周礼天官酒正》“酒正之出,日入其成”等等,“会”、“要”、“成”为税赋会计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基础.

“九贡”、“九赋”全面详实的税收来源记载,包括两种收入形式：一是王室的直接收入,即国内税“九赋”；二是诸侯国的纳贡,即进贡税“九贡”,它们规定了王室收受各地赋税的内容及种类.周王朝提出“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稽功会事诛赏”、“岁终则会政致事”、“会其行事”等,蕴含了古代的税赋会计考核、监管等的最初职能.

二、《周礼》中的“宾客之赋”

（一）古代宾客宴请的重要性 沈刚（2004）认为,客又称宾客,专指与主人相对的另一类人.王伯祥先生认为“宾客中受尊礼者.盖自舍人拔尊以为上客也.”徐方（2008）认为,宾客的重要性在于足智多谋而衷心保主、忍辱负重而成就大业、舍生取义而知恩图报、大智大勇而宽仁爱国等.杨宁宁（2006）认为宾客的重要性在于智勇仁达,忠心耿耿,侠义报恩等.古时救主家于危难的重要宾客就包括孟尝君宾客冯谖,信陵君宾客侯嬴,平原君宾客毛遂,燕太子丹宾客荆轲,商鞅秦孝公宠臣景监宾客商鞅,齐将军田忌宾客孙膑,赵宦者缪贤宾客蔺相如,李斯秦相国吕不韦宾客李斯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宾客的重要性从侧面反映了古时中国宾客的重要地位.

（二）宾客宴请的税赋支出 杨宁宁（2006）认为宾客是具有以下特征的人,一是寄食于富贵人家,二是为所寄食者服务.李裙平（2001）认为广义的“宾客”包括了刺客、食客、侠义客、客卿、客将、纵横客等等.他们以主家的奖赏、恩赐为主要生活经济来源,“宾客宴请”类支出是维持主宾关系的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利益纽带.

三、《周礼》中体现出的早期腐败萌芽形态

（一）管理层面 （1）主家对宾客奖罚随意性大.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宾客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人才资源,主家对宾客的管理和要求相对较少,甚至对立功的宾客奖赏无度,这不免埋下了骄奢淫逸的祸根.（2）宾客挥霍奖赏钱物,滥用主家地位.宾客借主家作为跳板,有的为了富贵荣华,步步高升；宾客中也有不少鸡鸣狗盗之徒,他们有的张扬跋扈、偷奸耍滑,甚至欺压百姓,大肆挥霍钱物,形成宾客间相互攀比赏赐、恶意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大多数宾客家生活艰难但心高气傲,故而追名逐利成为他们的主要价值取向,有的宾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借助显臣贵族之客的身份为所欲为,甚至假借主家之名收刮百姓,抢占土地,滥收徭役,滥收赋税等,形成了巧取豪夺、官宦贿赂、苛政搜刮、枉法的最初腐败形态.

（二）人性层面 （1）主家对宾客的占有欲.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们为了争夺各自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就不得不开疆拓土、招揽人才、笼络人心,正所谓“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西周贵族争利的方式无非：官、爵、禄、奖、养.前三种属于政府行为,后两种更多的是私人行为所以宴请、赏赐和豢养成了贵族笼络人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2）宾客对主家的利用欲.西周时期的宾客多以主家的宴请赏赐为生活必要经济来源,他们选择投靠主家供人差遣的生存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得到保证的同时,还受到主家的礼遇,为日后富贵升迁做好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以宾客为晋身之阶当时确实是一条便捷高效的途径.

（三）知识道德层面 （1）主家缺乏必要的理财思想.就会计而言,善于理财就是义,可谓知识道德.南宋叶适有言“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 西周时期主家对宾客宴请赏赐记录少,且没有较为统一的记录习惯和记载模式,这种“花花公子式”的理财只讲究投资,而不考虑实际成本和积累,不讲究财物的奖赏成本和方式,使得宴请赏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极为低下,甚至助长了腐败的不正之风.（2）宾客对财物索取的道德感下降.在权势和利益面前,有些宾客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滑坡.宾客道德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源于历史,“合则留,不合则去”是不少宾客的行为准则,“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的宾客价值观使得他们在获取赏赐财物是更为自我化、功利化,不合理化. （四）社会层面 （1）社会转型动荡期主家疏于管理.后世的李平则将“势”与“道”的演变,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宾客们在各个主家间奔走,选取自我利益的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宾客们为自高身价,肆意追求待遇,而主家在自身难保的境况下,不免为了留住人才不惜违背宗法,甚至纵容宾客的肆意敛财行为.（2）社会转型动荡期宾客乘机敛财.随着社会转型,宾客的地位低微化,更为喜好虚荣,逐渐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性,变成附性越来越强的“私客”、“奴客”等,乘乱敛财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也反过来加速了社会动荡与不安.这一时期宾客行为的狭隘性,导致了宾客任性肆意妄为,无视社会基本道德,无视价值理性,造成了无标准、无原则的盲目行为,宾客道德感下降,加之主家对宴请、赏赐监管不力,导致大量财物外流,这些人为因素和物质因素形成当时腐败的最初基础.

四、《周礼》中体现出的早期会计防腐措施

（一）收支、出入相匹配 在《周礼》中,分别对国内税收和进贡类税收的收支有如下专门记载.《周礼天官》中关于国内税收收支的记载,“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周礼天官》中关于进贡类税收收支的记载,“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关市之赋”是“九赋”中税赋的来源之一,“膳服”则是“九式”中对应的去向；“邦中之赋”是“九赋”中税赋的来源之一,“宾客”则是“九式”中对应的去向,据此类推,其余的七种也分别对应国内税赋的来源与去向.而“邦国之贡”是“九贡”中税赋的来源之一,“以待吊用”则是对应的用途类支出,据此类推,剩余各项也分别对应进贡税赋的来源与去向.这在会计记录和记载规则上要支、出入相匹配,形成了三柱结算法的最初形态,也大大防止了入不敷出以及过度消费的腐败滋生.

（二）专款专用 “九赋”和“九式”具体的税收收入明细摘 要 和财物支出明细摘 要 体现出专款专用的要求.“关市之赋”的收入只用于“吊用”之类的支出,据此类推,其余各项分别对应各自的专项用途,不能超额支取,更不能肆意挪用.

（三）专人管理 杨宽（1999）认为《周礼》在所述许多中下级官吏中仍保存有大量日常宴请的真实史料；张亚初、刘雨（1986）认为《周礼》天官六十四官,与西周金文有类似、相同者共十九官,其中起居宴请类职官占据十五官；地官八十官有二十六类官,起居宴请类职官十三官；春官七十一官有十三类官,起居宴请类职官五官；夏官七十四官有二十七类官,起居宴请类职官八官；秋官六十七官有十一类官,起居宴请类职官六官.总计《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类似、相同,而其中日常宴请类职官占据五十二官,是《周礼》所记王室日常起居、宴请类职官的三分之一.可见当时宴请的收支之巨大,人数之众多,管理层级之高,影响之广泛.《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太宰之职,以九职任万民.”即对广大百姓、宾客、权贵进行社会分工,各施其职.唐代杜佑有言 “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

据《周礼》记载“冢宰”下设小宰、司会,其中司会行使总会计职责,小宰掌管财物,小宰又下设宰夫、大府之职.大府掌管国库,宰夫掌管审计事务,“司会”与“小宰”有明确的分工,另外,会计部门内部设司书、职内、职岁、职币四种官职分别执掌财务与出纳.《周礼》记载,“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楚令,叙群吏之治.”《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郡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宰夫具有司法监督类性质,宰夫、大府,将会计与审计进行分离,形成不相容职务的分离思想的的最初理念,这在很到程度上增强了管理的科学性..

（四）定期、交互考核 周礼要求对各项收支进行全面考核,《周礼地官》记载,“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逆群吏之征令”.“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据郭道扬先生考证“九府出纳,统由司会监督”,“司会”负责会计报告、定期稽查以及交互考核等.《周礼天官司会》记载的西周的交互考核制度为“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周朝的会计类专职“司会”,它所属的职内、职岁、职币三个部门分别掌管收、支、余的计算与核对,职内还对官府的财用支出进行考核,司书则负责全面核算,司会对其所属的四个部门交互考核,它们之间形成了早期会计防腐的统一控制和内部牵制的机构制度性萌芽.

五、《周礼》中防腐观念对后世的启示

（一）会计制度应该与时俱进 （1）会计监督应该成为一种专业的防腐技术手段.经济腐败都直接或间接与会计相关,会引起非正常的资金运动.因此,强化会计基础监督的社会职能,可以有效为预防腐败提供技术支持.把会计监督的基本技术和方法整合统一到防腐的目标下,使会计防腐监督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2）会计数据为防腐提供科学依据.《周礼》中在会计报告思想方面,明确了会计的报告形式、提交时间、主管部门等；此外,在登记账簿时,要有经济凭证作为依据；结算方面形成了三柱结算的简单雏形；核算分为了明细核算和汇总核算等,这都为防腐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和会计数据的真实准确性提供了依据.

（二）制度的实施监管要到位 （1）促进专业防腐监督机构的形成.西周各级官吏在

本文是一篇宾客论文范文,关于宾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关于我国会计防腐溯源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适合宾客及会计监督及会计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宾客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三）强化文化道德的建设 （1）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防腐,在各方面讲求“平衡”.西周会计中,出现了以交互考核制度为主的内部牵制关系,使得出纳工作分由职内、职岁、职币三个机构负责,实现收入、支出、节余三者间的相互控制与平衡.会计防腐的平衡不仅是借贷、收支、出入的平衡,更讲求制度运行及伦理道德的平衡,它能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避免产生破坏制度的行为,表现为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约束与激励的平衡和统一.（2）为人处世讲求“忠信”,“自律”以防腐.从防腐的主体看,良心是防腐活动主体行为的调节器.防腐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是技术性、经济性、管理性融为一体的有机活动.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把良心区别为：行为之前的良心、伴随行为的良心和行为之后的良心.因此,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发挥防腐良心的作用,增强忠信、自律已达到有效防腐的目的.约束腐败行为主要包括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当制度约束出现滞后性时,伦理道德的广泛性、灵活性作用则更为显著.倡导“制度化规范力量”,防腐伦理制度化、规范化、明文化、法律化应该成为社会防腐发展的新要求.（3）防腐要与“中国特色”联系起来以实现“中国梦”.目前,我国逐步形成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多位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防腐监督体系.我国的会计防腐力求设置合理、制约有效,使各监督主体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形成了整体合力,实现新时代防腐、的中国梦.“标本兼治”、“正本清源”,2012年的《中国的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等的“五反”运动,要坚决打击腐败分子,积极优化整合各种防腐技术力量,力争形成标本兼治、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