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眼与科学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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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1967-）,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曾获“西南铝教育奖”（2008）,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出版著作三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50余篇,发表报刊评论1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

1959年5月7号,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在里德讲座上作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演讲：两种文化.由此正式拉开了科学与文化之间纠结的历史序幕,这个演讲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科学与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蔑视,以及双方之间从合作走向分道扬镳的尴尬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是近代科技取得辉煌成就的表征,由此带来的潜台词就是工业化以后,人文知识可以终结了.事情真的如看起来这么简单吗?科学是否可以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而不再需要它的思想土壤?时至今日,54年前的魔咒仍然没有,境况甚至比斯诺时代更糟.

为了尽量完整地展现科学发展的宏大历史画卷,还是让我们安静下来,耐心地追溯科学起飞时的文化场景,这可以避开那些无谓的争议,从宏观层面上看到科学大戏的前世今生.回顾近代科学兴起的四百年,仅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就不难发现,任何一次科学中心的转移都是思想先行的产物,比如第一个科学中心产生于16世纪的意大利,那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文艺复兴的伟大贡献在于重新发现人和自然,由此自然和人以一种新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赞美上帝的一种方式；第二个科学中心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那是哲学家霍布斯、培根、洛克活跃的时代,经验主义哲学得以确立,由此才有了牛顿的横空出世,只要我们想到1687年牛顿的那本改变世界的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什么不叫物理学原理而叫自然哲学,不难理会其中的意蕴；第三个科学中心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的巨人们在人类精神生活的舞台上点燃思想的火炬,以耀眼的光芒照亮一个时代的天空,基于此,才有了法国科学界的群星璀璨之科学盛世；第四个科学中心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原本落后的德国经过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哲学家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洗礼,在这种思想的激烈冲撞下,才有了影响后世的德国大学改革,由此也带来了德国科学的全面崛起.英裔德国历史学家和化学家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 ,1840-1922）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描述：我不能设想,没有哲学的、历史的和批判精神的帮助,仅仅采用精密研究方法就能那么有效地引起这场改革.这种精神早在精密方法被普遍引入德国之前,就已成为德国思想的一个独特的特征；第五个科学中心是出现在20世纪的美国,时至今日,美国仍是世界的科学中心,目前还看不出有转移的迹象.这源于19世纪后期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等创立的美国本土哲学：即实用主义带来的深远影响.

简短的回顾,不难发现任何科学的勃发都是思想繁荣的产物,反之亦然,思想贫瘠的时代与地区,科学的发展都是羸弱的,很难有真正伟大的科学成就出现,更遑论科学奇迹的发生.只要想想17世纪中叶,英国人在新的思想资源激励下奋力在科学领域开疆拓土之时,我们的清朝人（1644年入关）却在千方百计地加固思想的栅栏,你能指望从这种氛围中产生出伟大的科学成就吗?科学是思想自由的孩子,它很娇贵,也很稀缺,它对条件的要求总是很苛刻的,但它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的力量.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必须让思想自由,这是我们为了获得科学之树上的果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舍此无他!

科学之根从来没有离开过思想的土壤,只不过因为走得太久了,人们已经忘了其根的存在而已.从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到这种规律,20世纪获得世界影响的著名华人科学家大多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个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概念框架来自于新文化运动提供的思想资源.20世纪后半叶,由于思想的严格控制,华人科学家的认知框架被严重制约了,故而无法出现大师,也就是思想贫乏的必然结果.

那么从微观层面上看,思想是如何影响科学的生产的呢?为了简化论证,我们仅从思想的重要来源――哲学说起.哲学对于科学来说真的是鸡肋吗?首先我们来看看哲学能够提供什么.

哲学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一套坐标系,这套坐标系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三个维度：真假之维、伦理之维、审美之维.真假之维处理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它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真理；伦理之维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它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至善；审美之维处理的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它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愉悦.我们每个人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树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坐标系,然后用它来确定我们的行动与生活,并以此维系了社会的共同秩序；同时,每个人又都用属于他自己的那套坐标系,来测评与修正自己的行动和社会秩序.这个认知路线图也印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1924-1967）在1958年的伟大发现：观察渗透理论.汉森发现的通俗说法就是,任何人的观察都是受观察者内在的背景知识和信念影响的,客观的观察并不存在.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样的理论和信念,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没有理论你什么也看不到.理论的重要性无需多言,还可以引申一下：一个掌握先进理论或信念的人与一个拥有落后理论或信念的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种认知差异是不可通约的,即双方无法实现有效的交流与沟通.这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s Samual Kuhn,1922-1996）在1962年的发现.西方人经常举的例子是：当第谷和开普勒共同站在山顶上欣赏夕阳落山的美景时,这个景象在两个人内心中给出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第谷由于是地心说的信奉者,他认为这是太阳绕地球旋转的结果；而开普勒是日心说的信奉者,他认为这是地球自转的结果.由于理论的的差异,这两个人的解释高下立见.由此,不难发现,一个进步的理论或信念框架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社会与自我是何其重要.问题是每个人的坐标系的最初思想资源来自哪里呢?毫无疑问是他所处时代与地域的哲学理念.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坐标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规则的混乱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此时唯一的要务就是在混乱中最大限度地求生.基于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其一,如果一个社会的坐标系处于低水平状态,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是一个发展程度比较低的社会,个人的思想也处于低级阶段；其二；这个社会里形塑的人,其认知框架也是由低坐标系建构的,其创造力自然也是很低的.毕竟创造是一项高度综合性的活动,它需要多项能力的支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资本主义是道德文明要求比较高的社会.基于此,近代科学才能在西方发展起来.这同样可以间接证明李约瑟难题出现的根源所在,即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深层原因.造成一个社会的思维框架水平低的原因有三种：其一,三个维度都刚刚起步,甚至没有发展起来.比如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贫乏,故而坐标系中的真假之维很难发展、或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导致古代社会的思维框架整体处于初级阶段；其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推动了整个社会对真理之维的渴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其三,由于坐标体系的三个维度之间不匹配,导致坐标系的整体结构出现畸形.当下中国社会的思想坐标系呈现出一维较强（科学）,其他两维比较孱弱（伦理与审美）的局面,由于三维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导致科学发展后劲不足,以及整个社会出现失范现象.片面追求功利主义的效率,无视伦理与审美的短板,甚至纵容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严重落后科学之维,这种认知模式会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曾说：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此言不虚.

如何促进三个维度的协调发展,这就需要一个时代贡献它最好的哲学.没有一个先进的哲学,很难想象这个社会会有比较高水准的坐标系.而长期生活在一个低水平坐标体系下的人,也很难想象会有较高水准的内在坐标系,因此,也就很难做出更高水准的创新活动.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1889-1943）曾说：如果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形式世界的形而上学,那么科学的方法论就是纯粹思想的方法论.支撑近代科学兴起的三大利器：数学、机械论和唯物论,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推论：哲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也是社会秩序比较好的地区,同样更是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地方.

一个人的科学之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需要其他两维的支撑,否则是断然难以维持的.比如我们都说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呢?其实真理关涉存在者的自由.那么什么是自由呢?这是很形而上学的话题,按照哲学家康德的说法：自由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不存在约束,而是积极意义上的自主开始的可能.从他律走向自律就是自由在个体身上的实现.如果不明白这个哲学道理,真理之维是无法走向深远的.正如《圣经》上说：汝当知真理,真理令汝自由.我们不妨看看爱因斯坦（1879-1955）的一生,年之少时喜欢马赫哲学,及至中年,提倡理论的简单性.其实简单性是一种审美之维的需要,他拉小提琴同样也是审美的需要,这些能够带来内心的愉悦,因而有助于扩展真理之维.毕竟,理性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是审美意识的发展,它在对这种意识的征服以及多多少少的毁灭中发现自己的第二个阶段.这也印证了康德的从感性、知性到理性的认知发展阶段,否则,哪有一下子就找到理性生活的捷径呢?爱因斯坦为爆炸造成的破坏感到自责,认为自己对此负有伦理责任,临去世前还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恰恰是这种对伦理之维的关注,彰显了人类在有限理性背景下的尊严和荣誉.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宰制下,效率优先成为第一金律,此刻又有多少人关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行为离道德的目的越来越远,离经济的目的越来越近,我们终于在快速奔跑中成为我们最初所反对的那个人,在无反思的热情中终于落入平庸的罪恶的圈套.正如科林伍德所言：思想与行为,真理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试问,我们又有哪个科学家有如此情怀敢于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这样的追问与反思?缺少这些又怎能成就伟大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之维的高低决定了科学家的境界和科学的思想根基.

总有人以揶揄的口吻说：哲学有什么用?尤其是在所有学科之上高耸着功利的世界,而在功利世界之上又矗立着义务的世界的当下,哲学是无用的.但别忘了,哲学是思想的前沿,是思维向未知世界的永恒探索,是思维永无休止地为自己设置新难题的行为.抛弃这些,我们的精神生活还剩下了什么?我时常玩味法国哲学家萨特的那句名言：无神论是一项残酷而漫长的事业.诚哉斯言!

套用一个康德的句型结束本文：没有哲学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哲学是瘸子.